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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元甲，人们称他为“盔甲”，在越南还和法国人战斗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一个活着的神话。奥莉娅娜受到了他的接见，进行了三刻钟的采访。就像之前那样，每当要采访一个人的时候，她总是会精心去做准备，读大量的文章和他的传记。武元甲总是在战斗，从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如此：同日本人战斗，同法国人战斗，最后和美国人战斗。一个细节让她深为所动。武元甲的第一任妻子——波洛克，一九三九年，为了掩护他逃跑，在中国被逮捕。几年之后，她在一间经常被老鼠侵扰的牢房中死去。奥莉娅娜确信就是这件事，让他如此传奇且固执地去战斗——出于为她复仇的愿望。在采访过程中，武元甲拒绝使用录音机。她就像翻译一样做着笔记。在对比两份叙述之后，诞生了这篇文章。但是在准备好她的文章之后，官员们交给她三张精致的犊皮纸，上面是他们唯一批准她发表的一篇文章。她也照他们所说的那样做了，但是文章发表时，他们指定的那篇后紧接着就是她自己的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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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武元甲的采访，在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欧洲人》发表之后，这篇访谈被欧洲和美国的主流报刊转载，就像此时她其他的文章那样。奥莉娅娜得以同那个时代最神秘的男人之一见面，一个活着的从来不接受采访的传奇人物，并且让他说了一些他从来没有提过的事情。这是她第一篇伟大的独家政治报道。弗朗索瓦还记得：“她最成功的采访之一，就是对武元甲将军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他承认对美国人发动的春节攻势是越共的一次失败。让一些越共渗入南越是一个错误。而他，武元甲将军，没有任何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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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获准会见两位美国飞行员战俘。结束对他们两人的采访后她十分失望，她确信他们被强迫回答狱警已经提前给他们准备好的答案。第一位战俘，较为年长的罗杰·英格瓦尔森，不久之前才被投入监狱，看起来肌肉依然健壮，肤色金黄。他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回答她的问题，没有泄露自己的任何情感。第二位战俘，罗伯特·弗里斯曼中尉，深深地触动了她。他已经被关入监狱一年半，她觉得他已经十分消瘦和胆战心惊，现在他几乎听天由命了。在和他打招呼之前，奥莉娅娜从他那里获知了他妻子的地址，向他承诺会找到他的妻子，告诉她关于他的消息，特别是小心地告诉她在被捕的这段时间，弗里斯曼受了很严重的伤，一只胳膊已经畸形。关于他的这篇采访，也被美国的报刊转载，引发了广泛的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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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当弗里斯曼被释放的时候，她在机场欢迎他的回归。她叫着他的名字，在记者群中给自己开路。他的妻子通知他奥莉娅娜的到来，但是他只是看着奥莉娅娜，低头打了一个招呼。他拒绝见她。在奥莉娅娜的坚持下，他两次派自己的妻子去见奥莉娅娜，但是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奥莉娅娜写了一封公开的言辞激烈的信件作为回应，信中她谴责了他不敢承认，特别是关于狱中条件的事实，他讲述的和当他在越南人的威胁之下所说的完全不同。她还指责了在她看来他最为严重的罪行：缺乏勇气。她在北越写的所有文章都是批评共产政权的，在意大利这也给她招致了很多攻击。左派媒体称她为亲美主义者，完全忽视了她在南越的报道文章中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对美国进行批评的。“即使反对在越南的美国人，但这也不能阻止我讲出我在河内发现的那些不好的事情。恐怖的斯大林主义，恐惧和压迫盛行。我很确定，在胜利之后，他们将这种主义带到了整个越南和柬埔寨。我是唯一的女性记者，唯一记录河内真相的记者。这是一九六九年，所有来到这里的记者都很清楚地看到了我在这里看到的东西。但是他们并没有记录下来。很明显地，我也因此受到了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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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名麻烦的记者，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得罪了所有的人：对于意大利左派来说，她是一名保守主义者，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她是一名带有破坏性、颠覆性的人物。美国军队的新闻官员巴里·佐西安也多次在西贡把她叫到办公室。“他想通知我，他收到了一份关于我在越南写的文章的报告，然后小心翼翼地向我宣布，这些文章他并不喜欢。‘亲爱的，你是共产党吗？’‘不是，巴里。’‘很多人都说他们不是共产党，但事实上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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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报道越南战争直至战争结束。在给母亲写的信件中她也时不时地承认她已经筋疲力尽：“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这么疲惫过，也从来没有感觉这么低沉过。可能是在前线的那几次停留，两次和南越人、一次和美国人长期相处，确实令人筋疲力尽：在军用卡车和吉普中的颠簸，在直升机和其他地方紧绷的神经……这些都无法避免，或许这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事实上，我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在我自己的床上睡觉。”没有什么东西能迫使她回到前线。现在的她已经名声大振，而且也很富裕。她可以就此打住，靠利息生活。但她不是这样长大的，对她来说，生活要有使命和理想。“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足够出色。”多年之后，她这样说道，“我的工作十分艰难，但我依旧做得很好。我要活得出彩，以证明自己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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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回纽约，她都会在意大利做些停留，给家人带一些礼物：给父亲准备的一株植物，给妹妹们准备的丝料，还会特别给母亲准备一点东西。“作为纪念，我给你带了一块最漂亮的桌布，这应该是你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桌布。”有一次旅行的时候，她膝盖上放着一株越南甘蓝，她想要带给她的父亲，让他种在他们在格来维的收藏园中。“我把它从河内带到了柬埔寨，又带到了金边，从那里又把它带到曼谷，然后是新德里、卡拉奇等。每次中途着陆，甘蓝总会发出更臭的味道。因此我总是将它装在透明袋子中。当我抵达的时候，它几乎已经腐烂了，爸爸问我是不是疯了。另外，这就是一棵在托斯卡纳也到处都是的普通甘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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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线的时候，她用行动证明了她的勇气和性格。一位同事还记得，在被南越人和美国人占领的一座城市，战斗过后出现了罕见的宁静，此时南越人和美国人正在进行扫荡。她们坐在一起，脚靠在墙上。一位流动小贩在她们眼前停下，用法语和她们交流，并给她们提供了一些饮料。她们抽着烟，喝着饮料，在一片安静中听他讲述着。突然，几个美国士兵从一辆吉普上跳了下来，抓住了这个小贩。他们坚持认为这个小贩是越共，并且还给埋伏在废墟中的狙击手提供信息。奥莉娅娜试着阻止他们逮捕他，她和士兵们吵架，要求他们到指挥部那里。“指挥部官员在我们一冲进去的时候就愣住了，他知道这个女人是奥莉娅娜。他熟悉她的文章，也知道她同美国和南越指挥部的关系以及同法新社的关系。他尽量试着彬彬有礼。但是她就像在宗教法庭一样讲述事情。美国人对待战俘就像对待奴隶和受刑者一样。上尉试着平息她的怒火，向她保证，在监狱中并不会出现什么不好的情况。他们仅仅是要问他一些问题。她说道：“好的，问他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能碰他。明天我还会回到这里，后天会，大后天也会。如果他身上有一处伤痕，一处青肿，你们会后悔的。”奥莉娅娜就是这样做事的。她不能忍受不正义和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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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新社巴斯德街的办公室中，再也没有弗朗索瓦了。这里新的主编叫简·路易斯·阿诺，他十分缺乏耐心。“有一天我站在门口，敲办公室的门。她带着电传打字电报机来到这里，然后自然而然地，她需要比别人先发出新闻消息。突然地我也控制不住我的脾气，大声叫道：‘奥莉娅娜，你出去！’我可能是吓着她了，因为几天后，她对我说：‘你知道从来没有人将我撵出去过吗？’”在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阿诺总是带着微笑。“她知道她让我变得无法忍受，但她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令你不会感到厌烦。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对于这一点，人们只能羡慕她。我觉得在越南，她从来没有失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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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美国军队进入了柬埔寨，开辟了另一条战线，重新开始轰炸河内。尼克松未征求议会同意，自己做了两个决定。奥莉娅娜十分气愤，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将这种气愤表达出来。她向报社要求去柬埔寨，去看一下这场似乎永远不会结束，反而像癌细胞一样蔓延的战争。她讲述了美国士兵令人作呕的行径，他们吸食大麻来抵抗恐惧感。作为一种真实的声音，她控诉美国人派遣再次入伍的人去战斗，而不是志愿者。她对一位美国中尉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他允许她在文章中标明他的姓名，并且在录音机前说了很长的时间：“你看到了吗，如果我能从这里活着出去，我会阻挠我的政府。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后悔派我到这里来了。”她还采访了两名北越战俘，他们两人让她十分感动。她也十分同情他们，因为在柬埔寨没有北越的正规军，因此没有人介入进来营救他们。“他们才是越南战争中真正的殉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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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开始同北越进行和谈的时候，她卓有成效地对日报的读者们讲述事情的进展和谈判进程。基辛格在巴黎会见了北越人，和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美国军队将从越南撤退，双方停火，互相交还战俘，向和平选举过渡，开始允许北越人进入南部。奥莉娅娜向读者解释事态进展的每一个细节，特别是那些让人并不舒服的真相，也就是美国人的撤军其实就是一种败退的事实：“基辛格很清楚他这是在投降，因为除了投降之外，他们别无他法。基辛格接受了北越人提出的所有要求。他清楚，最多需要五年或六年，西贡就将在共产党的掌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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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九七五年四月，北越人确实进入了西贡。奥莉娅娜当时并不在场。因为母亲生病，她不得不在几日前回到意大利，她害怕晚了的话会被拦截在越南。但她还是能够照常给日报的读者讲述政权垮落那几天发生的事。她说整座城市都在等待它的结束。她讲述了她的一个女性朋友，恳求她给她随便找一个外国丈夫，以便能够获得出境签证。前总理和副主席阮高祺，想要为两百万人获得离国许可。旅行社被一群歇斯底里的人入侵，他们翻找签证或者相关证明。大部分的外国人都已经离开，大使馆空空如也。现在这里只有四家国外新闻机构和六十多位国外记者，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自由。最新的消息出自四月二十八日，他们通知抵达河内的军队已经进入了图多路、巴斯德街和从里路。对于这座城市的结果，奥莉娅娜毫不怀疑：“只要战争还继续，共产党人永远是光芒万丈的，但是他们一旦取得胜利，行为就将变得令人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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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14 一个少言寡语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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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unmo di poche pa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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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人是在我成年之后遇到的最美好的男人。”关于弗朗索瓦，奥莉娅娜如是写道。越南战争赠送给她的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名气——那时候她已经是国际知名记者，也不是战地记者的身份——这为她采访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强权人物开辟了道路，而是这个少言寡语的男人。他脾气暴躁，但很理解她，尊重她，只要他想，他就可以成为她一生的伴侣。他们之前的关系持续了五年时间，一直到一九七三年。那伟大的爱情，却被一个深层的问题所困扰。弗朗索瓦已经结婚，并且是一个天主教徒。在他的家族中，没有人离过婚。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摧毁了奥莉娅娜。四十年后，当弗朗索瓦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承认那是一个令人备受折磨的选择。“我为自己没能离婚而惋惜。奥莉娅娜当时确确实实是想要一个家庭和几个孩子。她相信戒指所象征的意义。如果我当时离了婚并娶了她，她的人生应该会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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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知道他们随时可能被杀，这让他们两人无暇顾及两个人的感情冲突。“每小时、每一天都要面对死亡，这让每一份情感都变得弥足珍贵，每一种食物都变得更加美味，每一份友情都变得更加牢固，爱情则更加刻骨铭心，喜悦也更加酣畅淋漓。”但是当弗朗索瓦和他的家人搬到里约热内卢后，事情变得艰难起来。他们两人不能一块儿生活了，也不能一起在卡索来的乡下庆祝节日。在卡索来，她会定期地和自己的家人相聚。只有一两次的机会，奥莉娅娜将他带到了自己托斯卡纳的家中，宽慰她紧绷的神经——那是由于他的工作带来的短暂分离导致的。在那几年，她给自己的一位女性朋友写道：“看起来，我的假期还是会像往常一样复杂，因为我总是想在假期中去很多的地方——我妈妈那里，还有我的男人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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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她表示了自己的独立，然而另一方面，对她来说，婚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那段时间的一份笔记中，她写道：“我没有结婚，也从来没有考虑过结婚。即便是面对爱了我多年的男人，连我自己都觉得可以结婚的时候，我也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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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是出于她浪漫主义的天性，即使她有着自由女性的想法，即使她信念坚定、居无定所。就像当时和阿尔弗雷德在一起的时候一样，和弗朗索瓦在一起，她感觉自己找到了可以共度一生的男人。比起阿尔弗雷德，现在的这个男人从事着和自己一样的工作，因此也能够理解自己为什么总是四处奔走。“我没有固定的居住地：我在美国有一个家，在意大利也有一个，我在世界上零散地分布着好几个家，有的可能只是宾馆，但是我也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么才能将自己和另一个人联系在一起，并组建起家庭呢？人们肯定会对我说，即将出海的海员们，会先组建一个家庭。但这是因为他们的另一半是一个有奴性的女人，她们会服服帖帖，会安静地等待。男人可从来不会接受一个类似这样设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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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人生中第二次，对自己经历如此深刻的感情而感到惊讶。他总是在她所有思绪的最中心位置。如果他同意，她会用礼物将他淹没。弗朗索瓦还记得：“有一次她开着一辆奔驰双人敞篷跑车来到我这里，对我说：‘归你了。’我当时傻眼了，我是一个传统的男人，通常来说礼物应该是男人送给女人，而不是女人送给男人。但是在这一点上她也与众不同，超出了任何时代或任何规定，她想证明男女没什么不同。”他们为了能经常见面，两人经常乘坐飞机辗转于不同的城市。特别是奥莉娅娜，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去找他。她经常为日报筹划去巴西采访，因为弗朗索瓦在里约还有一个办公室要掌管、一个家庭要维持。只有一次，弗朗索瓦在纽约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奥莉娅娜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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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两人唯一的一次同居经历。奥莉娅娜并不习惯和一个男人分享自己的空间，在之后的生活中她也总是对两个相爱的人的同居生活持批评之语：“和一个男人同居，一个最爱的男人，一个最佳的男人，对于一个现代女性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罪过。一个现代女性不是一个奴隶般的女人或者现在流行的说法——像物品一样的女人。这正是因为男人的缺乏修养，所以对于每个女人来说，他们寻找的都是和母亲一样的感觉，特别是那些和他们结婚或者同居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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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相隔很远的时候，两人经常写信。像之前一样，当她陷入爱河的时候，她就会展示出她隐藏的那一面——甜美可人。弗朗索瓦还记得：“和我在一起，她从来不会挑衅，而是充满激情，十分温柔，彬彬有礼。她给我准备美味的托斯卡纳饭菜，给我许多甜言蜜语和长长的信件，有的时候我都没法读完。”她为他写了很多诗歌，所有的都是用法语写就，这是弗朗索瓦的母语。在她的私人文件中，还保存着很多这个时期的诗歌。其中一组诗歌收录在一个小笔记本中，笔记本封面上玩笑般地用法语写着：“当佩鲁不在时候，法鲁对他的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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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诗中，弗朗索瓦是一个极其英俊的男人。她描述了他后颈的优美曲线，傲气的前额，可怕但又温柔的双眼，完美的嘴和直挺挺的鼻子。他是一个天使，一个奇迹一般的男人。“给我打开了灵魂的大门/用钥匙锁死。”在拍摄于两人在卡索来度假时的一张照片中，弗朗索瓦坐在花园中的一张椅子上，奥莉娅娜席地而坐，双手抱着自己的腿，仰头看着他，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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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爱他，她还十分钦佩他。他是一名非凡的自由职业者。她描述了他工作时候的状态：“他弯腰俯身在打字机上，就好像一名握着方向盘的赛车手。”她欣赏他独立的思想、根基稳固的文化、严格的伦理观念。在一首诗中，她给他看了她已经写了二十多页的诗歌，并且记录了所有他给她讲述的词语：“我如此地相信你/你的想法变成了我的想法/你让我更加明白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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