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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到二日间的夜晚,当帕索里尼被杀死的时候,奥莉娅娜正在罗马和阿莱克斯坐在诺瓦纳广场的一家餐馆里。一个卖《团结报》的小男孩靠近桌子,这则消息便传播开来:帕索里尼被杀了。他们在奥斯蒂亚的水上飞机场找到了被杀害的帕索里尼,他先是被殴打了一顿,然后被一辆汽车撞死。尽管奥莉娅娜已经在越南看到了恐怖的暴行,但还是被这件事吓到了。“据说你遇害之后,从远处看根本没人感觉得出那是一具尸体,而像是一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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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冲动,她向《欧洲人》的经理请求,说她想要报道这起谋杀案。她开始在罗马的下层群众中做调查。驻地于罗马的一位女记者听到一位证人嘟囔说自己看到了全部过程,但因害怕不敢说出真相。之后得到女记者提供的这个线索,奥莉娅娜开始在罗马下层群众中展开调查并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从第一行开始,她就直接写下自己所想的:“对于帕索里尼的死亡,还有另一种看法。”她强烈反对关于谋杀的官方说法。据官方版本称,帕索里尼应该是被一名十七岁的男孩——朱塞佩·佩洛西杀害,而原因则是两人在性事之后在支付问题上发生了争吵。但她说,她的秘密证人称至少看到了另外两名男子殴打并杀害了这位作家,佩洛西应该是一名目击者。他只是在事后被安排在现场,用以顶罪。因为他还未成年,所以并没有被关入监狱多年的危险。另外,与其说他是一名罪人,他更像是一件牺牲品——一个楚楚可怜,被逼无奈出卖自己,依从一个男人意志的牺牲品;而这个男人很可能是他的父亲。但是各种调查和媒体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在帕索里尼的性取向上,这也确确实实在奥斯蒂亚发生。奥莉娅娜对此感到恶心:“他们想让他死两次:肉体上一次,道德上的羞愧而死算是第二次。”她写文章说这是一场阴谋,有人想要除掉帕索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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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官要求她提供她的线人时,她拒绝了——她求助于记者秩序章程,里面的条款允许记者们保护自己的线人。她很清楚,意大利的法律只允许医生、神甫、律师和助产士拥有职业保密资格,但是她这是为了一种原则性的问题而抗争。面对诉讼,因为缄默和有所保留,她也被指责。她委托印刷社刊登了一则声明:“我行使了我的权利,我的良知让我现在很平静,我丝毫没有失去尊严。当他们玩弄原则的时候,不要害怕,也不要被他们恐吓到。”之后她便在一种愤怒的静默中隐退。多年之后,佩洛西已经自由,也承认了那天晚上他并不是自己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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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斯也被帕索里尼的死亡所震惊。死亡吸引着他,令他着魔。他不停地谈论死亡,就像他知道自己的死亡也即将到来。他并未听从奥莉娅娜的建议而放弃政治,而是继续同独裁者们斗争着,偶尔还会偷偷回到雅典。他也一直在国外旅行,从国外的希腊团体和欧洲的政治家手中募集资金以维持抵抗运动的开销。奥莉娅娜也经常被卷入其中,因为在这种超现实的境况下,她需要陪着他,将装满钱的行李箱从一只手转送到另一只手中。其中的一个是通过威尼斯双年展所募得的箱子——阿莱克斯曾经被邀请到这里来演讲——有一天她对伊莎贝拉·罗西里尼谈起:“当我在道吉宫抽烟的时候,庆典仪式开始了。阿莱克斯登上了演讲台,将一个行李箱交给我,当时我就坐在你父亲的旁边。‘永远不要丢下行李箱!我演讲的时候,我希望看到它总是在你的膝盖上。’阿莱克斯对我强行命令道。就是这个在我膝盖上的行李箱折磨着我,折磨着我……‘把它放到地上。’你的父亲对我说。我说:‘不,不行。里面装着珍贵的资料。’突然,他说:‘把它给我,我帮你拿着。’他十分坚决地抓住它,把它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看到此情此景,阿莱克斯立刻停止演讲,从演讲台上盯着我,仿佛要杀了我。然后我做了一个重新拿回行李箱的手势,接着就和你父亲开始推搡了起来。‘请你将它给我吧,不用麻烦您了。’‘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麻烦,我很愿意拿着它。’与此同时,阿莱克斯继续盯着我,盯着我们,十分愤怒。要重新拿回它,真的是一项任务:你的父亲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要拒绝他的好意。之后,阿莱克斯问我:‘那个穿着蓝色衣服,想要偷走我五百万元的俊美男人是谁?’‘是罗伯托·罗西里尼。他并不想偷走你任何东西,只是想施绅士之道。’我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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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阿莱克斯那里习得了很多东西,这个男人对她来说就像是英雄的化身,正是她从小就寻找的那种英雄,并且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是在抵抗运动中战斗的人:“帕纳古里斯是一个真正的非凡的男人。他真正热爱自由,而不仅仅是在嘴上说说。如果他处于三十年前的意大利,他可能会是意大利行动党的一分子。”由于阿莱克斯没能获得美国签证,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奥莉娅娜都没有回到过纽约的家中。为了能够待在他的身边,她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旅行次数,也放弃报道许多新闻,尽管她很感兴趣,比如在智利发生的皮诺切特政变、以色列发生的赎罪日战争,或者是葡萄牙政权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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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同意和他结婚,尽管只是按照他的方式,秘密交换了戒指而已。“他送了我戒指,上面镶着很多钻石,十分漂亮夺目。而我送给他的那个戒指就逊色多了:因为阿莱克斯就想要这样的。他一开始想要一个铁戒指,但是没有这种,所以我就不得不给他买了一个银戒指。尽管最后我弄错了尺寸,阿莱克斯还是十分高兴地把它戴在了小指上。就算是戴在小拇指上,戒指还是有点紧。他的手指已经很粗了,他也因此再也没有将这个戒指取下过,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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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总是感觉他们在被人跟踪。一九七四年八月,军事政务委员会的独裁统治已经垮台,阿莱克斯决定重回雅典,参加议会选举。然而这次奥莉娅娜没有同行。她更喜欢回到她纽约的家中,重新开始为报社工作。在他身边一年的时间,让她感觉十分沉重,她再也不想继续这段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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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会偶尔去雅典找他,虽然她无法忍受他周围的宫廷生活。他的生活里有真心朋友,但是也有一大群爱管闲事、挑拨离间、游手好闲的人。她也受不了那些想要和他发生关系的女人。这并不是出于嫉妒,只是她无法忍受某些庸俗的事。阿莱克斯将他的艳史称为“跳入水中,在享受之后离开”;晚上,在红酒的作用下他表现得更加夸张,奥莉娅娜不得不艰难地将他扶回家,给他换上衣服,放到床上。对于她来说,他们两人的关系并不仅限于肉体的吸引。她知道什么是妒忌——“血液清空,只有一种想法:自己爱的男人进入另一个身体之中,妒忌会让人寸步难行,令人无法入睡”——她也知道什么是欲望——“模糊了视野,仅仅是看一眼自己所爱的人,就呼吸错乱”。在同阿尔弗雷德和弗朗索瓦的关系中,她都经历过这些所谓的嫉妒和欲望。但和阿莱克斯在一起时不同。如果非让她坦诚,那在肉体上,奥莉娅娜甚至都没有被阿莱克斯吸引过。一个多年之后拜访她的女性朋友还记得,奥莉娅娜曾给她讲述过关于她的那位对性痴迷的希腊未婚夫的事。“和阿莱克斯一模一样。我始终坚持我们的关系是一种精神上的关系,头脑上的关系,但是他只是想和我发生肉体关系。”奥莉娅娜向她如此袒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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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选为国会议员之后,阿莱克斯开始了另外一场独自的战争,即反对新一届希腊政府中的一些代表人,他指责他们曾经向独裁政府妥协;他攻击国防部控制着军队,但是在军事政务委员会的旧政权垮台之后,国防部并没有彻底清除之前的残党。几个月的时间里,他都在寻找国防部和政务委员会苟合的证据,但是军事警察的档案在政权倒台之后,都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对那些神秘的档案产生了痴迷,这让奥莉娅娜十分担心。她怀疑在他疯狂的举动背后有另外一种原因,一种个人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最终将揭开他弟弟格奥吉奥斯失踪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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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17 从未出生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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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ambini mai n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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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晚上我才知道你曾经存在过:一个生命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无疑是奥莉娅娜最著名的开篇语,这句话开始了她的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一封信》。但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七五年九月,这时的奥莉娅娜已经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这本书还是为她带来了非凡的成功,仅六个月的时间就卖了近五十多万本,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之后这本书继续被广泛地印刷和发行,已然成为她销量最好、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她在生不生孩子的问题上陷入两难。她这种矛盾的观点一经提出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她让进步主义者感到气愤,因为她觉得一个孩子,当他还是受精卵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活着的生命;她也让保守主义者生气,因为她觉得女人是唯一能够决定自己是否要怀孕的人;她让所有的人都惊讶,因为她总是不按常理出牌:一开始她拒绝成为母亲,但最后开始称赞起母亲和孩子这种令人备受折磨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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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她对叙述方式的选择:一个母亲和一个未出生孩子对话的方式。从第一行开始,读者就被书中的那个独白深深地吸引。一个女人,在黑暗中张着眼睛,在去看医生之前,等待着一个孩子的出生。这是一个无名无姓、没有年龄、没有国籍的女人。奥莉娅娜之所以如此喜欢她,是因为从她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所有女人的身影。她独自生活,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自由地爱着男人们,但从来不等待他们对自己施加保护或者与自己结婚。但是面对怀孕,从一开始她的内心就满是矛盾:她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要一个孩子,她也不确定这个孩子是否想要出生。“我并不会仅仅为了一己之欲,而让你不情愿地诞生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我也完全不需要你。”书的一开始,她这样说道。然而,当她谈论那个“刚开始发育的受精卵”时,她已经赋予了他形状,她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孩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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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独角戏是以她的方式来赞同生命的一次宣言,因为在她的身体中,她能够感觉到他在迅速地成长:“谁说你毫无生气,就像一个可以用小铲子拔除的植物?他们认为,如果我想让自己从你这里解放出来,那现在就是正确的时刻。还有人说,我应该等你有了自己的眼睛、嘴巴,等你变成一个生命后再杀死你。之前不能这样做,之前你还太小,小到都无法识别,也无法被铲除。他们都疯了。”同时,在这个艰难抉择的时刻,她也有了困惑:“你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快告诉我: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持续多久?是从人们称为精子的东西着床然后分裂细胞的时刻开始?是从你开始出现心脏,开始供血的时刻开始?是从你开始出现大脑、脊髓,并告诉大家你已经有了人的形状时开始?还是那个时刻仍没到来,你只是一个正在组装中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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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女人的独角戏中,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感情波动:惊讶,热爱,愤怒,反抗。她会时不时地生气,因为医生不断命令她要以休息优先:“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一个容器?一个人们能够存放东西的罐子?”最后,她决定从床上起来,因为她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旅行,但她也不想放弃这个还未出生的孩子。“如果你能够出生,那你就出来。如果你不能出生,那么你将会死亡。很明显,我不会杀死你:简单地说,就是我不会助纣为虐的。”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甚至买了摇篮和很多小衣服。晚上,在启程前,她快乐地向他祝福道:“晚上好,我的孩子。”只有感觉他在她肚子里活动的时候,她才会微微皱眉。旅行中,当她在一条不平直的马路上驾车行驶时,她开始出现最初的疼痛感。她被送往医院急救,医生对她进行了手术以取出孩子,但是孩子已经死亡。她不省人事,陷入昏迷之中。书中的最后一句话,还是给她的孩子的:“你死亡了,现在或许我也会死亡。但是没有关系。因为生命不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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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间,公众都会在小说的结尾读到这个结束语。但事实上,这句结束语并不是奥莉娅娜一开始想写的,而是在阿莱克斯对她抗议后,她才加上了这个“或许”,因为阿莱克斯觉得加上这个词能够给读者留下一些希望。在九十年代,奥莉娅娜还是修改了这个句子,将这个句子变得不再模棱两可——“现在我也会死亡”——并且解释了她的决定:“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女人将死的这个事实。这看起来似乎是改变了想法,却是有原因的,这其中有一段美妙的小插曲:《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一封信》这部小说的草稿在意大利未被修改,但在雅典,在阿莱克斯·帕纳古里斯当选为众议员后所居住的公寓办公室里被修改了。这也是我们之间许多争吵的源泉,因为阿莱克斯要求修改。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他喜欢我在自己写作的文章中使用的韵律,比如,他坚持这本书不应该以散文的形式,而应该以诗歌的形式出版。某个下午,我找到了那些草率写成的草稿,上面划着分隔符,分割开一个个句子,例如‘今天晚上我才知道/你曾经存在过/一个生命/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他还会评价动词、形容词,或者是标点。我不知道把这些草稿藏到哪里。有一次出门的时候,我甚至把它们藏在了锅里。但他还是在那里找到了它们。他尤其不喜欢我写的结束语,也就是女人会死去的事实。‘你这个杀手!你杀死了她,你在杀害可怜的女人!’他用他滑稽且没加定冠词的意大利语叫喊着。即便我跟他解释说那个死亡的结局是按照小说的逻辑来写的,也没用,任何回答都没有用。‘请反思一下你自己的行为。书是我的,所以要按照我的想法来写结尾。’当我看到最后一章的草稿时,我才发现他将我结尾的句子‘现在——我也会——死亡’删掉了。我十分生气。噢!我真的十分生气!我生气得以至于要收拾行李回意大利去。我没有和他告别,因为我当时确实不开心,我甚至想使用暴力。这是我性格中的缺陷:我管不住自己的脾气。我们在佛罗伦萨和波焦因佩里亚莱都还保留着一个书房。三天后,当我在位于波焦因佩里亚莱的书房中时,阿莱克斯也出现在了那里,带着满是忏悔的神情,手里拿着纸片。‘我是来妥协的。’他说,‘签署休战协议。’然后他把纸片递给我,上面写着:‘或许我也会死亡。’好吧,都这样了,我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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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奥莉娅娜十分喜爱的一本小说,同时也是她生命中最隐私的一个片段的珍贵见证:她没能生下孩子。“失去我没有出生的孩子们,对于我来说是巨大的痛苦。因为当一个人在死时却没有留下孩子,她就等于死了两次。”根据她的家人、朋友以及她自己的叙述,我们可以推断她至少怀孕过两次,但是每一次都不幸地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这是命运的选择。我从来没有刻意流产过,但我总是会失去他们。或许我决定要他们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又或许是因为我太不关注健康问题。我确实是一点儿也不关注,因为我从来没有多余的时间。这就是事实。在怀孕的时候,我乘坐飞机的次数过于频繁,内心有太多的感情波动。经历太多的苦难不是一件好事,它会让我失去自己的孩子。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存在过刻意流产或是滥用药物的问题,重点是怎样才能让我怀上孩子。唯一能够怀上孩子的良药就是平静,而这也是我从来都不曾拥有过的。”对于她人生中的这一面,她从来不会多说,也拒绝讲述关于这件事的过多细节,因为她觉得这是她的私事。因此,人们只能重新拼凑出一些确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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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五八年的巴黎,那段同阿尔弗雷德的关系中,她失去了第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可怕的创伤。这和一段不幸福的爱情有关,这也是她几乎从来都不会谈及的事情。她独自一个人痛苦地守着这个秘密,因为她不能和任何人分享:孤独时,她感觉自己和一个没有名字的弱小胎儿一起被抛弃,被一个不爱她的男人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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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她失去了第二个孩子。我们无法知道究竟谁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可能是一个美国人。但可以确定的是,孩子的父亲是一个著名人物并且是已婚男子;这条丑闻一旦爆出,他的职业生涯和他的婚姻都将毁于一旦。或许是NASA的一名宇航员。无论怎样,奥莉娅娜都决定不给他带来任何麻烦,独自面对怀孕这件事。她和自己的家人说了这件事后,所有的人都站在她这一边,包括她的父母,因为他们相信她决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她的一位妹妹给她寄去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一双白色的小鞋子:“她只给我寄过来了这双鞋子,没有附加其他任何东西。这是如此美好。当我还是孩子,一个贫穷的孩子的时候,鞋子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很贵重,所以妈妈总是给我买大一码的鞋子,她说这样的话,我能穿得久一些。也因为这个原因,我穿着总是大一码的鞋子度过了童年。有一次我生日时,妈妈想给我买一双合脚的鞋子。那是一双白色的鞋子,十分轻盈。但后来爷爷在里面钉入了很多铆钉,鞋子就变得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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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决定独自抚养孩子。虽然这种做法并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但她还是为自己的这个决定而自豪。这次突然的、意料之外的、发生在怀孕五个月之后的流产,对她来说是莫大的痛苦。也许因为几年前在巴黎发生的事,这次怀孕对她来说更加弥足珍贵——这是在她觉得自己没法生育之后的一个天大的惊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修复。就像在小说中所说的那样,是她疯狂的工作节奏导致了这次流产。在一封信中,她这样描述了那段时期的生活:“我想多写一点,但是我已经淹没在工作、忧虑在旅行中。因此,我将在更加平静的时候给你写信:或许是从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或许是从加利福尼亚、墨西哥,从这些在等待着我的以及我等待着的不同的地方。那里的白天比欧洲更长。我希望能在圣诞节见到你,到时候我也能够在卡索来,让我那四十八公斤的身体休息一下,现在已经是四十七公斤,马上将变成四十六、四十五、四十四公斤,直到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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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之后,不管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她都感觉很糟糕。一名男性朋友为她提供资金让她休假,她回答道:“我不想无所事事地待一个月。忧虑和疲劳有时是唯一能够阻止我乱想和发疯的方法。圣诞节发生的流产事件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我还没有从中解脱出来,我也要问它能不能让我解脱出来。我跟你说过,我对这个孩子期待已久,就这样失去他,真的令我痛苦,令我绝望。”七月已经来到,尽管距流产已经有六个多月了,但奥莉娅娜还是无法从悲伤的情绪中恢复过来。在信中她经常有些疑惑,然后她将这些疑惑换了种方式重新表达,变成了她小说中经常涉及的一个核心思想:“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对我怀有敌意。我也无法弄懂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是踏上了一辆电车,然后在错误的站台下车。环望四周,发现自己并不熟悉周围的一切,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但此时电车已经重新启程离开,留下你和你的错误在那里,带着你那份窘迫的孤独……或许这列电车就不应该带着我来到这个世界,或许我下错了站台,或许我就不应该出生。或许我的孩子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也使他不会给这个世界留下众多罪孽。或许,不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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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第二个孩子也让她对做母亲的想法重新产生了抵触情绪。奥莉娅娜为自己没有孩子而痛苦,但与此同时,她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来抚养一个孩子。她同一位女性朋友讲述了自己和一条她十分喜欢的小狗之间依依不舍的道别,那是一九六九年。因为她无法带着她的小狗周游世界,便只能将它托付给母亲照顾:“我和我的狗在机场流了很多眼泪。我们相互亲吻、哭泣,我们相互约定。但是飞机刚一起飞,我就感觉如此自由,如此轻松愉快。结束一场喜剧并不困难,去理解为什么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同某个人一块儿生活这件事也不困难:男人,孩子,狗。伴随着我的羞愧,我知道,我对于母性的渴望,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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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来说,一个孩子更像是一种意志的宣言和象征,一种生命,一种最好的存在形式,她也永远无法适应那种丑陋——死亡。因为这一点,她对母性的渴望在西贡被重新点燃。“在越南的时候,我在达喀图看到的所有的尸体,这使得我想要怀孕的愿望更加剧烈。”她对一名记者这样说道,“我现在要说的这一点你也可以记录下来。我知道,也很清楚怀孕意味着什么。但过不了多久,我便失去了他们——我的孩子们。这是一种男人们无法明白的感情,你能如此清楚地感受到另一个生命在你身体内的成长,你感觉自己如此重要。”在越南的时候,她想收养一个孩子,于是她参观了孤儿院,但是这期间她一直被矛盾的感情所左右。一方面,孩子会让她感到治愈:“我将不再需要仅靠他们朝我身上射击才能感到自己还活着”;另一方面,这种想法又让她觉得恐惧。穿过满是孤儿的房间,她感到头晕。她感觉自己被太多忧郁的眼睛注视着,这些目光中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痛苦。最后,她告诉随行女士:“我们走吧,求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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