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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莱克斯看到她时，他突然站起身来要拥抱她，用意大利语大喊着：“你好，你终于来了！”奥莉娅娜还不知道他是她的仰慕者。在监狱中，他读了很多她的文章，学习了意大利语；他甚至安排自己的朋友手捧鲜花去机场等候她，但不幸的是这位朋友并没有迎接到她，在她之后才回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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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惊慌失措的、受过伤的男人，这种特征马上就触动她的灵魂深处。正如多年之后，在一次采访中她说的那样：“当我进入那间屋子，看到这个小男人站起来笑着张开双手迎接我的时候，我们之间确实萌发了点儿什么。他当时并不像之后当我带他去意大利时，你们遇到的那样俊美。因为当我带他去意大利的时候，他已经见到了阳光，呼吸了新鲜的空气，吃了美味的食物并补充了营养。他当时甚至算不上面色苍白：他面色发紫，脸上颜色深浅不一，还透着一丝绿色，眼睛深深陷下去，连眼窝都是紫色的。你感受不到他肉体上的任何魅力。在他身上你确实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为人所知的不同性格的人的特征，这些生命曾经幻想过他们的生活，一种理想的生活。为了这种理想的生活，他们见识过野兽般的折磨，忍受了各种徒刑，还经常要面临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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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接受了阿莱克斯的拥抱，然后试着平息他的激动之情。在桌子上放置好录音机后，她便开始提出问题。他一一回答，声音平静。这是第一件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他的声音十分美妙。在他死后，她说：“我可以看一下他的照片，或仅仅是他尸体的照片；我可以触碰、穿上他的衣服，比如，这件衬衫就是用他以前的衬衫改做的；我能够使用他的烟斗、他的纸张，甚至他所有的物品。但是，还是有两件事情我没法去做：一件是在电影中再次见到他，另外一件更加困难——重新听到他的声音。那种带有喉音的美妙的嗓音，深沉得就像一把刀，直插内心深处。我害怕重新听到它。尽管他已经离世，但是他的声音还活着。”这次采访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时不时地，阿莱克斯的母亲会送来一些咖啡。阿莱克斯嘴里叼着烟斗，谈及最悲惨的时刻，他经常用力地咬它。他的故事在奥莉娅娜面前展开，在结束的时候征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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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斯来自一个英雄家庭。他的父亲在战争中被多次授勋；他的两个兄弟像他一样也加入了对独裁者的抵抗运动中：其中年轻一点的斯塔蒂斯曾长时间地待在监狱中，年纪稍大一点的格奥吉奥斯，在被捕后，消失于将他押回祖国的船上——他在试图逃跑时死亡，被监狱的看守们扔出了船外——很少有人知道真相，他的尸体再也没有找到。每次在皮雷奥港口打捞起一具尸体的时候，人们就会叫阿莱克斯的母亲雅典娜，让她去辨认是不是她的儿子。但是她抬一下床单，就会说：“不，这不是格奥吉奥斯。”对于她这些不断在斗争，但从来不会解释什么的儿子们，她会说：“自由者们会站着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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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刺杀帕帕多普洛斯失败被捕之后，阿莱克斯在ESA遭受了两个多月的折磨。ESA是军事警察们的驻地，地面上有一台开着的发动机，用来掩盖犯人们的喊叫声。军事警察们想让他声明自己接受了国外的帮助，并且让他起诉他的同伴们。阿莱克斯一个字也没有说，如果他说话，那也只是为了辱骂那些看守们。从一开始，他就用他全部的力量奋起斗争，反抗酷刑。行刑者们用尽了他们所有的手段，特别是使用时间这个武器。在采访中他向奥莉娅娜解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者让步了。为了不妥协，受害者忍受住这种武器的攻击并做出反击，以阻止事态的恶化，如绝食和断水，表现出侵略性——也就是他们殴打你直至让你昏厥时，要表现出相对应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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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斯的监狱生活是一个男人反抗所有人的漫长斗争。他被判了死刑，有三个夜晚的时间都在等待执行，但是死刑执行时间总是延后。世界已经开始关注他的事情。军事政务委员会知道，杀死他只会让他变为一个英雄；若真是如此，还不如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最后，他们想出了第二种解决方案——将他转移到了博伊阿蒂牢房。就这样，阿莱克斯在非人的生存条件下生活了长达五年之久，他被隔离在一间专门为他而建的牢笼中：一个位于庭院中间的混凝土立方体，三米之内，有两个这样的空间。上面有一扇极小的天窗以便阳光射入。在他死后，奥莉娅娜去访问了这座监狱。对于监狱，她这样说道：“牢笼小得就像是一座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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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多亏了一次全国性的赦免，阿莱克斯才被释放出狱。不久之后，他就与奥莉娅娜——这位他欣赏已久的人相见了。他知道她是意大利最伟大的记者，并且是一位女性。她对待自己从事的工作，就像是面对一场战争，有着非凡的勇气。他们之间的会面，在奥莉娅娜的记忆中，就几乎是一场相认：“带着遗憾，你问我：‘为什么我们没有早一点相遇？当我引燃地雷，当他们折磨拷问我、起诉我、宣判我死刑，将我关入那座坟墓中的时候，你在哪里？’带着内疚，我向你回答，在西贡、河内、金边、墨西哥城、圣保罗、里约热内卢、香港、拉巴斯、科恰班巴、安曼、达卡、加尔各答、科伦坡、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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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夜里三点，这次采访才得以结束。在启程前往机场之前，奥莉娅娜利用仅有的一点空暇时间，在阿莱克斯家人提供的床上休息了几个小时。报社要求她去波恩。她睡了很短的时间，观察着房间内的东西。阿莱克斯小时候的一张照片尤其令她震撼：瘦小的身体，裤子松垮得几乎掉下来，但是已经有一种皱着眉头的表情，令人无法言说。这个男人让她变得不安，以一种她到现在都没法深入了解的方式。阿莱克斯也似乎睡不着觉。她听到他整晚都在走来走去。有一瞬间，她有一种冲动，想去拉开他的房门，但是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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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阿莱克斯给她带来的如此强烈的感情，奥莉娅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逃离。“看到他，我想，噢，上帝啊，这就是爱情了。真的发生了，发生了。然后，我马上改变了想法，不对，是我害怕了。于是我逃跑了，并且告诉自己：‘为了上帝！为了——上——帝！’”次日，阿莱克斯坚持要陪她坐出租车去机场。他让她许诺，一有机会，马上会来见他。奥莉娅娜在短短几天之后便接到他的电话。她马上就意识到，阿莱克斯很喜欢打电话。在听筒的那头他用那滑稽的意大利语吼叫着：“是我！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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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莉娅娜的私人文件中，其中一张可能是阿莱克斯写的第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一九七三年九月四日，即在那次采访之后的第十天。阿莱克斯带着一种好似开玩笑的口气，问她是不是真的偷了他两根金丝来清理烟斗，因为他现在找不到了。但是，在这封信的最后，他为她写了一首短诗：“生命的攀登/遥远的喜悦/爱情的思绪/美妙的本能。”当她得知他住院的时候，奥莉娅娜迅速地回到雅典。因为监狱生活和各种拷打，阿莱克斯的身体遭受了太多折磨。他浑身伤痕累累。偶尔，他会发现一处新伤痕，他就会问：“这一处又是他们什么时候给我弄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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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检查，确定阿莱克斯没有生命危险之后，奥莉娅娜又重新启程飞回意大利。但是她并未在意大利停留，迅速结束手上的事情后，又马不停蹄地返回雅典。她请求同帕帕多普洛斯见面，但是这次采访在最后的时刻被拒绝了。每一次她在雅典下飞机，都要遭到各种检查，这些检查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想让她泄气。她担心阿莱克斯的安全情况，因为他似乎总是想要挑战现任政权，继续述说他对军事政务委员会的观点。她知道他的家现在正处于控制之中，他的电话也已被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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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她说服他申请护照，和她一同去意大利。她确信她可以用她的名望保护他。只要阿莱克斯在她身边，就没人敢杀害他。她带着他去了托斯卡纳。“秋天的托斯卡纳是如此美丽，”她向他解释说，“树林充满了香味，美国葡萄藤蔓爬满了墙壁，红如焰火。在夜晚的侧光下，人们可以放心地行走。”事实上，一到这里，阿莱克斯就将自己关进了房间内，半掩着百叶窗。在那样的一间小牢笼内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之后，他已经无法适应宽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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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的父母一见到阿莱克斯就喜欢上了他。在战争年代，爱德华多也曾经和他一样遭受过这些折磨。托斯卡就像对儿子一样对待阿莱克斯，他也予以回报，亲切地称呼她为妈妈。有一段时间，奥莉娅娜和阿莱克斯各自住在卡索来和罗马的宾馆中，随后他们一起搬到佛罗伦萨的一所公寓中。这是奥莉娅娜第一次同一个男人一起生活，她发现一切都很困难。多年之后，她在笔记中写道：“我尝试着和我的男同伴一块儿生活，就像夫妇那样。或者，更好的说法是，我受制于周遭一些环境因素，以及内心关乎高尚情操的那份坚持，我慢慢地变疯。我就是做不到。我要说的是，他虽然能做到，但是他也很难受，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对于独立充满渴望。他在这样的生活中也感到难受，尽管这段关系中他已经是享受最多的人了——日常家务成了我的工作，还要做饭，等等。而他什么也不做。除这一点之外，这种强制性的同居还是让我很压抑：就算是他在那里一言不发或者是在睡觉，你还是能够感受到他在那里。比如需要共享一部电话——没有一点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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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爆发了很多次争吵。她无法忍受他的意志低沉。若他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她就会叫醒他。“我正在思考。”他会这样辩护。“不，你正在睡觉。”她也会抗议。他们相互辱骂、叫喊，经常还会发生肢体冲突。多年之后，一位女记者问奥莉娅娜他们之间是否吵过架，她回答道：“总是这样。他也说：‘我们两个生来就是为了相互吵架的！’剧烈的争吵，无休止地撕破脸，两个人谁也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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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斯是一个老古董，他很难适应一个像奥莉娅娜这样解放得彻彻底底的女人。他们两人之间的竞争从来都没有结束过。“不能打开信件，或者是能打开信件，几周或几个月以后，就成了我的一个毛病。这让阿莱克斯发疯，他为此而生气。‘打开那封信。’他说。‘不，’我回答，‘这封信是我的，我不打开它。’我重复着。‘那我打开它。’他说。‘打开它，打开它。’‘我还要读一下它。’‘读！’然后他打开了信开始读，过后还补充道：‘你知道它说了什么吗？’‘我不感兴趣。’噢，我们之间既可怕而又有趣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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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迅速地明白了，欣赏一位英雄是一回事，和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一块儿生活则是另一码事。特别是和一个像阿莱克斯这样，遭受过伤害的男人。多年之后，她也说道：“有一次，有人问我：‘和阿莱克斯一起，你快乐吗？’我还记得我冲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和一个不快乐的男人在一起，怎么可能快乐？’”从一开始，阿莱克斯就是一个脾气不好、性情难以预测的伴侣。有的时候他会说“今天晚上我想看你穿得漂亮些，穿红色的”，之后就将她拉出去一个晚上。有的时候他又会忧郁，静默，痴迷地谈论死亡。晚上的时候，他经常会做十分恐怖的噩梦，因此他也经常满身大汗地醒来。他的身上带有一种狂躁的潜在性格，也有很多分裂的人格。在狱中，他用鲜血在一块碎纸片上作了一首诗，其中，他也谈到了他所拥有的人格的多重性：“我的思想中孕育了多少生命/为了试着战胜我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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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十分欣赏他的诗作。她耐心地帮助他重新创作那些写于狱中的诗歌，以及记录下那些在没有纸的情况下，记在大脑中的诗歌。由此，一本名为《我从希腊的监狱中为你们写作》的书诞生了。奥莉娅娜为此工作了数周，她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报道。这本书大功告成之时，她十分高兴，仿佛这本书是她自己的一样：“我精心地保护那些草稿，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当它们被印刷成一本书的时候，我将第一本拿给了阿莱克斯。当时我们在罗马，我还记得，那是离婚法案的全民公投日——就婚姻问题有进步思想者们胜利的日子，因为离婚法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通过。罗马那时候完全成为飘扬着旗帜的海洋，道路上充满了鸣喇叭的汽车，但是阿莱克斯还是在我们的宾馆里睡觉。我把书放在他的枕头上，靠近他的头部，然后我就出去继续给我的报社撰写报道。当我回到宾馆的时候，我发现他还是在睡觉，但是怀里捧着那本书。确确实实是这样，仿佛那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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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请求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写一篇文章作为这本书的序言。她认识这位作家，并且多年以来都很欣赏他。从他们见第一面开始，她就被这个如此特别的男人震撼了。他有着女性般的敏感，但是又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粗糙之处；他和她谈论耶稣，谈论圣弗朗西斯科，仿佛从来没有过任何神父做到过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成就；在夜晚，他又会到那些臭名远扬的街区找那些付费的男妓。她的作品中就曾讲述了帕索里尼在纽约的一次逗留：“当时我们在林肯中心前面，你在找一辆出租车，带你去一个你不想记起的地方。因为不耐烦，你在哆嗦和嘟囔着：‘我割了你的喉咙。’皮埃尔·保罗，你眼睛发光，盯着我，露出悲伤的神色（你的双眼总是悲伤，就算是你在笑的时候也是如此），然后你讥讽地回答道：‘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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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到二日间的夜晚，当帕索里尼被杀死的时候，奥莉娅娜正在罗马和阿莱克斯坐在诺瓦纳广场的一家餐馆里。一个卖《团结报》的小男孩靠近桌子，这则消息便传播开来：帕索里尼被杀了。他们在奥斯蒂亚的水上飞机场找到了被杀害的帕索里尼，他先是被殴打了一顿，然后被一辆汽车撞死。尽管奥莉娅娜已经在越南看到了恐怖的暴行，但还是被这件事吓到了。“据说你遇害之后，从远处看根本没人感觉得出那是一具尸体，而像是一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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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冲动，她向《欧洲人》的经理请求，说她想要报道这起谋杀案。她开始在罗马的下层群众中做调查。驻地于罗马的一位女记者听到一位证人嘟囔说自己看到了全部过程，但因害怕不敢说出真相。之后得到女记者提供的这个线索，奥莉娅娜开始在罗马下层群众中展开调查并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从第一行开始，她就直接写下自己所想的：“对于帕索里尼的死亡，还有另一种看法。”她强烈反对关于谋杀的官方说法。据官方版本称，帕索里尼应该是被一名十七岁的男孩——朱塞佩·佩洛西杀害，而原因则是两人在性事之后在支付问题上发生了争吵。但她说，她的秘密证人称至少看到了另外两名男子殴打并杀害了这位作家，佩洛西应该是一名目击者。他只是在事后被安排在现场，用以顶罪。因为他还未成年，所以并没有被关入监狱多年的危险。另外，与其说他是一名罪人，他更像是一件牺牲品——一个楚楚可怜，被逼无奈出卖自己，依从一个男人意志的牺牲品；而这个男人很可能是他的父亲。但是各种调查和媒体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在帕索里尼的性取向上，这也确确实实在奥斯蒂亚发生。奥莉娅娜对此感到恶心：“他们想让他死两次：肉体上一次，道德上的羞愧而死算是第二次。”她写文章说这是一场阴谋，有人想要除掉帕索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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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官要求她提供她的线人时，她拒绝了——她求助于记者秩序章程，里面的条款允许记者们保护自己的线人。她很清楚，意大利的法律只允许医生、神甫、律师和助产士拥有职业保密资格，但是她这是为了一种原则性的问题而抗争。面对诉讼，因为缄默和有所保留，她也被指责。她委托印刷社刊登了一则声明：“我行使了我的权利，我的良知让我现在很平静，我丝毫没有失去尊严。当他们玩弄原则的时候，不要害怕，也不要被他们恐吓到。”之后她便在一种愤怒的静默中隐退。多年之后，佩洛西已经自由，也承认了那天晚上他并不是自己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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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斯也被帕索里尼的死亡所震惊。死亡吸引着他，令他着魔。他不停地谈论死亡，就像他知道自己的死亡也即将到来。他并未听从奥莉娅娜的建议而放弃政治，而是继续同独裁者们斗争着，偶尔还会偷偷回到雅典。他也一直在国外旅行，从国外的希腊团体和欧洲的政治家手中募集资金以维持抵抗运动的开销。奥莉娅娜也经常被卷入其中，因为在这种超现实的境况下，她需要陪着他，将装满钱的行李箱从一只手转送到另一只手中。其中的一个是通过威尼斯双年展所募得的箱子——阿莱克斯曾经被邀请到这里来演讲——有一天她对伊莎贝拉·罗西里尼谈起：“当我在道吉宫抽烟的时候，庆典仪式开始了。阿莱克斯登上了演讲台，将一个行李箱交给我，当时我就坐在你父亲的旁边。‘永远不要丢下行李箱！我演讲的时候，我希望看到它总是在你的膝盖上。’阿莱克斯对我强行命令道。就是这个在我膝盖上的行李箱折磨着我，折磨着我……‘把它放到地上。’你的父亲对我说。我说：‘不，不行。里面装着珍贵的资料。’突然，他说：‘把它给我，我帮你拿着。’他十分坚决地抓住它，把它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看到此情此景，阿莱克斯立刻停止演讲，从演讲台上盯着我，仿佛要杀了我。然后我做了一个重新拿回行李箱的手势，接着就和你父亲开始推搡了起来。‘请你将它给我吧，不用麻烦您了。’‘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麻烦，我很愿意拿着它。’与此同时，阿莱克斯继续盯着我，盯着我们，十分愤怒。要重新拿回它，真的是一项任务：你的父亲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要拒绝他的好意。之后，阿莱克斯问我：‘那个穿着蓝色衣服，想要偷走我五百万元的俊美男人是谁？’‘是罗伯托·罗西里尼。他并不想偷走你任何东西，只是想施绅士之道。’我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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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阿莱克斯那里习得了很多东西，这个男人对她来说就像是英雄的化身，正是她从小就寻找的那种英雄，并且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是在抵抗运动中战斗的人：“帕纳古里斯是一个真正的非凡的男人。他真正热爱自由，而不仅仅是在嘴上说说。如果他处于三十年前的意大利，他可能会是意大利行动党的一分子。”由于阿莱克斯没能获得美国签证，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奥莉娅娜都没有回到过纽约的家中。为了能够待在他的身边，她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旅行次数，也放弃报道许多新闻，尽管她很感兴趣，比如在智利发生的皮诺切特政变、以色列发生的赎罪日战争，或者是葡萄牙政权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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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同意和他结婚，尽管只是按照他的方式，秘密交换了戒指而已。“他送了我戒指，上面镶着很多钻石，十分漂亮夺目。而我送给他的那个戒指就逊色多了：因为阿莱克斯就想要这样的。他一开始想要一个铁戒指，但是没有这种，所以我就不得不给他买了一个银戒指。尽管最后我弄错了尺寸，阿莱克斯还是十分高兴地把它戴在了小指上。就算是戴在小拇指上，戒指还是有点紧。他的手指已经很粗了，他也因此再也没有将这个戒指取下过，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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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总是感觉他们在被人跟踪。一九七四年八月，军事政务委员会的独裁统治已经垮台，阿莱克斯决定重回雅典，参加议会选举。然而这次奥莉娅娜没有同行。她更喜欢回到她纽约的家中，重新开始为报社工作。在他身边一年的时间，让她感觉十分沉重，她再也不想继续这段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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