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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16 一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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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和帕纳古里斯于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相遇。那时帕纳古里斯刚离开希腊的监狱，重获自由，而她正需要代表《欧洲人》去采访他。她在去意大利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去波恩采访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之间的空隙，对他进行了这次采访。她只是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说自己要去采访他，还没有等他确认，她就乘坐飞机到了雅典。现在她已经是“那个法拉奇”了，她的名字能够打开所有的大门。事实上，一直到那天之前，她从未关心过帕纳古里斯的事。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当帕纳古里斯引爆了一颗炸弹，想要炸死军事政务委员会的首领——乔治斯·帕帕多普洛斯时，她正在越南忙碌。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当帕纳古里斯被判死刑并被关入重罪监狱的时候，在墨西哥受伤的她此时正在疗养。对于帕纳古里斯的悲惨遭遇，无论是从她的私人文件中，还是从她的文章里，人们都无法找到任何蛛丝马迹。那些年，希腊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同她的兴趣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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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在那次会面中竟有如此多的命运的安排？为什么这会是一段伟大的爱情？为什么这代表着她战地记者生涯的圆满结束以及她梦想中那个英雄面孔的出现？或许真相就在其中。多年之后，奥莉娅娜也毫不掩饰地承认，这对于她来说，是一段特别理智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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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正处于一段严峻的危机之中时，她遇到了帕纳古里斯。那时，她以十分悲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同弗朗索瓦漫长的关系，也感觉到自己作为记者的精力正在逐渐耗竭。不久前，她才在一次采访中声明：“我受够战争了。在这个职业，有关战争的报道再也不能让我感到快乐了。最近，在印度，我写了一篇十分不近人情的报道。总是重复老一套的东西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我不能重复写一千次有关越南的事情。我不能成为一个总是去报道战争的人。我对此并不满意，我想看一点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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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着手写一篇爱情小说，灵感则来源于弗朗索瓦，但是之后她就中断了，再无法继续。亲戚和朋友们都将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唤作阿莱克斯。阿莱克斯是一位年轻而又孤独的希腊英雄，他独自一人与独裁者斗争，而这也为她提供了一个新的目标。她和这个人结为一体，这也是一段伟大的爱情。围绕着这段爱情，她创作了一篇她一直想写的小说。“阿莱克斯那时候就是我。”所有一切都将终结的时候，她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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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番精心准备之后，她开始了采访。她研究了阿莱克斯的经历和关于他在面对监狱生活时，仍然拥有坚强心智的传奇故事：五年的时间内，他什么也没有透露，即使在最恐怖的折磨下也没有妥协。这个男人将她所信仰的东西生动地表现出来：肉体的坚强和灵魂的顽强，对于自由的痴迷以及面对强权的不懈斗争。当出租车将她送到他的家门口时，她发现他的家中已经满是前来拜访的亲戚和朋友。在门口，穿着制服的警察对进出的人们进行了安全检查。人们为这个如此出名的女记者让开一条路：她到这里来见这位希腊抵抗运动的英雄。奥莉娅娜穿着裤子和一件花饰的衬衫，头发披肩散落。阿莱克斯比她小十岁，但是经过这几年的遭遇，他看起来十分苍老。相比而言，奥莉娅娜就像是一个小女孩。不久后，他也很快地用小孩子来称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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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莱克斯看到她时，他突然站起身来要拥抱她，用意大利语大喊着：“你好，你终于来了！”奥莉娅娜还不知道他是她的仰慕者。在监狱中，他读了很多她的文章，学习了意大利语；他甚至安排自己的朋友手捧鲜花去机场等候她，但不幸的是这位朋友并没有迎接到她，在她之后才回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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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惊慌失措的、受过伤的男人，这种特征马上就触动她的灵魂深处。正如多年之后，在一次采访中她说的那样：“当我进入那间屋子，看到这个小男人站起来笑着张开双手迎接我的时候，我们之间确实萌发了点儿什么。他当时并不像之后当我带他去意大利时，你们遇到的那样俊美。因为当我带他去意大利的时候，他已经见到了阳光，呼吸了新鲜的空气，吃了美味的食物并补充了营养。他当时甚至算不上面色苍白：他面色发紫，脸上颜色深浅不一，还透着一丝绿色，眼睛深深陷下去，连眼窝都是紫色的。你感受不到他肉体上的任何魅力。在他身上你确实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为人所知的不同性格的人的特征，这些生命曾经幻想过他们的生活，一种理想的生活。为了这种理想的生活，他们见识过野兽般的折磨，忍受了各种徒刑，还经常要面临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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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接受了阿莱克斯的拥抱，然后试着平息他的激动之情。在桌子上放置好录音机后，她便开始提出问题。他一一回答，声音平静。这是第一件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他的声音十分美妙。在他死后，她说：“我可以看一下他的照片，或仅仅是他尸体的照片；我可以触碰、穿上他的衣服，比如，这件衬衫就是用他以前的衬衫改做的；我能够使用他的烟斗、他的纸张，甚至他所有的物品。但是，还是有两件事情我没法去做：一件是在电影中再次见到他，另外一件更加困难——重新听到他的声音。那种带有喉音的美妙的嗓音，深沉得就像一把刀，直插内心深处。我害怕重新听到它。尽管他已经离世，但是他的声音还活着。”这次采访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时不时地，阿莱克斯的母亲会送来一些咖啡。阿莱克斯嘴里叼着烟斗，谈及最悲惨的时刻，他经常用力地咬它。他的故事在奥莉娅娜面前展开，在结束的时候征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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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斯来自一个英雄家庭。他的父亲在战争中被多次授勋；他的两个兄弟像他一样也加入了对独裁者的抵抗运动中：其中年轻一点的斯塔蒂斯曾长时间地待在监狱中，年纪稍大一点的格奥吉奥斯，在被捕后，消失于将他押回祖国的船上——他在试图逃跑时死亡，被监狱的看守们扔出了船外——很少有人知道真相，他的尸体再也没有找到。每次在皮雷奥港口打捞起一具尸体的时候，人们就会叫阿莱克斯的母亲雅典娜，让她去辨认是不是她的儿子。但是她抬一下床单，就会说：“不，这不是格奥吉奥斯。”对于她这些不断在斗争，但从来不会解释什么的儿子们，她会说：“自由者们会站着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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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刺杀帕帕多普洛斯失败被捕之后，阿莱克斯在ESA遭受了两个多月的折磨。ESA是军事警察们的驻地，地面上有一台开着的发动机，用来掩盖犯人们的喊叫声。军事警察们想让他声明自己接受了国外的帮助，并且让他起诉他的同伴们。阿莱克斯一个字也没有说，如果他说话，那也只是为了辱骂那些看守们。从一开始，他就用他全部的力量奋起斗争，反抗酷刑。行刑者们用尽了他们所有的手段，特别是使用时间这个武器。在采访中他向奥莉娅娜解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者让步了。为了不妥协，受害者忍受住这种武器的攻击并做出反击，以阻止事态的恶化，如绝食和断水，表现出侵略性——也就是他们殴打你直至让你昏厥时，要表现出相对应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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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斯的监狱生活是一个男人反抗所有人的漫长斗争。他被判了死刑，有三个夜晚的时间都在等待执行，但是死刑执行时间总是延后。世界已经开始关注他的事情。军事政务委员会知道，杀死他只会让他变为一个英雄；若真是如此，还不如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最后，他们想出了第二种解决方案——将他转移到了博伊阿蒂牢房。就这样，阿莱克斯在非人的生存条件下生活了长达五年之久，他被隔离在一间专门为他而建的牢笼中：一个位于庭院中间的混凝土立方体，三米之内，有两个这样的空间。上面有一扇极小的天窗以便阳光射入。在他死后，奥莉娅娜去访问了这座监狱。对于监狱，她这样说道：“牢笼小得就像是一座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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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多亏了一次全国性的赦免，阿莱克斯才被释放出狱。不久之后，他就与奥莉娅娜——这位他欣赏已久的人相见了。他知道她是意大利最伟大的记者，并且是一位女性。她对待自己从事的工作，就像是面对一场战争，有着非凡的勇气。他们之间的会面，在奥莉娅娜的记忆中，就几乎是一场相认：“带着遗憾，你问我：‘为什么我们没有早一点相遇？当我引燃地雷，当他们折磨拷问我、起诉我、宣判我死刑，将我关入那座坟墓中的时候，你在哪里？’带着内疚，我向你回答，在西贡、河内、金边、墨西哥城、圣保罗、里约热内卢、香港、拉巴斯、科恰班巴、安曼、达卡、加尔各答、科伦坡、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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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夜里三点，这次采访才得以结束。在启程前往机场之前，奥莉娅娜利用仅有的一点空暇时间，在阿莱克斯家人提供的床上休息了几个小时。报社要求她去波恩。她睡了很短的时间，观察着房间内的东西。阿莱克斯小时候的一张照片尤其令她震撼：瘦小的身体，裤子松垮得几乎掉下来，但是已经有一种皱着眉头的表情，令人无法言说。这个男人让她变得不安，以一种她到现在都没法深入了解的方式。阿莱克斯也似乎睡不着觉。她听到他整晚都在走来走去。有一瞬间，她有一种冲动，想去拉开他的房门，但是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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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阿莱克斯给她带来的如此强烈的感情，奥莉娅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逃离。“看到他，我想，噢，上帝啊，这就是爱情了。真的发生了，发生了。然后，我马上改变了想法，不对，是我害怕了。于是我逃跑了，并且告诉自己：‘为了上帝！为了——上——帝！’”次日，阿莱克斯坚持要陪她坐出租车去机场。他让她许诺，一有机会，马上会来见他。奥莉娅娜在短短几天之后便接到他的电话。她马上就意识到，阿莱克斯很喜欢打电话。在听筒的那头他用那滑稽的意大利语吼叫着：“是我！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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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莉娅娜的私人文件中，其中一张可能是阿莱克斯写的第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一九七三年九月四日，即在那次采访之后的第十天。阿莱克斯带着一种好似开玩笑的口气，问她是不是真的偷了他两根金丝来清理烟斗，因为他现在找不到了。但是，在这封信的最后，他为她写了一首短诗：“生命的攀登/遥远的喜悦/爱情的思绪/美妙的本能。”当她得知他住院的时候，奥莉娅娜迅速地回到雅典。因为监狱生活和各种拷打，阿莱克斯的身体遭受了太多折磨。他浑身伤痕累累。偶尔，他会发现一处新伤痕，他就会问：“这一处又是他们什么时候给我弄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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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检查，确定阿莱克斯没有生命危险之后，奥莉娅娜又重新启程飞回意大利。但是她并未在意大利停留，迅速结束手上的事情后，又马不停蹄地返回雅典。她请求同帕帕多普洛斯见面，但是这次采访在最后的时刻被拒绝了。每一次她在雅典下飞机，都要遭到各种检查，这些检查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想让她泄气。她担心阿莱克斯的安全情况，因为他似乎总是想要挑战现任政权，继续述说他对军事政务委员会的观点。她知道他的家现在正处于控制之中，他的电话也已被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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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她说服他申请护照，和她一同去意大利。她确信她可以用她的名望保护他。只要阿莱克斯在她身边，就没人敢杀害他。她带着他去了托斯卡纳。“秋天的托斯卡纳是如此美丽，”她向他解释说，“树林充满了香味，美国葡萄藤蔓爬满了墙壁，红如焰火。在夜晚的侧光下，人们可以放心地行走。”事实上，一到这里，阿莱克斯就将自己关进了房间内，半掩着百叶窗。在那样的一间小牢笼内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之后，他已经无法适应宽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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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的父母一见到阿莱克斯就喜欢上了他。在战争年代，爱德华多也曾经和他一样遭受过这些折磨。托斯卡就像对儿子一样对待阿莱克斯，他也予以回报，亲切地称呼她为妈妈。有一段时间，奥莉娅娜和阿莱克斯各自住在卡索来和罗马的宾馆中，随后他们一起搬到佛罗伦萨的一所公寓中。这是奥莉娅娜第一次同一个男人一起生活，她发现一切都很困难。多年之后，她在笔记中写道：“我尝试着和我的男同伴一块儿生活，就像夫妇那样。或者，更好的说法是，我受制于周遭一些环境因素，以及内心关乎高尚情操的那份坚持，我慢慢地变疯。我就是做不到。我要说的是，他虽然能做到，但是他也很难受，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对于独立充满渴望。他在这样的生活中也感到难受，尽管这段关系中他已经是享受最多的人了——日常家务成了我的工作，还要做饭，等等。而他什么也不做。除这一点之外，这种强制性的同居还是让我很压抑：就算是他在那里一言不发或者是在睡觉，你还是能够感受到他在那里。比如需要共享一部电话——没有一点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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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爆发了很多次争吵。她无法忍受他的意志低沉。若他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她就会叫醒他。“我正在思考。”他会这样辩护。“不，你正在睡觉。”她也会抗议。他们相互辱骂、叫喊，经常还会发生肢体冲突。多年之后，一位女记者问奥莉娅娜他们之间是否吵过架，她回答道：“总是这样。他也说：‘我们两个生来就是为了相互吵架的！’剧烈的争吵，无休止地撕破脸，两个人谁也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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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斯是一个老古董，他很难适应一个像奥莉娅娜这样解放得彻彻底底的女人。他们两人之间的竞争从来都没有结束过。“不能打开信件，或者是能打开信件，几周或几个月以后，就成了我的一个毛病。这让阿莱克斯发疯，他为此而生气。‘打开那封信。’他说。‘不，’我回答，‘这封信是我的，我不打开它。’我重复着。‘那我打开它。’他说。‘打开它，打开它。’‘我还要读一下它。’‘读！’然后他打开了信开始读，过后还补充道：‘你知道它说了什么吗？’‘我不感兴趣。’噢，我们之间既可怕而又有趣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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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迅速地明白了，欣赏一位英雄是一回事，和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一块儿生活则是另一码事。特别是和一个像阿莱克斯这样，遭受过伤害的男人。多年之后，她也说道：“有一次，有人问我：‘和阿莱克斯一起，你快乐吗？’我还记得我冲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和一个不快乐的男人在一起，怎么可能快乐？’”从一开始，阿莱克斯就是一个脾气不好、性情难以预测的伴侣。有的时候他会说“今天晚上我想看你穿得漂亮些，穿红色的”，之后就将她拉出去一个晚上。有的时候他又会忧郁，静默，痴迷地谈论死亡。晚上的时候，他经常会做十分恐怖的噩梦，因此他也经常满身大汗地醒来。他的身上带有一种狂躁的潜在性格，也有很多分裂的人格。在狱中，他用鲜血在一块碎纸片上作了一首诗，其中，他也谈到了他所拥有的人格的多重性：“我的思想中孕育了多少生命/为了试着战胜我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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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十分欣赏他的诗作。她耐心地帮助他重新创作那些写于狱中的诗歌，以及记录下那些在没有纸的情况下，记在大脑中的诗歌。由此，一本名为《我从希腊的监狱中为你们写作》的书诞生了。奥莉娅娜为此工作了数周，她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报道。这本书大功告成之时，她十分高兴，仿佛这本书是她自己的一样：“我精心地保护那些草稿，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当它们被印刷成一本书的时候，我将第一本拿给了阿莱克斯。当时我们在罗马，我还记得，那是离婚法案的全民公投日——就婚姻问题有进步思想者们胜利的日子，因为离婚法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通过。罗马那时候完全成为飘扬着旗帜的海洋，道路上充满了鸣喇叭的汽车，但是阿莱克斯还是在我们的宾馆里睡觉。我把书放在他的枕头上，靠近他的头部，然后我就出去继续给我的报社撰写报道。当我回到宾馆的时候，我发现他还是在睡觉，但是怀里捧着那本书。确确实实是这样，仿佛那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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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请求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写一篇文章作为这本书的序言。她认识这位作家，并且多年以来都很欣赏他。从他们见第一面开始，她就被这个如此特别的男人震撼了。他有着女性般的敏感，但是又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粗糙之处；他和她谈论耶稣，谈论圣弗朗西斯科，仿佛从来没有过任何神父做到过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成就；在夜晚，他又会到那些臭名远扬的街区找那些付费的男妓。她的作品中就曾讲述了帕索里尼在纽约的一次逗留：“当时我们在林肯中心前面，你在找一辆出租车，带你去一个你不想记起的地方。因为不耐烦，你在哆嗦和嘟囔着：‘我割了你的喉咙。’皮埃尔·保罗，你眼睛发光，盯着我，露出悲伤的神色（你的双眼总是悲伤，就算是你在笑的时候也是如此），然后你讥讽地回答道：‘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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