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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1974 她并不会将辱骂当作一种武器。如果她准备猛烈一击的时候，她会事先通知受访者。“在我准备提出一个残忍的问题之前，我总是会先说，我现在要提一个残忍的问题了。但是我并不是每一次都写出来，因为每一次都读到它们会让人十分厌烦。问题是残忍的，因为发现真相的过程就像是一种外科手术，手术总是让人痛苦的。”侵略性——她经常因为太具侵略性而受到批评，但对于她来说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勇气。她这样跟一位美国记者解释道：“我的大部分同事都没有勇气提出正确的问题，我曾向西贡的独裁者阮文绍提问：‘您有多么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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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1976 她的采访并不总是咄咄逼人的。有的时候，她也会欣赏她所采访的政治家们。一九七二年十月她采访了以色列女总理——果尔达·梅厄，面对这位女政治家，她真的是一见如故。这位年长的女性身着黑衣，在她的家中接待了奥莉娅娜。她给奥莉娅娜准备了咖啡，就像是在接待自己的一位朋友。从见面的第一刻起，奥莉娅娜就很喜欢她。奥莉娅娜觉得她有点像自己的母亲。“就算不能和她在意见上完全达成一致，不能完全赞同她的政策和她的思想体系，但是人们不得不尊重她，不得不钦佩她。实际上，人们十分爱她。打第一次见面起我就十分喜欢她。”和她青年时代的英雄们一样，果尔达·梅厄喜欢古老的社会主义。她十分真诚地回答奥莉娅娜的问题，内心深处仍然有着自己的女性本质。她们发现两人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像她一样，果尔达每天也要吸十几根烟，并且主要靠咖啡维持营养。她也和奥莉娅娜一样独自生活，自打孩提时就拼命且艰苦地工作；和她一样，果尔达也同样痛恨暴力。在这一点上，奥莉娅娜特别欣赏她的一个回答：“发动战争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我十分确信，总有一天，所有的战争都会结束。我相信，有一天，当学校里的孩子们学习人类战争史时，他们会觉得战争是如此的荒唐。他们会对战争感到惊讶，会因战争而感到愤慨，就像现在的人们会对吃人肉的行为感到气愤一样。”奥莉娅娜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批评她的东西，即使是她的面容也无可挑剔。“很多人都认为果尔达十分丑陋，画了一些有关她残忍行径的讽刺画并以此为乐。天哪！当然，关于美丽各有各的观点，但是我觉得她的面容十分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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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1978 另外一位让她感到十分震撼的女性是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她觉得自己和甘地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她们都在一位英雄父亲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下成长。一九七二年二月，新德里，她同英迪拉·甘地在政府的宫殿中见面。奥莉娅娜喜欢她朴素的外表，喜欢她包在纱丽中敏捷的身体和被简单地挽起在后颈上的头发，尤其喜欢她不同寻常的行事方式。采访结束两天之后，奥莉娅娜意识到她还缺少一些材料，因此跑到英迪拉的家中请求再次会面。“门铃响了之后，秘书出来开门，我问她总理能不能再腾出半个小时。秘书回复我说‘我去问一下吧’，然后她就离开了，回到了英迪拉身边。‘坐，请坐，我们喝一杯咖啡。’就这样我们在面朝花园的客厅内坐下，又谈了一个小时。”就像采访果尔达·梅厄一样，奥莉娅娜也向她提出了很多令人不舒服的问题。比如，是否真的是印度人最先开始对孟加拉国怀有敌意的；作为一个在非暴力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她对战争是什么态度；她是如何去适应不结盟政策和一年前同苏联签署的协议等。一九七五年，英迪拉开始专制统治，奥莉娅娜回到印度，十分失望地讲述了她所看到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在政治方面，她还是更喜欢女人。“首先，她们不傲慢，也更加谦逊和简单。其次，她们不会装腔作势，更加善良，更加沉着稳定。当然，她们也更加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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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1980 要不是受访者事先有所要求，她一定会使用录音机的。那台机器一开始就像一个旅行箱一样笨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愈加小巧方便，已然成了她难得的同伴。她也因此能够在集中精神观察谈话者的同时，录下他们所说的话，并且把它当作一份证据。“若用铅笔记录，我就不能去观察谈话人的表情。再者，我的笔迹也十分潦草，以至于在采访之后，我什么也看不懂。因此，我也记不住谈话的内容。”她解释道。她十分高兴地谈论起她第一次使用录音机采访的情景。那是在一九五六年对英格丽·褒曼的一次采访。“我应该相信录音机，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当我面对录音机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然后我提出了第一个问题，脸也因紧张而变得通红。尽管英格丽·褒曼是一位女演员，她的脸也跟着变得通红，她问我：‘这样行吗？’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应该差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录音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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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1982 “在面对我要采访的人时，我会严肃得令人觉得恐怖。我尽量不穿着性感，让人没有幻想的余地，也经常不梳头，不抹口红。这不仅仅是出于对自我职业的尊重的问题。像我们所说的那样，这也是一种政策上的选择，是一种前卫的女性主义的形式。”她知道，令人喜欢的面孔对自己有利，但是她也有自己的规定，面对这些规定她也绝不会妥协：“我是一个女人。这对我有所帮助。事实上，我可以干所有的事情——改编，大喊大嚷——但是我不会仅因想要一次独家采访就和别人上床。”对于女性特征，她十分喜欢使用众所周知的第六感来描述：“我有一种本能。我能真实地感受我采访的那些人。我会猜测他们的情感。从某些方面来说，我有一点像女巫。”如果不是礼节的束缚，她极可能在采访过程中抽烟；如果可以和采访对象一起抽烟，她会兴奋不已。有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这样的行为来打破尴尬的气氛。在对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三世的采访中，她就是这么做的。他当时刚刚戒烟不久。“我问他，我能不能抽一根烟。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回答说：‘我也能吗？我十分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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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1984 那些年，所有耀眼的政治人物都在她的录音机面前待过：伊朗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联合国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从独裁中解放出来的葡萄牙的马里奥·苏亚雷斯和阿尔瓦罗·库尼亚尔、沙特阿拉伯的酋长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西班牙的流亡者圣地亚哥·卡利略……奥莉娅娜向他们所有人都提出了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而丝毫不去考虑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的后果。这是她对于记者这份工作的想法：“记者并不局限于发现事实。记者需要创造事实，至少要诱发出事实。在采访政治领导人时，我向他提出一些问题，并得到了回答。我创造出事实，围绕着这个事实，肯定将会出现各种讨论。当然，因为这一点，或许也会带来一些政治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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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1986 例如，在一九七二年，她引发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一次外交事故。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邀请她到了自己的国家。他曾阅读了她对亚洲一些领导人的采访文章，因此不想错过自己作为一位著名人物而被采访的殊荣。奥莉娅娜和他在一起待了六天时间，游走于这个国家各个不同的省份。当她谈到他的夙敌——英迪拉·甘地是如何谈论他时，一场外交事故因此而引发：“她说您是一位没有定性的男人。今天宣布一件事情，明天又宣布另外一件事情。人们从来没法弄明白您的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在文章中，她也记录了布托对英迪拉·甘地的看法：“我都不会正眼看她。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智力也很平庸。”本来准备到巴基斯坦进行正式访问的英迪拉，因这次谈话而取消了这项日程。在两国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做了大量努力之后，两个国家的元首才确认了重新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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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1988 和这些强权人物在一起，她总是十分严肃，就像多年之前她和那些电影明星在一起时一样。她发现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海尔·塞拉西十分恐怖：“他衰老不堪，傲慢无礼，愚昧无知，鄙视女人。就算我是和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男人见面，我也只会穿着裤子去。他们告诉我，我不能穿着一条裤子去见他们伟大的皇帝陛下。一开始的时候我回答：‘你们能问一下你们的陛下，我是应该裸着身子去，还是穿着裤子去？’”不久前才继承了自己的父亲弗朗索瓦的王位而成为海地独裁者的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简直就是一个白痴：“首先，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是在照读事先写好的愚蠢的句子。我失去了耐心，说道：‘您听着，我没有时间浪费在您身上。我走了。这实在是太愚蠢了。你们也是，十分愚蠢。’”她认为独立后的孟加拉国总理穆吉布·拉赫曼就是一个疯子，他只是懒散地坐在沙发上，讲述毫无意义的事情。随后，她便问他关于几个月前由他的手下组织的对反对者的屠杀。突然，他暴怒起来，访谈不得不被迫中止。她寄给报社的文章是以这样的句子结尾的：“亲爱的经理，按照你之前的嘱咐，我去达卡了。但是我现在更希望你当时跟我说不要去达卡。那个穆吉布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因此我也不会去写关于他的任何文章。为了让你相信，我给你寄去了我所有的笔记。做你想做的吧。你亲爱的奥莉娅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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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1990 一般来说，首先她并不喜欢那些掌权的人，因为她不喜欢权力。其次，她还有自己的想法，这也经常可以在她的采访中看出端倪。她认为社会的公平存在于民主之中、自由之中。她反对任何一种专制，不管是右派专制还是左派专制；她反对神权政治，反对诞生于任何宗教的神权政治：塞浦路斯的正统观念和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的观念极为相似。在陪他活动了数日之后，她对石油之国沙特阿拉伯的酋长提问道：“亚马尼，有没有人曾经跟您说过，您才是一个真正的反动分子？”同时，在采访中，她的思想也是自由的，因此这期间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利略就征服了她。“卡利略是一个非凡的男人：因为他有所不同，因为他有智慧，因为他的善良。听他讲述的时候，你会问自己，这是不是真的。或许智慧和善良是同一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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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1992 在每一次采访中，她都会和读者们分享自己的观点，可能的话，她也会和受访者一起分享自己的这些想法。她拥有一种极具个人特点的风格，在这种风格中，公众和个人，严肃和幻想相互融合。在采访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的时候，她问他是否相信欧洲会统一。她问正在流亡中的最神圣的柬埔寨人西哈努克，是否尝试过和基辛格谈判，即使他现在还时不时地吹着萨克斯管，看上去很悠闲。她具有侵略性，而且十分夸张。她能够将自己的文章像画面一样呈现出来，同时也不会忘记她的读者。她也会试着提出一些连路上行人都会提出的平庸问题。在同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采访中，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她问道：“现在他们五个国家拿着否决权作为消遣，否决这里，否决那里……但是关于否决权的这件事您觉得严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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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1994 如果她不喜欢一个人，她会告诉读者；如果她没法理解这个人，她也会这样做。在结束对伊朗的巴列维的漫长采访之后，她袒露道：“我用了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试图打动伟大的陛下。最后，我怀疑我根本就一点也没有打动他，我也要求重新和他见面。”她被他严厉的态度和游刃有余的处事方式所触动，这给他们两人之间的沟通竖起了一道隔墙。采访结束时，她问他：“您从来不会笑吗，陛下？”面对那个没有笑容的君主，即便他坐在自己充满黄金的宫殿中，法拉奇的采访方式依旧行得通，她提出的问题十分明确：“在现在的伊朗，还有多少政治犯？”这些明确的问题中也会出现用于揣测对方心思的问题：“您为什么如此悲伤，陛下？”通过这种方式，她得以让他说出了之前从来没有说过的事情，比如他对女性智慧的鄙视，还有当他睡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会定期梦到神秘的事情，甚至包括石油的价格将会上涨十倍等。这是一则爆炸性的消息，伊朗驻意大利大使馆也曾徒劳地试图否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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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1996 有一些著名的人物，像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和约翰·保罗二世，拒绝接受她的采访。但人们在读到她在私人文件中所保存的笔记之后，就会觉得这些名人们如此谨慎也并不为过。在为卡斯特罗准备的提问材料中有这些问题：“你们无法忍受美国人，是真的吗？”“为什么你们让自己的士兵在如此繁多的对外战争中死去？”“您之前被别人迫害，所以现在要来迫害别人？”……为约翰·保罗二世准备的采访笔记更加出人意料，有许多几乎是傲慢不逊的问题：“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您要求在政治上摆脱拉美神甫，但是不需要摆脱波兰神甫吗？”“您对宗教审判所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支委会对涉及性和性别上的问题是如此看重？”“您没有教皇们天使般的面容，您的脚也是普通人的脚，您的声音也是普通人的声音，是什么促使您放弃您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人们能向一个教皇提问他是否曾经陷入爱河吗？为什么不？我就想向耶稣基督提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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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1998 当她进行采访的时候，始终都无法忘记把自己融入其中。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姆·科尔比的会面，最终演变成了一次争吵：奥莉娅娜抗议美国对意大利政治的干涉：“我试图让您承认意大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是一个附庸共和国，也不是你们的一个殖民地！”很久之前，她对美国的钦佩之情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公开的批评。一九七五年，在纽约举行的海外印刷俱乐部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她控诉了美国对于共产主义危险的烦恼，以此为宣泄：“事实是，在欧洲的事件中，你们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的傲慢，让人无法接受。在美国，当我和你们谈论在一些国家中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的时候，如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我最后发现，你们都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这算是比较好的情况了；你们抬起头，目光呆滞，傻傻地问道：‘但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是一回事吗？’这是路上平庸的行人才能问出的问题。欧洲仍然很遥远。但是你们的政治家呢？他们在报纸上读的都是什么？米老鼠连环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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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2000 关于意大利的政治，她因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有复活的苗头而深受折磨，也因为国会中出现的意大利社会党运动而感到气愤。“法西斯的那一套不仅仅导致了我们唯一的灾难，法西斯主义者的出现也是因为我们自身没有责任意识，做人缺乏严谨。因为我的工作，我经常要离开意大利。每一次我重新回到意大利，都会发现它变得更加糟糕。不管是道德方面还是物质方面。就像你看着一个人在下坡路上越滚越远。”一九七三年末和一九七四年初，她为《欧洲人》完成了一系列对意大利政治领导人的采访文章。这些报道都是在经理的要求下进行的，因为他想看看，将奥莉娅娜现在已闻名世界的采访方式应用于采访他们国家的领导人时所产生的效果将会如何。她以桑德罗·佩尔蒂尼为起点开始了自己的系列采访。在担任国会主席时期，这个男人就因为其反法西斯的故事而征服了她。年轻时，他被判了十五年的徒刑，其间一直在监狱中和流放中度过。“人们不是在采访桑德罗·佩尔蒂尼，人们是在听他讲述。在同他一起度过的六个小时内，我也还能想到四个或者是五个问题，并且得出两到三个观察所得到的结果。因此，这六个小时还算是完美并有所收获的。”之后，她继续找其他的人进行采访。面对共产党人乔治·阿门多拉，她尊敬他，但还是很愉快地戏弄他。她这样采访了他：“首先，祝贺您，尊敬的阿门多拉。我读了您的书，请您这么想：奥莉娅娜并没有厌烦！但是实在抱歉，因为通常你们共产党人都是如此无聊。”自由党人乔瓦尼·马拉戈迪，她将他描述成一个冰冷却爱赶时髦的男人，费尽心思让她喝一杯可以当作药物的威士忌。天主教民主党人朱利奥·安德雷奥蒂，她将他描述成一个狡猾的男人，即使她用她那些无礼的问题进攻，他也不会感到慌张。“您听着，安德雷奥蒂：您是否曾经考虑过做一名神甫？但是您能够和我们谈一下使命吗？您总是如此控制自如吗？”天主教民主党人乔瓦尼·利昂内，她将他描述成一个小男人，看起来几乎消失在共和国总统所坐的那过大的椅子中。他接待了她，神情仿佛在说：“我的女儿，你看到我身上发生了什么灾难吗？”最后采访的是社会党人彼得罗·南尼，她在他家中听他讲述了一整天，只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休息了一下，然后下午又接着开始，直到夜幕降临，女管家走进房间冲着他们两个喊道：“现在天都黑了，你们竟浑然不知，你们还打算继续聊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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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2002 很多人都批评她的采访，觉得它们过于挑衅。有人批评她捏造并篡改事实，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基辛格在她离世后为她做了这样的声明：“她是一位伟大的意大利女性。那篇对我的采访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还有弗朗索瓦，那个在政治采访的岁月中一直陪在她的身边，捍卫她的男人这样说道：“那些批评她的人完全是错误的。我参与过她的几次采访，她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是绝对严格的。她仔细地记录，为了一篇文章，一工作起来就是数小时。在每一次采访背后都要做大量的工作，所有的采访都是忠于事实的。在她之前，没人像她这般出色。”他还记得，她的采访都是独特的，极具有个人特点，与那些年人们在报纸上读到的文章截然不同。“当她面对这些强权人物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被其他人的观点影响过：她自己带着她的录音机独立进行采访。她有着与众不同的能力，能深度挖掘出这些人物的弱点和他们虚荣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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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2004 奥莉娅娜和弗朗索瓦之前相互钦佩，彼此欣赏。如果他将她定义为与众不同的女采访家，那她也会毫不隐藏地将他视为和她一样伟大的自由职业者。在他们还在交往的那几年里，弗朗索瓦对她来说就是一个男人的绝对模范。就这一点，半个世纪之后，弗朗索瓦承认了自己对于这个标题的恼怒——《男人》——奥莉娅娜为了赞扬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为小说取了这个名字。“我总是觉得奥莉娅娜为那本书取这个名字是故意的，是为了向我复仇来了，就像是在对我说：看到了吗，这才是一个男人。我觉得她这么做是为了激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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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2009 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1705501098]

1705502010 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16  一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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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2014 奥莉娅娜和帕纳古里斯于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相遇。那时帕纳古里斯刚离开希腊的监狱，重获自由，而她正需要代表《欧洲人》去采访他。她在去意大利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去波恩采访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之间的空隙，对他进行了这次采访。她只是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说自己要去采访他，还没有等他确认，她就乘坐飞机到了雅典。现在她已经是“那个法拉奇”了，她的名字能够打开所有的大门。事实上，一直到那天之前，她从未关心过帕纳古里斯的事。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当帕纳古里斯引爆了一颗炸弹，想要炸死军事政务委员会的首领——乔治斯·帕帕多普洛斯时，她正在越南忙碌。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当帕纳古里斯被判死刑并被关入重罪监狱的时候，在墨西哥受伤的她此时正在疗养。对于帕纳古里斯的悲惨遭遇，无论是从她的私人文件中，还是从她的文章里，人们都无法找到任何蛛丝马迹。那些年，希腊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同她的兴趣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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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2016 那么，为什么在那次会面中竟有如此多的命运的安排？为什么这会是一段伟大的爱情？为什么这代表着她战地记者生涯的圆满结束以及她梦想中那个英雄面孔的出现？或许真相就在其中。多年之后，奥莉娅娜也毫不掩饰地承认，这对于她来说，是一段特别理智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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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2018 当她正处于一段严峻的危机之中时，她遇到了帕纳古里斯。那时，她以十分悲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同弗朗索瓦漫长的关系，也感觉到自己作为记者的精力正在逐渐耗竭。不久前，她才在一次采访中声明：“我受够战争了。在这个职业，有关战争的报道再也不能让我感到快乐了。最近，在印度，我写了一篇十分不近人情的报道。总是重复老一套的东西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我不能重复写一千次有关越南的事情。我不能成为一个总是去报道战争的人。我对此并不满意，我想看一点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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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2020 她开始着手写一篇爱情小说，灵感则来源于弗朗索瓦，但是之后她就中断了，再无法继续。亲戚和朋友们都将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唤作阿莱克斯。阿莱克斯是一位年轻而又孤独的希腊英雄，他独自一人与独裁者斗争，而这也为她提供了一个新的目标。她和这个人结为一体，这也是一段伟大的爱情。围绕着这段爱情，她创作了一篇她一直想写的小说。“阿莱克斯那时候就是我。”所有一切都将终结的时候，她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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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2022 在一番精心准备之后，她开始了采访。她研究了阿莱克斯的经历和关于他在面对监狱生活时，仍然拥有坚强心智的传奇故事：五年的时间内，他什么也没有透露，即使在最恐怖的折磨下也没有妥协。这个男人将她所信仰的东西生动地表现出来：肉体的坚强和灵魂的顽强，对于自由的痴迷以及面对强权的不懈斗争。当出租车将她送到他的家门口时，她发现他的家中已经满是前来拜访的亲戚和朋友。在门口，穿着制服的警察对进出的人们进行了安全检查。人们为这个如此出名的女记者让开一条路：她到这里来见这位希腊抵抗运动的英雄。奥莉娅娜穿着裤子和一件花饰的衬衫，头发披肩散落。阿莱克斯比她小十岁，但是经过这几年的遭遇，他看起来十分苍老。相比而言，奥莉娅娜就像是一个小女孩。不久后，他也很快地用小孩子来称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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