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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13 背包和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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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ino ed elme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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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到越南，奥莉娅娜都会到前线去。一开始，她执行任务的时候还需要摄影记者的陪伴，现在她自己就可以去往前线，脖子上挂着照相机。“拍照让我在战斗中不至于无所事事，也能让我不至于过于恐惧。”她甚至要求登上一架准备出发进行轰炸任务的美国轰炸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也毫无隐瞒，谈论起这件事：“啊，飞机的那件事……那是一架小型的A-37飞机，携带着两颗凝固汽油弹和四颗四十五磅的炸弹。我坐在投弹员旁边，我们肘对着肘。当他投弹的时候，我感觉就好像是我自己在投弹一样。他们用机枪扫射越共。我感觉这样不行，觉得自己再也不是一个见证者，而变成了一个应该负责任的人。这件事情仍然让我感到恶心。”她十分迷信。在她制服的小口袋里，总是装着一个教皇国的古钱币，这是她家族高祖父留下来的文物。他曾经在皮亚门战斗过，他说这个钱币帮他治好了头疼，并且帮他抵挡了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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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要求，记者不应该携带武器，但是在越南，当他们跟着执行任务的美国军队进行报道的时候，经常带上武器。一名战地记者对《时代周刊》说道：“我总是随身带着各种武器，仿佛这样能让我双手随时找到地方……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向一个人射击，但是如果你们迎面看着我，我应该会让你们感到死亡的恐惧。”他的一名同事补充道：“你将学会，就算是作为一名记者，也不能简单地只是做一名见证者。在这种时刻，你可以为自己找到一支火枪，你能够去搬运伤员和死者，你可以帮助他们去收集淡水，你也可以让自己杀死其他的人。”在她人生的尽头，奥莉娅娜在一封信中也承认，但是这封信她从来没有寄出去。故事还仅仅是草稿状态，写在纸上：“有一次在柬埔寨，当时是一九七三年，我和南越的一个连被红色高棉所包围。南越的官员，一名年轻的上尉，递给我一把M16和其他军需品，对我说：‘拿着它！冲上去！’在之前的六年里，我曾经拒绝过一次类似的‘馈赠’。但是那天，我拿起了武器，并且使用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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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线，她十分愿意和美国士兵们待在一起。她听他们讲述在远方的家人和对死亡的畏惧。同往常一样，她还是能够轻易地和人们交流。一位在越南招待过她的营长给她写信道：“如果你要回来，一定要通知我。在聊天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经常提起你。在你之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哪个女人能被这么多的男人都接受并欣赏，你进入我们所有人的记忆中了。奥莉娅娜，第十二师第三营全体人员向你致谢，因为你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你的幽默感还有你对在越南战斗的我们的关心和担忧，我们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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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习惯了简单的生活，从来没有适应方面的问题。她记得一次采访：“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连在哪里小便都不知道的家伙。我总是要叫上皮普——一位美国下士——他经常陪着我，他有点笨但是十分绅士。我告诉他：‘皮普，掩护我。’皮普就站在那里，拿着枪，不让任何人靠近，然后我就在那儿方便。”她在男人中长大，在战争时期成长，她永远也忘不了这些。小时候，当她在乔维山和游击队员一起的时候，她第一次来了月经：“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时的感觉是那么恐惧。他们告诉我，不要害怕，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他们则给我提供了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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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线的时候，她自己背着背包，如果有人要帮助她，她就会感到十分生气。这是我的东西，我自己拿着就行了——她回击道。她将自己看成其他男人中的一个，像是在游击队员之中那样，也像是在宇航员之中一样。“就算是在战争中，在前线，我也会和士兵们睡觉的吊床相互倚靠着，在树林里，我们就在地上一块睡觉，我可能是这一百或者二百男人中唯一的女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感觉到我是一名女性。事实上，当他们在对着你开枪的时候，你什么都会考虑，就是不会想到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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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远离前线的时候，她就生活在更加困难的日子里。在《一无所有，就是如此》一书中，她讲述了她在机场的漫长等待，讲述了那些疲惫地靠着沙袋的士兵们。“他们的眼光来回打量着你，因为你是唯一的女人。”但是在《一顶装满樱桃的帽子》一书中——这本书在她离世后才出版——她讲述了在越南遭遇的强奸未遂一事。那是在一九七○年。因为天色已晚，西贡处于一片黑暗中。由于宵禁，路上四下无人。“这个年轻的女人站在那里，就像是战地记者一样：肩上背着她的背包。她从前线回来，一辆军用大卡车刚刚把她在巴斯德街放下。她从这里走回宾馆，一边走一边在思考，由于战斗带来的疲劳和恐惧，此时的她已经是筋疲力尽。她心中对人类，特别是那些身穿制服的人们满怀怜悯之情。‘可怜的人们，明天他们又要重新开始杀死别人或者被别人杀死了。’她一边说着，一边经过了一处越南士兵的宿营地。她微微点头向他们打招呼。然后，这些可怜的孩子们离开了他们的宿营地。他们两人一组，骑上了小摩托车，在黑暗中，她没有注意到这些。他们骑着这些摩托车，围在她周围打转，将她关在一个活动的围栏中，让她丝毫没有逃出的机会。他们同时大声笑着，喊着，唱着。然后由人组成的围栏从活动的变成了静止不动的，他们跳下了摩托车，开始触碰她，乱摸她，摇晃她。许多手和胳膊就像是饥饿的珊瑚虫的触手。她奋起抵抗。用拳头去打，用脚去踢，因为愤怒和无能为力而咆哮。一方面背包阻碍了她，她无法取下它，就算她能够取下它，她也不会这样去做。里面装着她的工作用品：已经录制好的带子，写满笔记的纸张，拍摄的照片。这个背包阻碍了她更好地去反击。另一方面，饥饿的水蛭实在是太多，所有的人都抱紧她，拦住她的去路，把她摔倒在地，试着脱掉她的衣服。最后，两个正乘吉普车在巴斯德街巡逻的美国人救了她——只是偶然地救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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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她将自己的女性魅力带到各处，就像是她的好奇、无礼一样。她不将它用来对抗别人，也不把它用来当成盾牌。这只是她很简单的一面。在她那些年的记事本中，有的笔记是关于霍乱疫苗的，有的笔记是关于前线任务的，也记录了前线各种不同的事情：理发师，鞋子，缺乏衣服，蓝色的衬衫，指甲钳，镶金小包。弗朗索瓦在回忆她这一面的时候，还带着一抹柔软的笑容，仿佛重新看到她敏捷优雅的身影：“奥莉娅娜能适应任何的环境，就算是极端的环境也可以。但是，在这所有的事情当中，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她的女性魅力。她十分可爱，她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同军人们一起时，她从来不会像她的其他女同事那样，利用自己的女性特征来骗取信息。她与众不同，比别人更加优秀，也想弄懂她想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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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脸上的表情很丰富，总是因为自己的好奇和不断涌出内心中的能量而兴奋。她有一双细长的灰色眼睛，眼睛下面用黑色的铅笔画着眼线。她的双手总是保养得很好，指甲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嘴型也十分漂亮——尽管因为抽了太多的香烟，她的牙齿已经变坏。她也十分爱笑，声音十分深沉。由于香烟和敏感的体质，她的声音已经变得嘶哑，一生都是如此。她说道：“我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告别了体育运动，当时我在阿贝托内滑雪，结果我摔断了一只脚。我差点儿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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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不是西贡唯一的女记者。在越南战争期间，经过证实，总共有四百六十七名女记者，其中超过半数为美国人。对于美国新闻界来说，战地女记者并非一件新鲜事。最早的那一批人也经历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她们其中一位——玛格丽特·希金斯——得到了跟随报道韩国军队的许可。但是，在越南，她们的出现变得普遍。这个现象和在美国发生的民权运动联系在了一起，在一九六四年民权法案通过之后，一些女记者因为自己的报社没把自己派往越南，起诉报社歧视她们，并最终得到了令她们满意的结果。最初的那些女记者，在最后被战地所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老兵们先抵达越南，然后是反共产战士。最后，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很多的自由记者也来到了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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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前线出现女性记者的身影，对于美国报界来说并不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但对于意大利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件非凡之事。奥莉娅娜是报道战争冲突的唯一一位意大利女记者，她也懂得利用她的唯一性，强调自己为《欧洲人》写的报道——有的时候——夸大在进行报道时她所遭遇到的困难。事实上并非总是如此。美国军队允许记者自由进出前线，那几年的越南，对于任何记者来说都是一个天堂。一位在那个时期去过前线的美国女记者记得：“所有的地方，只要你想去，你都可以去，所有你想要采访的人，都会接受你的采访。我向后看看，觉得这真是难以置信。我轻易地就能取出信用贷款，他们也让我登上轰炸机。她在F-6飞机上突破了音障，我也被卷入轰炸任务中。我到了越南所有的地方。我登上过航母。你们能想到的战地记者能做的事，我几乎都做过了。却没人问过：这是谁？她给谁写作？她是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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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能掩盖在越南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十分危险的事实。在奥莉娅娜到达越南前，仅仅两年时间就已经死了十名国外记者，至少三十名记者负伤。“我认识了凯萨琳·利莱，几个月前，她被迫击炮的十八块碎片击中身体。她是一名二十三岁的金发女孩，有着孩子般的身体，面庞却已经衰老。她的右臂、右腿和左边的脸颊上布满伤痕。她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因为她脚上的伤口总是会不断裂开。我问她：‘为什么你不回家？’她耸了耸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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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莉娅娜在西贡的时候，她的一些同事在胡志明市堤岸地区被越共军队无情地杀害。她熟识他们其中的一个，也知道那人的妻子已经怀孕了。她看着照片中他的尸体，双手被捆在背后，由于被机枪扫射，现在已是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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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飞机上经历过一次航行后，她得了心脏病。医生在检查后，告诉她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她遭受了突然的压力变化。之后的一次，她因严重的支气管炎接受医生的诊治。医生给了她一些药丸，用疲惫的声音告诉她：“您是这六天以来第一位不是因为枪伤或者是自杀导致的昏迷而过来的病人。在西贡，人们除了自杀以外，不干别的事情。”奥莉娅娜的健康状况总是不太好。在写给父母的信中，她提到她可怕的头疼和让她筋疲力尽卧床的日子。她患上了疾病，患上了所有可能的热带感冒。在她身体虚弱的那段时期，她自己再也无法忍受战争了。“上帝啊，我已经忘了战争是怎么进行的。突然地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我想来这里。因为气愤？或者是好奇、不满、不愉快、悲伤？幸福的人不会来这里，至少不会被强制派到这里。当然没有人强制我，事实恰恰相反，我是自愿来的。就这样，我感到惊愕和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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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马丁·路德·金被杀害，在美国的许多城市，黑人拥上街头。奥莉娅娜需要回到美国为《欧洲人》写一份报道。但是还不到一个月，她又要重新回到亚洲。她改变了航线，飞到了印度，因为主编要求她去采访披头士乐队成员的导师——马哈瑞诗·马哈希大师。她觉得他是在虚张声势，在她的文章中，从第一行一直到最后一行她始终都在批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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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一九六九年三月，她重新回到亚洲。这一次，她和一个共产主义妇女代表团一起去往北越。这次也是独家新闻，因为这个国家很少为那些不支持现有政权的记者打开大门。她在这里待了十二天。两位女翻译一直贴身陪伴着她，和奥莉娅娜形影不离。“我已经明白，在这里我不能像在西贡那样工作了，不会有在西贡的美国人那样给我们行动上的自由。在西贡，即使我们说他们的坏话，他们也会给予我们自由。”在河内，她住在一家法国殖民时代留下的古老宾馆，现在这里虽然已被命名为“重新统一”，但所有人还是继续称它为“大都会”。这里只有几个记者：几个俄罗斯人，几个古巴人，还有两个法国人。代表团需要遵循现政权给她们安排的紧密日程：和一名被美国人在南越关入监狱的战士见面，和同共产党政府合作的天主教本堂神甫见面，和河内五家报社中一家报社的主编会面，还有参观抵抗运动博物馆。在多次要求后，奥莉娅娜才得以在日程中加入对武元甲司令和两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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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元甲，人们称他为“盔甲”，在越南还和法国人战斗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一个活着的神话。奥莉娅娜受到了他的接见，进行了三刻钟的采访。就像之前那样，每当要采访一个人的时候，她总是会精心去做准备，读大量的文章和他的传记。武元甲总是在战斗，从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如此：同日本人战斗，同法国人战斗，最后和美国人战斗。一个细节让她深为所动。武元甲的第一任妻子——波洛克，一九三九年，为了掩护他逃跑，在中国被逮捕。几年之后，她在一间经常被老鼠侵扰的牢房中死去。奥莉娅娜确信就是这件事，让他如此传奇且固执地去战斗——出于为她复仇的愿望。在采访过程中，武元甲拒绝使用录音机。她就像翻译一样做着笔记。在对比两份叙述之后，诞生了这篇文章。但是在准备好她的文章之后，官员们交给她三张精致的犊皮纸，上面是他们唯一批准她发表的一篇文章。她也照他们所说的那样做了，但是文章发表时，他们指定的那篇后紧接着就是她自己的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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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武元甲的采访，在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欧洲人》发表之后，这篇访谈被欧洲和美国的主流报刊转载，就像此时她其他的文章那样。奥莉娅娜得以同那个时代最神秘的男人之一见面，一个活着的从来不接受采访的传奇人物，并且让他说了一些他从来没有提过的事情。这是她第一篇伟大的独家政治报道。弗朗索瓦还记得：“她最成功的采访之一，就是对武元甲将军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他承认对美国人发动的春节攻势是越共的一次失败。让一些越共渗入南越是一个错误。而他，武元甲将军，没有任何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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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获准会见两位美国飞行员战俘。结束对他们两人的采访后她十分失望，她确信他们被强迫回答狱警已经提前给他们准备好的答案。第一位战俘，较为年长的罗杰·英格瓦尔森，不久之前才被投入监狱，看起来肌肉依然健壮，肤色金黄。他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回答她的问题，没有泄露自己的任何情感。第二位战俘，罗伯特·弗里斯曼中尉，深深地触动了她。他已经被关入监狱一年半，她觉得他已经十分消瘦和胆战心惊，现在他几乎听天由命了。在和他打招呼之前，奥莉娅娜从他那里获知了他妻子的地址，向他承诺会找到他的妻子，告诉她关于他的消息，特别是小心地告诉她在被捕的这段时间，弗里斯曼受了很严重的伤，一只胳膊已经畸形。关于他的这篇采访，也被美国的报刊转载，引发了广泛的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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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当弗里斯曼被释放的时候，她在机场欢迎他的回归。她叫着他的名字，在记者群中给自己开路。他的妻子通知他奥莉娅娜的到来，但是他只是看着奥莉娅娜，低头打了一个招呼。他拒绝见她。在奥莉娅娜的坚持下，他两次派自己的妻子去见奥莉娅娜，但是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奥莉娅娜写了一封公开的言辞激烈的信件作为回应，信中她谴责了他不敢承认，特别是关于狱中条件的事实，他讲述的和当他在越南人的威胁之下所说的完全不同。她还指责了在她看来他最为严重的罪行：缺乏勇气。她在北越写的所有文章都是批评共产政权的，在意大利这也给她招致了很多攻击。左派媒体称她为亲美主义者，完全忽视了她在南越的报道文章中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对美国进行批评的。“即使反对在越南的美国人，但这也不能阻止我讲出我在河内发现的那些不好的事情。恐怖的斯大林主义，恐惧和压迫盛行。我很确定，在胜利之后，他们将这种主义带到了整个越南和柬埔寨。我是唯一的女性记者，唯一记录河内真相的记者。这是一九六九年，所有来到这里的记者都很清楚地看到了我在这里看到的东西。但是他们并没有记录下来。很明显地，我也因此受到了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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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名麻烦的记者，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得罪了所有的人：对于意大利左派来说，她是一名保守主义者，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她是一名带有破坏性、颠覆性的人物。美国军队的新闻官员巴里·佐西安也多次在西贡把她叫到办公室。“他想通知我，他收到了一份关于我在越南写的文章的报告，然后小心翼翼地向我宣布，这些文章他并不喜欢。‘亲爱的，你是共产党吗？’‘不是，巴里。’‘很多人都说他们不是共产党，但事实上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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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报道越南战争直至战争结束。在给母亲写的信件中她也时不时地承认她已经筋疲力尽：“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这么疲惫过，也从来没有感觉这么低沉过。可能是在前线的那几次停留，两次和南越人、一次和美国人长期相处，确实令人筋疲力尽：在军用卡车和吉普中的颠簸，在直升机和其他地方紧绷的神经……这些都无法避免，或许这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事实上，我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在我自己的床上睡觉。”没有什么东西能迫使她回到前线。现在的她已经名声大振，而且也很富裕。她可以就此打住，靠利息生活。但她不是这样长大的，对她来说，生活要有使命和理想。“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足够出色。”多年之后，她这样说道，“我的工作十分艰难，但我依旧做得很好。我要活得出彩，以证明自己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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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回纽约，她都会在意大利做些停留，给家人带一些礼物：给父亲准备的一株植物，给妹妹们准备的丝料，还会特别给母亲准备一点东西。“作为纪念，我给你带了一块最漂亮的桌布，这应该是你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桌布。”有一次旅行的时候，她膝盖上放着一株越南甘蓝，她想要带给她的父亲，让他种在他们在格来维的收藏园中。“我把它从河内带到了柬埔寨，又带到了金边，从那里又把它带到曼谷，然后是新德里、卡拉奇等。每次中途着陆，甘蓝总会发出更臭的味道。因此我总是将它装在透明袋子中。当我抵达的时候，它几乎已经腐烂了，爸爸问我是不是疯了。另外，这就是一棵在托斯卡纳也到处都是的普通甘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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