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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弗朗索瓦向她宣布，不久之后，他就要离开西贡到巴西去领导法新社在那里的机构。两个人都知道他们将会继续见面。在启程前，他送给她一点东西。“他露出了他那美丽的笑容，脸上满是溺爱的神情。他抓住自己一直带在身后的提包，那就像是一个背包，因为里面装着照相机、纸张、胶卷，还有他收集的弹壳。他在包中翻来翻去，最后从里面拿出了一本书，用手盖住了书的扉页。‘这本书是我为你准备的。’”这是布莱士·帕斯卡的一本书，在读其中著名的一章时，他总是会想到她——总是在寻找单纯的英雄，但是每一次都会大失所望：“人类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不幸的是，他们想要让这些想做天使的人去做野兽。让人类看到他们和野兽是一样的，却不给他们看他们伟大的时候，这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只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伟大，却不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卑鄙低下，也是同样危险的。”他们经常得出这样的结论，弗朗索瓦总是想什么就会说什么。他批评她太像一个摩尼教徒，总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考虑所有的事情。奥莉娅娜接受他的批评，并没有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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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她也启程离开这里，回到纽约，但她还是多次回到越南。此时，她已经成了《欧洲人》的外派战地记者。每一次停留，她都会在笔记本上记满对她的文章和她要写的书有用的材料。这本名为《一无所有，就是如此》的书于一九六九年在意大利出版，不久就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并在海外也取得了成功。在越南的意大利战地记者对奥莉娅娜充满尊重之情，也经常充满恐惧。关于她的才能和关于她的坏脾气的传言此时已经变成了传奇。奥莉娅娜就是一台战争机器，如果她想要一件东西，她就会获得它。如果有人挡着她的路，她就会大发脾气并且诅咒他们。晚上，她和其他的记者们一块儿住在洲际酒店，这是一座古老的殖民时期的宾馆，奥莉娅娜十分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有一种别的时代的风格。这里还使用铁皮电梯和木质楼梯，每在上面走一步都会吱吱作响。经理是一位出生于科西嘉的法国人。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奥莉娅娜，还记得她如何让同事们感到害怕：“有一天，应该是在一九六八年，我看到四五个意大利记者来到宾馆喝开胃酒，我问他们：‘你们是在庆祝什么吗？’他们回答说：‘我们害怕。’当时奥莉娅娜已经来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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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所有，就是如此》是一本采用私人对话的叙述结构的作品，以奥莉娅娜同弗朗索瓦之间的对话形式写成。和他在一起，在多年之后，她又重新回到探索生命存在的政治性质的道路上。他们两人讨论战争，讨论社会正义，讨论权力。在政治方面，弗朗索瓦比她懂得更多，他见过更多的事情。他让她明白，不仅仅存在黑白两方面，有很多时候，事情都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并不是单纯地、绝对地属于其中的一方。在他身边，奥莉娅娜迅速成熟起来。她学着去打量战争和英雄主义——这是令她着魔的东西——以一种新的方式：“那段时间，我活在一种之前自己从来都不知道的平衡之中。这种平衡并不会减少我之前参与事件的那种激情，相反，它会加重痛苦——对于参与一件徒劳之事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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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是一个少言寡语的男人，但却十分直接。他想什么就会直接说出来，即使是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天，他给她讲述了他跟随法国军队报道的时候，在韩国经历的一件事。他们需要重新组合尸体，然后将尸体放入棺木。那时候天气很冷，尸体都被冻成各种各样的姿势。他们需要踩踏这些尸体，往外拽，直到尸体破裂，发出可怕的爆裂声。这是一件十分费力的工作，但是有一个士兵在应对这项工作时毫不费力。这个士兵都不去考虑把尸体伸展打开，连一分钟都不需要考虑。他取出尸体，然后用大棒子敲碎这些尸体的腿和胳膊，然后把他们装进箱子里。拉拽声和敲击声汇成了歌声。奥莉娅娜静静地听着他讲述，“弗朗索瓦不是一个会把自己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的人，并且也很少讲他的故事。这就足够了。你们可能会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让你准备一些东西，然后，不管如何，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刻，你会发现他当时是想要给你证明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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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半个世纪之后，弗朗索瓦还清楚地记得奥莉娅娜当时是如何听自己讲述的：“这根本与她的名气和她精力充沛的性格不符，奥莉娅娜安静地听着，并且寻求一些建议。她几乎是十分艰难地接受了他关于报道的嘱咐和建议。”他还记得在西贡的那些不安日子中的美好回忆：“当我们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就带上她。执行完任务后，我们就一块儿到西贡的小餐馆吃饭。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还有那些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刻：战争中遇到的情况，总是比任何其他的事都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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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奥莉娅娜的仰慕者。他描述了奥莉娅娜捕捉越南战争中每一个细微变化的敏感。“奥莉娅娜总是选择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人性方面——特别是在一个佛教国家——伴随着战斗。阮将军就是一个典型，这个警察首领因为那张冷血地在越共战俘太阳穴上开枪的照片变得臭名昭著。人们都通过那张照片对他轻易地做出了评价。相反地，奥莉娅娜却从中深入，通过还原当时的具体情形和将军当时的感情来解释他的这一行为。事实上，战争，对于男人来说从来都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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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13 背包和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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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到越南，奥莉娅娜都会到前线去。一开始，她执行任务的时候还需要摄影记者的陪伴，现在她自己就可以去往前线，脖子上挂着照相机。“拍照让我在战斗中不至于无所事事，也能让我不至于过于恐惧。”她甚至要求登上一架准备出发进行轰炸任务的美国轰炸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也毫无隐瞒，谈论起这件事：“啊，飞机的那件事……那是一架小型的A-37飞机，携带着两颗凝固汽油弹和四颗四十五磅的炸弹。我坐在投弹员旁边，我们肘对着肘。当他投弹的时候，我感觉就好像是我自己在投弹一样。他们用机枪扫射越共。我感觉这样不行，觉得自己再也不是一个见证者，而变成了一个应该负责任的人。这件事情仍然让我感到恶心。”她十分迷信。在她制服的小口袋里，总是装着一个教皇国的古钱币，这是她家族高祖父留下来的文物。他曾经在皮亚门战斗过，他说这个钱币帮他治好了头疼，并且帮他抵挡了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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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要求，记者不应该携带武器，但是在越南，当他们跟着执行任务的美国军队进行报道的时候，经常带上武器。一名战地记者对《时代周刊》说道：“我总是随身带着各种武器，仿佛这样能让我双手随时找到地方……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向一个人射击，但是如果你们迎面看着我，我应该会让你们感到死亡的恐惧。”他的一名同事补充道：“你将学会，就算是作为一名记者，也不能简单地只是做一名见证者。在这种时刻，你可以为自己找到一支火枪，你能够去搬运伤员和死者，你可以帮助他们去收集淡水，你也可以让自己杀死其他的人。”在她人生的尽头，奥莉娅娜在一封信中也承认，但是这封信她从来没有寄出去。故事还仅仅是草稿状态，写在纸上：“有一次在柬埔寨，当时是一九七三年，我和南越的一个连被红色高棉所包围。南越的官员，一名年轻的上尉，递给我一把M16和其他军需品，对我说：‘拿着它！冲上去！’在之前的六年里，我曾经拒绝过一次类似的‘馈赠’。但是那天，我拿起了武器，并且使用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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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线，她十分愿意和美国士兵们待在一起。她听他们讲述在远方的家人和对死亡的畏惧。同往常一样，她还是能够轻易地和人们交流。一位在越南招待过她的营长给她写信道：“如果你要回来，一定要通知我。在聊天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经常提起你。在你之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哪个女人能被这么多的男人都接受并欣赏，你进入我们所有人的记忆中了。奥莉娅娜，第十二师第三营全体人员向你致谢，因为你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你的幽默感还有你对在越南战斗的我们的关心和担忧，我们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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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习惯了简单的生活，从来没有适应方面的问题。她记得一次采访：“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连在哪里小便都不知道的家伙。我总是要叫上皮普——一位美国下士——他经常陪着我，他有点笨但是十分绅士。我告诉他：‘皮普，掩护我。’皮普就站在那里，拿着枪，不让任何人靠近，然后我就在那儿方便。”她在男人中长大，在战争时期成长，她永远也忘不了这些。小时候，当她在乔维山和游击队员一起的时候，她第一次来了月经：“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时的感觉是那么恐惧。他们告诉我，不要害怕，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他们则给我提供了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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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线的时候，她自己背着背包，如果有人要帮助她，她就会感到十分生气。这是我的东西，我自己拿着就行了——她回击道。她将自己看成其他男人中的一个，像是在游击队员之中那样，也像是在宇航员之中一样。“就算是在战争中，在前线，我也会和士兵们睡觉的吊床相互倚靠着，在树林里，我们就在地上一块睡觉，我可能是这一百或者二百男人中唯一的女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感觉到我是一名女性。事实上，当他们在对着你开枪的时候，你什么都会考虑，就是不会想到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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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远离前线的时候，她就生活在更加困难的日子里。在《一无所有，就是如此》一书中，她讲述了她在机场的漫长等待，讲述了那些疲惫地靠着沙袋的士兵们。“他们的眼光来回打量着你，因为你是唯一的女人。”但是在《一顶装满樱桃的帽子》一书中——这本书在她离世后才出版——她讲述了在越南遭遇的强奸未遂一事。那是在一九七○年。因为天色已晚，西贡处于一片黑暗中。由于宵禁，路上四下无人。“这个年轻的女人站在那里，就像是战地记者一样：肩上背着她的背包。她从前线回来，一辆军用大卡车刚刚把她在巴斯德街放下。她从这里走回宾馆，一边走一边在思考，由于战斗带来的疲劳和恐惧，此时的她已经是筋疲力尽。她心中对人类，特别是那些身穿制服的人们满怀怜悯之情。‘可怜的人们，明天他们又要重新开始杀死别人或者被别人杀死了。’她一边说着，一边经过了一处越南士兵的宿营地。她微微点头向他们打招呼。然后，这些可怜的孩子们离开了他们的宿营地。他们两人一组，骑上了小摩托车，在黑暗中，她没有注意到这些。他们骑着这些摩托车，围在她周围打转，将她关在一个活动的围栏中，让她丝毫没有逃出的机会。他们同时大声笑着，喊着，唱着。然后由人组成的围栏从活动的变成了静止不动的，他们跳下了摩托车，开始触碰她，乱摸她，摇晃她。许多手和胳膊就像是饥饿的珊瑚虫的触手。她奋起抵抗。用拳头去打，用脚去踢，因为愤怒和无能为力而咆哮。一方面背包阻碍了她，她无法取下它，就算她能够取下它，她也不会这样去做。里面装着她的工作用品：已经录制好的带子，写满笔记的纸张，拍摄的照片。这个背包阻碍了她更好地去反击。另一方面，饥饿的水蛭实在是太多，所有的人都抱紧她，拦住她的去路，把她摔倒在地，试着脱掉她的衣服。最后，两个正乘吉普车在巴斯德街巡逻的美国人救了她——只是偶然地救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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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她将自己的女性魅力带到各处，就像是她的好奇、无礼一样。她不将它用来对抗别人，也不把它用来当成盾牌。这只是她很简单的一面。在她那些年的记事本中，有的笔记是关于霍乱疫苗的，有的笔记是关于前线任务的，也记录了前线各种不同的事情：理发师，鞋子，缺乏衣服，蓝色的衬衫，指甲钳，镶金小包。弗朗索瓦在回忆她这一面的时候，还带着一抹柔软的笑容，仿佛重新看到她敏捷优雅的身影：“奥莉娅娜能适应任何的环境，就算是极端的环境也可以。但是，在这所有的事情当中，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她的女性魅力。她十分可爱，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同军人们一起时，她从来不会像她的其他女同事那样，利用自己的女性特征来骗取信息。她与众不同，比别人更加优秀，也想弄懂她想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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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脸上的表情很丰富，总是因为自己的好奇和不断涌出内心中的能量而兴奋。她有一双细长的灰色眼睛，眼睛下面用黑色的铅笔画着眼线。她的双手总是保养得很好，指甲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嘴型也十分漂亮——尽管因为抽了太多的香烟，她的牙齿已经变坏。她也十分爱笑，声音十分深沉。由于香烟和敏感的体质，她的声音已经变得嘶哑，一生都是如此。她说道：“我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告别了体育运动，当时我在阿贝托内滑雪，结果我摔断了一只脚。我差点儿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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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不是西贡唯一的女记者。在越南战争期间，经过证实，总共有四百六十七名女记者，其中超过半数为美国人。对于美国新闻界来说，战地女记者并非一件新鲜事。最早的那一批人也经历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她们其中一位——玛格丽特·希金斯——得到了跟随报道韩国军队的许可。但是，在越南，她们的出现变得普遍。这个现象和在美国发生的民权运动联系在了一起，在一九六四年民权法案通过之后，一些女记者因为自己的报社没把自己派往越南，起诉报社歧视她们，并最终得到了令她们满意的结果。最初的那些女记者，在最后被战地所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老兵们先抵达越南，然后是反共产战士。最后，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很多的自由记者也来到了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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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前线出现女性记者的身影，对于美国报界来说并不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但对于意大利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件非凡之事。奥莉娅娜是报道战争冲突的唯一一位意大利女记者，她也懂得利用她的唯一性，强调自己为《欧洲人》写的报道——有的时候——夸大在进行报道时她所遭遇到的困难。事实上并非总是如此。美国军队允许记者自由进出前线，那几年的越南，对于任何记者来说都是一个天堂。一位在那个时期去过前线的美国女记者记得：“所有的地方，只要你想去，你都可以去，所有你想要采访的人，都会接受你的采访。我向后看看，觉得这真是难以置信。我轻易地就能取出信用贷款，他们也让我登上轰炸机。她在F-6飞机上突破了音障，我也被卷入轰炸任务中。我到了越南所有的地方。我登上过航母。你们能想到的战地记者能做的事，我几乎都做过了。却没人问过：这是谁？她给谁写作？她是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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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能掩盖在越南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十分危险的事实。在奥莉娅娜到达越南前，仅仅两年时间就已经死了十名国外记者，至少三十名记者负伤。“我认识了凯萨琳·利莱，几个月前，她被迫击炮的十八块碎片击中身体。她是一名二十三岁的金发女孩，有着孩子般的身体，面庞却已经衰老。她的右臂、右腿和左边的脸颊上布满伤痕。她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因为她脚上的伤口总是会不断裂开。我问她：‘为什么你不回家？’她耸了耸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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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莉娅娜在西贡的时候，她的一些同事在胡志明市堤岸地区被越共军队无情地杀害。她熟识他们其中的一个，也知道那人的妻子已经怀孕了。她看着照片中他的尸体，双手被捆在背后，由于被机枪扫射，现在已是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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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飞机上经历过一次航行后，她得了心脏病。医生在检查后，告诉她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她遭受了突然的压力变化。之后的一次，她因严重的支气管炎接受医生的诊治。医生给了她一些药丸，用疲惫的声音告诉她：“您是这六天以来第一位不是因为枪伤或者是自杀导致的昏迷而过来的病人。在西贡，人们除了自杀以外，不干别的事情。”奥莉娅娜的健康状况总是不太好。在写给父母的信中，她提到她可怕的头疼和让她筋疲力尽卧床的日子。她患上了疾病，患上了所有可能的热带感冒。在她身体虚弱的那段时期，她自己再也无法忍受战争了。“上帝啊，我已经忘了战争是怎么进行的。突然地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我想来这里。因为气愤？或者是好奇、不满、不愉快、悲伤？幸福的人不会来这里，至少不会被强制派到这里。当然没有人强制我，事实恰恰相反，我是自愿来的。就这样，我感到惊愕和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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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马丁·路德·金被杀害，在美国的许多城市，黑人拥上街头。奥莉娅娜需要回到美国为《欧洲人》写一份报道。但是还不到一个月，她又要重新回到亚洲。她改变了航线，飞到了印度，因为主编要求她去采访披头士乐队成员的导师——马哈瑞诗·马哈希大师。她觉得他是在虚张声势，在她的文章中，从第一行一直到最后一行她始终都在批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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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一九六九年三月，她重新回到亚洲。这一次，她和一个共产主义妇女代表团一起去往北越。这次也是独家新闻，因为这个国家很少为那些不支持现有政权的记者打开大门。她在这里待了十二天。两位女翻译一直贴身陪伴着她，和奥莉娅娜形影不离。“我已经明白，在这里我不能像在西贡那样工作了，不会有在西贡的美国人那样给我们行动上的自由。在西贡，即使我们说他们的坏话，他们也会给予我们自由。”在河内，她住在一家法国殖民时代留下的古老宾馆，现在这里虽然已被命名为“重新统一”，但所有人还是继续称它为“大都会”。这里只有几个记者：几个俄罗斯人，几个古巴人，还有两个法国人。代表团需要遵循现政权给她们安排的紧密日程：和一名被美国人在南越关入监狱的战士见面，和同共产党政府合作的天主教本堂神甫见面，和河内五家报社中一家报社的主编会面，还有参观抵抗运动博物馆。在多次要求后，奥莉娅娜才得以在日程中加入对武元甲司令和两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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