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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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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风云人物采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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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ste con la s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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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诞生了政治通讯记者——奥莉娅娜，她也在与这个地球上的强权人物的采访中得以崭露头角。在同国际政治领导人物见面的时候，她娴熟地运用采访技巧，包括她从好莱坞时期开始积累的多年的经验。《风云人物采访记》就这样诞生了，这本书也成为美国新闻类学校学习研究的重要读物。为了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她奋斗了很多年。“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并不同意让我写政治，因为那时的我太年轻，而且还是个女人，但是我最终强迫他们接受了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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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闻名世界的专栏记者后，她终于能够发明一种新的方式来谈论政治。但这种方式同时也是无礼的、直接的，充满个人特点的。“我曾经徒劳地说：‘政治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写作。人们从来都不读政治类文章，因为它们太无聊。但是其实政治并不无聊，反而十分有趣，甚至十分滑稽可笑。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无聊的方式来写这些有趣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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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候开始，《欧洲人》就将她视为报社的首席记者。在亚洲，她报道了印巴战争和香港爆发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暴动；在中东，她报道了巴以冲突；在南美，她报道了那些反对专制独裁的游击战争。在短短的时间内，她以非凡的勇气和好战的性格成了一个传奇。一位同事还记得：“在印巴战争中，当我们报道锡克教徒军队和廓尔喀族雇佣兵的时候，她走了一条和我们不同的道路。她登上了一条双桅船，艰难地驶过布拉马普特拉河，最后到达了达卡。当她抵达那里的时候，独裁者的军人们正在杀害犯人，并将他们埋入公共沟渠中。有很多人还活着就被扔了进去。她的到来让这里更加混乱，士兵们差点儿开枪将她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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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她开始了对政治的深度描写。一九七○年三月，在越南冲突的间歇期，她计划了一系列关于巴勒斯坦人的文章。她总是尽量避免报道中东冲突，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她就是偏向犹太人的。在一篇文章中，她是这样写自己的：“你了解犹太人。因为你为了他们同他们一起遭受了折磨。从孩童时期开始，你就看到他们被搜查，被逮捕，被成千上万地屠杀。你捍卫他们，你帮助过他们，你爱他们。你希望他们能够有容身之处，有个地方能让他们保护自己。当他们最终在一片应许之地上靠岸的时候，你十分高兴：这个国家叫做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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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过约旦，沿着和以色列的边界，巴勒斯坦人有很多秘密基地。她坐在那里，和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她讲述她经历过的战争：“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十分喜欢学校里的一位老师，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她叫劳拉·鲁比切克，她和她的母亲住在一起，她的母亲是一位小老太太，但是十分慈祥，皮肤也很白。一天晚上，德国人来了，把她们两人都带走了。因为她们是犹太人。之后她们再也没有回来。”她采访了巴解组织的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她并不喜欢他，因为他看起来不太真诚。就像她之前做的那样，当她遇到一位政治领导人的时候，她总是会试着用最不舒服的问题将他逼得走投无路——巴勒斯坦的地理边界是哪里？当巴勒斯坦人内部都在分裂的时候，怎么能够谈论阿拉伯的统一？但是阿拉法特回避了这些问题。奥莉娅娜苦涩地总结道：“一个毫无保留地信奉战争的阿拉伯人和一个毫不相信战争的欧洲人之间的会面，是一次极其困难的会面。当然，因为这个欧洲人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厌恶仇恨，而这对于另外的一位信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教条的阿拉伯人来说，显得格格不入。”她从中东启程离开，充满了疑问和困惑，她也将这些疑惑和读者分享：“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所产生的钦佩阶段、愤慨阶段、同情阶段和拒绝阶段是互相交替的，这取决于你遇到的事和你遇到的人。如果你和fedayn组织一起到前线，看着他们穿越战线并且死去，你就会不得不爱上他们。如果你审问一个炸超市的女孩你也不得不鄙弃她。当然也需要承认，不熟知他们也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他们。就这样，深深的仇恨产生了。他们因为这种仇恨，因为任何借口、任何无礼的暴行而抨击你，甚至否定你说话的权利。我不相信暴力，我不相信枪炮，我不相信杀害其他男人的男人。不论在人性层面上，还是在历史层面上，巴勒斯坦人都有自己存在的道理：他们确实成了地球上新的以色列人。但是，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会再一次变回巴勒斯坦人。如果你宣布他们是巴勒斯坦人的话，你就闯大祸了：你的头部可能会被子弹打出一个窟窿，或者床上会被放一颗炸弹，或者你喝的汤里会被投毒。尽管如此，我还是照样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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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她在整个星球都享有盛誉的政治采访文章是她对美国国务卿——尼克松对外政策的缔造者——亨利·基辛格的采访。一九七二年，奥莉娅娜向他请求一次采访的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她便得到了他的积极答复，这让她惊讶不已。基辛格看过她对武元甲司令的采访片段，对她这个人也十分好奇，所以想要同她见面。十一月四日，在白宫的办公室中，他接见了她。在不到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内，他们不断地被电话和需要签署的紧急文件所打断，在最后，因为尼克松召集基辛格召开会议，他们不得不提前结束了采访。在等了很久之后，奥莉娅娜被通知说因陪总统出行，基辛格已经离开，如果她想继续提问，需要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奥莉娅娜放弃了：“这不值得我这么做。既然手中已经有一个详尽的描述了，还有什么必要去寻求一次确认？对他的描述诞生于一种混乱之中，其中掺杂了各种感情色彩：各种含糊其辞的回答，有所保留的句子和令人愤怒的沉默相互混杂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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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她并不喜欢基辛格：“上帝啊，他是一个多么冰冷的男人。整个采访过程中，他都没有改变他那毫无表情的面孔，那种讽刺或者是严峻的目光，他也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语调，单调、悲伤、始终如一。当有一个音调升高或者降低的时候，录音机的指针就会移动一下。不止一次地，他停下来咳嗽几声，这也是为了向我证实，到现在为止是否一切都没问题。”很自然地，他们谈了很多关于越南的问题。奥莉娅娜想让他承认美国的撤退就是一场失败，这场战争是无益、毫无所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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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总会绕过关于他个人的问题，比如他风流浪子的名声。但这是最善良的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也让这次采访闻名于世。奥莉娅娜问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他先是否认了这一点，然后他也让步了：“是的，我也会解释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比较重要？最主要的一点是因为，我总是一个人行动。这让美国人十分喜欢。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喜欢骑着自己的马，独自带着旅行队前行的牧童。而这个牧童带领着旅行队走进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只是带着他的马，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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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引发了真正的丑闻。因为这篇文章在《欧洲人》报刊登之后，被美国的各大报纸转载。在美国，所有的人都读到了这篇文章。尼克松——基辛格是他的首席顾问——对于骑马牧童的隐喻并不满意。被采访者试图否认，但是他马上就遭到了奥莉娅娜的反驳，她威胁他要把采访的录音文件公之于众。多年之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基辛格袒露，同意进行那次采访是他人生中最愚蠢的决定之一。奥莉娅娜也对那次丑闻感到厌烦。“不要让我谈论基辛格。”一九八一年，她这样对一位美国同事说道，“我是一九七二年做的这次采访，但是到现在我们两人还因为这次采访而遭受迫害。我想说，就算是我们两个当时结婚了，到现在也不至于被迫害到这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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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次事故，她被冠以世界上最无所顾虑的政治采访者称号。现在，她已经可以去选择自己的采访对象，不再像二十多年前，每次采访都会耗费她大量的精力。她总是精心准备，阅读所有关于采访对象的东西。她工作的原材料总是那些：细致的工作，冒失的问题，夸张的组合方式。她毫无畏惧地采访地球上的伟大人物，就像那篇著名的童话故事中的小男孩一样，对着人群大声喊：“国王没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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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这一点，当她在一九七四年出版《风云人物采访记》的时候——这本书收集和延伸了她最著名的一些采访文章——她将它献给了母亲托斯卡：“实际上，这是一本关于权力的书。一本关于权力自由主义者的书。而她，我的妈妈，她天真无辜，不明白为什么要存在一位先生，或是一位女士，要在我们之上，他们对我们说我们应该去做哪些事。你明白吗？无政府主义本是男人的态度，但这也是我的态度。”这本书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并为她——奥莉娅娜在这个星球上最为畅销的系列作品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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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采访中，奥莉娅娜表达了自己对记者这份工作的高度评价。她认为自己是公众的代表与见证人，这对她来说就足够了，因为这让她感到她获得了所有人的授权。如果她提出直接的问题，却被绕过没有得到回答，她就会重新并更加直接地提问。她会让受访者重复他们的答案来确认他们明白了自己的问题。如果她感觉有的地方不够明白，她就会说出来，并且要求对方给予解释。她试着用简单的方式来谈论，避免让自己被拖入政治家晦涩难懂的语言中。“我的妈妈曾经对我说：‘奥莉娅娜，你写的东西应该让所有的人都能看懂，你不应该变得复杂。’我总是遵循她的这个建议。当我采访一个国家的元首、总理，我从来不会跌入政治学或社会学的文字游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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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来没有态度冷淡地进行过采访，总是用她的热情和她的激进进行每一次的采访。“在我的采访中，不仅仅写入了我的观点，我还会投入我的感情。我所有的采访都是剧本。我的身体也和它们共同存在。我不相信客观的新闻主义。我在纽约乘坐地铁的时候，在看到这些报社的广告高呼‘要事实，而不是观点’，我大声笑起来，仿佛整个地铁都为之颤抖。‘要事实，而不是观点’是什么意思？事实是我自己理解的吗？我总是以第一人称讲述。我是什么？我是一个人！”她还是继续行使将自己置于采访之内的权利，写入她的观点和她的感情。她向一位美国同事承认：“听着，如果我是一名画家，我现在要给你画一幅画，我有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描绘你？”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一些规定：“我努力记录下他们对我说的全部内容，我也不会写在谈话过程中，他们故意遗漏不想让我写的。也就是说，当他们说：‘法拉奇，这一点不能写’，我就不写这一点。这是一种条约、一项协议。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窃取语言的小偷吗？我遵守协议，但是我不会让任何人去重新读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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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采访总是会耗费很久的时间，有时能够一直持续四到六个小时。“在这些时间内，我消耗了大量精力，体重也下降很多，比在拳击场上的拳击运动员还要累。”可能的话，她会重复采访，以确认自己最初的记忆。在草稿中，她也做了大量工作。她将录音带里记录下的全部内容重新誊写，使用字典检查翻译。如果碰到她掌握了的语言，她就会像创作一部舞台剧一样把文章组合、分离、再组合，选择时间，选择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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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喜欢同事们称赞她是一位女采访记者，尤其是在美国的时候。相反，她却认为自己是一位男性采访者。她认为自己的采访是真实的记叙，里面有人物，有情节，有感情的碰撞还有很多悬念：“这些采访是男性记者才能做出的采访，里面有作为一名男性记者的画面和构思，采访中贯穿着一位男性记者的情感。”她的这些采访文章需要占用大量的版面，占据了报纸上一页又一页的空间，绝望的是报社经理，因为她不同意对它们进行删减。这些文章都是站在奥莉娅娜的立场上写就的。她总是会选择一方，有时是赞成的一方有时是反对的一方。有的时候她也会犯错，或者误入歧途。比如，在有一次对巴勒斯坦领导人哈巴什采访的时候——她在之后承认——她被他的眼泪所感动，这让她在那一瞬间忘记了他犯下的罪行。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当她意识到这一点后，她还是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若人们像她那样，以一种激情的方式从事记者职业，那便十分危险。人们可能会因此变得幼稚。奥莉娅娜知道这一点，也从不害怕承认这一点：“幼稚是我十分看重的一种才能，因为它源于对人们的信任，对人们的爱怜。当我看到人们遭受痛苦与折磨的时候，我就会爆发出这种爱怜，这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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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于她来说就是一场比赛、一次碰撞，有的时候也是一段爱情故事。她从来没有站在中立的立场过。她同质疑她的采访方式的同事交换了意见。“在面对地球上这些所谓的强权者时，我们应该一开始就以不友好的方式对待他们吗？”“当然不是，我们应该先了解他们，理解他们。”“不需要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吗？”“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也是经常的事，人们也可以理解。但是由于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我可以改变我的观点。”因为这一点，她不喜欢人们说她是一名令人畏惧的记者这种话。“是他们对我怀有恐惧，很遗憾。我需要一个知心的人。一次采访就像是一部二重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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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不会将辱骂当作一种武器。如果她准备猛烈一击的时候，她会事先通知受访者。“在我准备提出一个残忍的问题之前，我总是会先说，我现在要提一个残忍的问题了。但是我并不是每一次都写出来，因为每一次都读到它们会让人十分厌烦。问题是残忍的，因为发现真相的过程就像是一种外科手术，手术总是让人痛苦的。”侵略性——她经常因为太具侵略性而受到批评，但对于她来说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勇气。她这样跟一位美国记者解释道：“我的大部分同事都没有勇气提出正确的问题，我曾向西贡的独裁者阮文绍提问：‘您有多么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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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采访并不总是咄咄逼人的。有的时候，她也会欣赏她所采访的政治家们。一九七二年十月她采访了以色列女总理——果尔达·梅厄，面对这位女政治家，她真的是一见如故。这位年长的女性身着黑衣，在她的家中接待了奥莉娅娜。她给奥莉娅娜准备了咖啡，就像是在接待自己的一位朋友。从见面的第一刻起，奥莉娅娜就很喜欢她。奥莉娅娜觉得她有点像自己的母亲。“就算不能和她在意见上完全达成一致，不能完全赞同她的政策和她的思想体系，但是人们不得不尊重她，不得不钦佩她。实际上，人们十分爱她。打第一次见面起我就十分喜欢她。”和她青年时代的英雄们一样，果尔达·梅厄喜欢古老的社会主义。她十分真诚地回答奥莉娅娜的问题，内心深处仍然有着自己的女性本质。她们发现两人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像她一样，果尔达每天也要吸十几根烟，并且主要靠咖啡维持营养。她也和奥莉娅娜一样独自生活，自打孩提时就拼命且艰苦地工作；和她一样，果尔达也同样痛恨暴力。在这一点上，奥莉娅娜特别欣赏她的一个回答：“发动战争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我十分确信，总有一天，所有的战争都会结束。我相信，有一天，当学校里的孩子们学习人类战争史时，他们会觉得战争是如此的荒唐。他们会对战争感到惊讶，会因战争而感到愤慨，就像现在的人们会对吃人肉的行为感到气愤一样。”奥莉娅娜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批评她的东西，即使是她的面容也无可挑剔。“很多人都认为果尔达十分丑陋，画了一些有关她残忍行径的讽刺画并以此为乐。天哪！当然，关于美丽各有各的观点，但是我觉得她的面容十分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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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让她感到十分震撼的女性是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她觉得自己和甘地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她们都在一位英雄父亲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下成长。一九七二年二月，新德里，她同英迪拉·甘地在政府的宫殿中见面。奥莉娅娜喜欢她朴素的外表，喜欢她包在纱丽中敏捷的身体和被简单地挽起在后颈上的头发，尤其喜欢她不同寻常的行事方式。采访结束两天之后，奥莉娅娜意识到她还缺少一些材料，因此跑到英迪拉的家中请求再次会面。“门铃响了之后，秘书出来开门，我问她总理能不能再腾出半个小时。秘书回复我说‘我去问一下吧’，然后她就离开了，回到了英迪拉身边。‘坐，请坐，我们喝一杯咖啡。’就这样我们在面朝花园的客厅内坐下，又谈了一个小时。”就像采访果尔达·梅厄一样，奥莉娅娜也向她提出了很多令人不舒服的问题。比如，是否真的是印度人最先开始对孟加拉国怀有敌意的；作为一个在非暴力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她对战争是什么态度；她是如何去适应不结盟政策和一年前同苏联签署的协议等。一九七五年，英迪拉开始专制统治，奥莉娅娜回到印度，十分失望地讲述了她所看到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在政治方面，她还是更喜欢女人。“首先，她们不傲慢，也更加谦逊和简单。其次，她们不会装腔作势，更加善良，更加沉着稳定。当然，她们也更加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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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受访者事先有所要求，她一定会使用录音机的。那台机器一开始就像一个旅行箱一样笨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愈加小巧方便，已然成了她难得的同伴。她也因此能够在集中精神观察谈话者的同时，录下他们所说的话，并且把它当作一份证据。“若用铅笔记录，我就不能去观察谈话人的表情。再者，我的笔迹也十分潦草，以至于在采访之后，我什么也看不懂。因此，我也记不住谈话的内容。”她解释道。她十分高兴地谈论起她第一次使用录音机采访的情景。那是在一九五六年对英格丽·褒曼的一次采访。“我应该相信录音机，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当我面对录音机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然后我提出了第一个问题，脸也因紧张而变得通红。尽管英格丽·褒曼是一位女演员，她的脸也跟着变得通红，她问我：‘这样行吗？’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应该差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录音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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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我要采访的人时，我会严肃得令人觉得恐怖。我尽量不穿着性感，让人没有幻想的余地，也经常不梳头，不抹口红。这不仅仅是出于对自我职业的尊重的问题。像我们所说的那样，这也是一种政策上的选择，是一种前卫的女性主义的形式。”她知道，令人喜欢的面孔对自己有利，但是她也有自己的规定，面对这些规定她也绝不会妥协：“我是一个女人。这对我有所帮助。事实上，我可以干所有的事情——改编，大喊大嚷——但是我不会仅因想要一次独家采访就和别人上床。”对于女性特征，她十分喜欢使用众所周知的第六感来描述：“我有一种本能。我能真实地感受我采访的那些人。我会猜测他们的情感。从某些方面来说，我有一点像女巫。”如果不是礼节的束缚，她极可能在采访过程中抽烟；如果可以和采访对象一起抽烟，她会兴奋不已。有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这样的行为来打破尴尬的气氛。在对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三世的采访中，她就是这么做的。他当时刚刚戒烟不久。“我问他，我能不能抽一根烟。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回答说：‘我也能吗？我十分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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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所有耀眼的政治人物都在她的录音机面前待过：伊朗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联合国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从独裁中解放出来的葡萄牙的马里奥·苏亚雷斯和阿尔瓦罗·库尼亚尔、沙特阿拉伯的酋长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西班牙的流亡者圣地亚哥·卡利略……奥莉娅娜向他们所有人都提出了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而丝毫不去考虑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的后果。这是她对于记者这份工作的想法：“记者并不局限于发现事实。记者需要创造事实，至少要诱发出事实。在采访政治领导人时，我向他提出一些问题，并得到了回答。我创造出事实，围绕着这个事实，肯定将会出现各种讨论。当然，因为这一点，或许也会带来一些政治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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