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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她失去了第二个孩子。我们无法知道究竟谁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可能是一个美国人。但可以确定的是，孩子的父亲是一个著名人物并且是已婚男子；这条丑闻一旦爆出，他的职业生涯和他的婚姻都将毁于一旦。或许是NASA的一名宇航员。无论怎样，奥莉娅娜都决定不给他带来任何麻烦，独自面对怀孕这件事。她和自己的家人说了这件事后，所有的人都站在她这一边，包括她的父母，因为他们相信她决定的事情就是正确的。她的一位妹妹给她寄去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一双白色的小鞋子：“她只给我寄过来了这双鞋子，没有附加其他任何东西。这是如此美好。当我还是孩子，一个贫穷的孩子的时候，鞋子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很贵重，所以妈妈总是给我买大一码的鞋子，她说这样的话，我能穿得久一些。也因为这个原因，我穿着总是大一码的鞋子度过了童年。有一次我生日时，妈妈想给我买一双合脚的鞋子。那是一双白色的鞋子，十分轻盈。但后来爷爷在里面钉入了很多铆钉，鞋子就变得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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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决定独自抚养孩子。虽然这种做法并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但她还是为自己的这个决定而自豪。这次突然的、意料之外的、发生在怀孕五个月之后的流产，对她来说是莫大的痛苦。也许因为几年前在巴黎发生的事，这次怀孕对她来说更加弥足珍贵——这是在她觉得自己没法生育之后的一个天大的惊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修复。就像在小说中所说的那样，是她疯狂的工作节奏导致了这次流产。在一封信中，她这样描述了那段时期的生活：“我想多写一点，但是我已经淹没在工作、忧虑在旅行中。因此，我将在更加平静的时候给你写信：或许是从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或许是从加利福尼亚、墨西哥，从这些在等待着我的以及我等待着的不同的地方。那里的白天比欧洲更长。我希望能在圣诞节见到你，到时候我也能够在卡索来，让我那四十八公斤的身体休息一下，现在已经是四十七公斤，马上将变成四十六、四十五、四十四公斤，直到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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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之后，不管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她都感觉很糟糕。一名男性朋友为她提供资金让她休假，她回答道：“我不想无所事事地待一个月。忧虑和疲劳有时是唯一能够阻止我乱想和发疯的方法。圣诞节发生的流产事件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我还没有从中解脱出来，我也要问它能不能让我解脱出来。我跟你说过，我对这个孩子期待已久，就这样失去他，真的令我痛苦，令我绝望。”七月已经来到，尽管距流产已经有六个多月了，但奥莉娅娜还是无法从悲伤的情绪中恢复过来。在信中她经常有些疑惑，然后她将这些疑惑换了种方式重新表达，变成了她小说中经常涉及的一个核心思想：“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对我怀有敌意。我也无法弄懂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是踏上了一辆电车，然后在错误的站台下车。环望四周，发现自己并不熟悉周围的一切，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但此时电车已经重新启程离开，留下你和你的错误在那里，带着你那份窘迫的孤独……或许这列电车就不应该带着我来到这个世界，或许我下错了站台，或许我就不应该出生。或许我的孩子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也使他不会给这个世界留下众多罪孽。或许，不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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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第二个孩子也让她对做母亲的想法重新产生了抵触情绪。奥莉娅娜为自己没有孩子而痛苦，但与此同时，她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来抚养一个孩子。她同一位女性朋友讲述了自己和一条她十分喜欢的小狗之间依依不舍的道别，那是一九六九年。因为她无法带着她的小狗周游世界，便只能将它托付给母亲照顾：“我和我的狗在机场流了很多眼泪。我们相互亲吻、哭泣，我们相互约定。但是飞机刚一起飞，我就感觉如此自由，如此轻松愉快。结束一场喜剧并不困难，去理解为什么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同某个人一块儿生活这件事也不困难：男人，孩子，狗。伴随着我的羞愧，我知道，我对于母性的渴望，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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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来说，一个孩子更像是一种意志的宣言和象征，一种生命，一种最好的存在形式，她也永远无法适应那种丑陋——死亡。因为这一点，她对母性的渴望在西贡被重新点燃。“在越南的时候，我在达喀图看到的所有的尸体，这使得我想要怀孕的愿望更加剧烈。”她对一名记者这样说道，“我现在要说的这一点你也可以记录下来。我知道，也很清楚怀孕意味着什么。但过不了多久，我便失去了他们——我的孩子们。这是一种男人们无法明白的感情，你能如此清楚地感受到另一个生命在你身体内的成长，你感觉自己如此重要。”在越南的时候，她想收养一个孩子，于是她参观了孤儿院，但是这期间她一直被矛盾的感情所左右。一方面，孩子会让她感到治愈：“我将不再需要仅靠他们朝我身上射击才能感到自己还活着”；另一方面，这种想法又让她觉得恐惧。穿过满是孤儿的房间，她感到头晕。她感觉自己被太多忧郁的眼睛注视着，这些目光中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痛苦。最后，她告诉随行女士：“我们走吧，求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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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弗朗索瓦恋爱时，她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怀孕了。每一次她都十分高兴，但总以失望告终。在一首诗中她写道：“我以为永远留住了你/我的孩子/我独自在沙滩上漫步/带着我的幻想，为你思索姓名。”然而，多年之后，这种感情发生了改变——感情积聚，痛苦清空——在《男人》这部小说中，她讲述了自己和阿莱克斯关在屋内时所发生的争执。阿莱克斯想出去面对自己的敌人，但她想阻止他，于是他踢了她一脚，但是最后却因失误而踢到了她的肚子上。“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我动弹不得，也不能立即出门就医，因为大门的钥匙还在你的手中。我的声音打破了沉静，告诉你，你这一踢所忽视的东西——孩子。”我们无法得知这一幕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在同阿莱克斯恋爱时，奥莉娅娜已经四十多岁了。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也后悔，她也自责：“我想要一个孩子，我十分谨慎地照顾自己，但是在我尝试了所有可能的办法后，还是失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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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在失去第二个孩子之后，她马上写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一封信》这部小说。但是她把这本书关在抽屉里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她害怕重新翻阅这本书的初稿，因为那份初稿是来自自己内心的真实呐喊，里面记录了所有的让她极其痛苦的事情。一九七四年，当《欧洲人》的经理要求她准备关于流产的插页时，她花了一些时间写了一份记叙性的文章。她把自己关在家中四个月，与世隔绝，最后她也完成了小说。她整理了自己最初的版本，删除了过于隐私的内容，将它变成一本普通的书。“从那时起，我就在书中保留了仅仅少部分有关那些让我撕心裂肺的内容：开头，结尾，以及那些关于让我得以解脱的月亮的描写的篇章。如果说，过去那个痛心疾首的主人公是我，那么今天拥有这份理性的主人公就不再是我。她，更多的，只是一个像我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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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私人文件中，还保留着原稿，这些文章以日记的形式写成，更加贴近自传的形式。日记中记录的时间和这些事情和真实发生的时间完美地一致。奥莉娅娜于一九六五年夏天在纽约发现自己怀孕。九月末，医生强制她休息，嘱咐她有的事情不能做。“我向医生解释，我不能奢侈地允许自己傻傻地待着而无所事事，我也不能说出自己怀孕的事。”对于孩子的父亲，她很少谈及，从这里人们可以推断出这个男人当时应该已经十分出名了，对她也没有了曾经的热情。她很可能是在不懂得如何拒绝前男友而又想不伤害他那种荒唐的境况下怀孕的。“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向一个对她十分重要的男人说‘不’是不礼貌的。”她这样写道。当她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她什么也没有对他说。因为他也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觉得奥莉娅娜不可能怀孕。她守住了这个秘密，并像对待一次奇迹一般地呵护这个还未出生的小生命。多年之后，她将她很早之前一篇文章的中心句又搬到了她的小说中：“如果你死亡，那么我也会死亡。就算我还活着，我也会死亡。因为我将回到之前的那个我，一棵干枯的大树，没有果实。一次一无所获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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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于一九七五年出版。意大利当时因为《流产法》的问题而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但三年后，这部法律得以通过。在流产这个问题上，奥莉娅娜有自己明确的立场：她用一种近乎野蛮的方式赞同《流产法》的通过。“我们假设一下，若在我还是一个几毫米的胚胎时，他们就跟我说：‘奥莉娅娜，听着，如果你出生后的命运和一个在达特豪森的高炉中死亡的六岁的饥饿男孩一样，你还是同样地想要出生吗？’我想我当时应该这样回答：‘是的，至少那六年我是活着的，我满足了自己想看看太阳、看看绿色、看看蓝天的好奇心，我嗅到了生命的气息。’”但是她觉得，唯一能够决定是否流产的只有女人自己，因此她同样赞成通过一项法律让流产合法化。“为了捍卫所有女人流产的自由，我已经做好准备，并在必要的时候进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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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她对关于流产的讨论并不感兴趣。她知道，这些讨论仅能够促进她书籍的销售，但是并不会有助于自己对这件事的理解。在一封信中，她描述了从第一天开始就围绕着这本书的争论：“一方面，女人们感到愤怒；另一方面，男人们也因此愤慨。流产主义者对我恶语相向，因为她们觉得我是反对流产的；反对流产主义者辱骂我，因为她们觉得我同意流产这件事。没人知道这本书到底真正想要说什么。在争吵中，不管是这一伙人还是另一伙人都没有道理，或者说这两伙人都有道理。”她重复强调她的小说不是一本关于流产的小说，而是关于困惑的小说，关于痛苦的小说：“我的一位男性朋友，乔治·阿曼德拉让我明白，他不久前失去了自己三十七岁的女儿，这就像失去了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或者刚出生的孩子一样。他正是这样对我说的：这是一本关于痛苦的书。有那么几秒，我几乎不能呼吸：‘我都无法相信自己写了一本关于痛苦的书。之后，我便又一次想起了几年前我开始写这本书那天的情景，不禁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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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18 阿拉伯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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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deserto dell’Ara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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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七六年三月的一段时间里，奥莉娅娜曾这样幻想过，她觉得阿莱克斯已不再痴迷于寻找希腊军事警察的档案。他甚至同意写一本关于自己监狱生活的书，就像她长时间以来一直催促他做的那样。他回到他们在佛罗伦萨的家中，开始工作起来。每天早晨，他会将写字台上的纸张、笔、烟头、打火机收拾整齐，然后用心工作。他从自己被迫害的那一幕开始写起，试着串起所有的线索，但脑海里的记忆已经混乱如麻，能记起的也越来越少；对导致谋杀失败的细节，他总是避而不谈。然后就到了他被逮捕，以及开始受到凶残殴打的部分。写到这里，他就停下了，因为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奥莉娅娜试着用各种方式帮助他，为他精心准备小说的纲要。但他最终还是决定放弃这本书的创作，重新回到希腊。在启程离开前，他对她说：“你来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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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莱克斯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们两人几乎没有见过面。他住在雅典，而她住在纽约。如果她远离他，那么在她脑海中还能留下关于他的美好画面。这种美好的画面源于她的记忆，也源于她的想象。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张。在采访中她讲述说，相距甚远的生活是两个痴迷于自由的人的选择：“阿莱克斯回到雅典后，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居住。这让所有的事情变得更加美好，因为我们彼此都更加自由。”事实上，那个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尽管他们仍然继续在一起，但很多天都不通电话。直到阿莱克斯突如其来的死亡打破了僵局，这也让他们永远地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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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斯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和五月一日之间的凌晨死于一场交通事故。而下周一，他本来准备将他最终发现的秘密档案带到国会。官方消息称这是一起意外事故，但是奥莉娅娜毫不怀疑这是一起雇佣杀人案，杀手们开着两辆汽车追赶他并撞死了他。尽管她自费进行了一些技术鉴定，却还是无法得知事故发生的具体过程。这一切都发生在夜晚，没有任何目击者。唯一确定的是阿莱克斯的汽车在一个斜坡上冲入了附近的车库，撞墙后粉身碎骨。这辆汽车是奥莉娅娜几个月前，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给他的，颜色是不同寻常的鲜绿色，显得十分俏皮。阿莱克斯给它取名为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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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生命中，有两个人比我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我的男人和我的母亲。但在八个月内，他们都相继离开了。现在，这两种关系都已经结束，我在闲暇的时光里不知如何自处。我就如阿拉伯沙漠一样。”一九七六年五月，奥莉娅娜失去了阿莱克斯，而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她又失去了托斯卡。这是她人生中一段艰难的时期，她遭受了失去心爱的人的痛楚。如果说阿莱克斯的死亡来得突然——当时他已经远离了与独裁者相关联的危险，那她母亲的死亡就是漫长的等待，因为她的母亲躺在一张倾斜的床上长达数月。“死亡像是从破裂的水龙头中滴落出来一样：嗒、嗒、嗒……滴落着，积聚着准备坠落，但却从没有完全滴下来。你知道它终将到来，但你不愿意看到结果，尽管那意味着解脱。这个爱你的人，你爱的人，遭受着痛苦，就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妈妈的两个鼻孔中各插着一根输氧管以维持呼吸……声带已经发不出声音，但她的那双眼睛还是望着你，试着告诉你嘴巴已经无法说出的东西……因此你问：这个？这个？这个？她的头慢慢地左右移动，是在说不，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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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斯去世之后，托斯卡因肿瘤卧病在床，十分虚弱。在意识到她身体状况的严重性后，奥莉娅娜为了能陪伴母亲，便带着她来到了卡索来。“我就像一名旅行者一样围着房子到处乱转，来来回回于上下三十个房间。家中的寂静让我想到死亡，想到神秘，想到空间，想到时间。我开始变得多愁善感，用讥讽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如果是艾米莉·勃朗特的话，她可能会因此创作出一些东西吧，而我在想：可能是我正在衰老，我正在十分孤独地衰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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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她决定做些什么以排遣她的寂寞，消解她的不良情绪。和之前一样，她又开始了写作。她开始工作，并计划完成阿莱克斯在启程回希腊前所放弃的小说。尽管她家有十个大房间，有宽敞明亮的窗户，她还是选择了在她房间和洗手间之间的狭窄通道里工作——通道里只有一扇小窗户能够透进阳光，而且只能照到一小片地方。“有一天早晨，我停下来开始思考。突然，我看到了白色的墙壁，我环顾四周：‘为什么我要将自己关在这个走廊里，没有光也没有新鲜空气？’那时我才明白，原来在我的潜意识里，我试着将自己关在一个牢房之中。那个走廊，在家里最狭小的地方，和博伊阿蒂牢房不仅在尺寸比例上很相似，同时也像牢房一般——令人感到窒息、孤独，甚至让人联想起残酷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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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觉得自己需要写一部关于阿莱克斯的小说，也几乎想为他建一座用语言造就的坟墓。在她看来，他的家人为他在雅典准备的墓穴就像是一座恐怖的月亮公园，里面满是小圣像和小灯。她徒劳地抗议着，说阿莱克斯可能并不想这样，因此她亲自负责他的坟墓事宜，她想要使用卡拉拉的白色大理石来搭建坟墓。阿莱克斯的母亲和弟弟对她说，他们更希望她只是提供资金，而其他的事项都由他们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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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之后的几天里，他们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阿莱克斯的家人要求她将阿莱克斯在海外挣得并存放于奥莉娅娜意大利账户里的金钱悉数交出。奥莉娅娜回答说，阿莱克斯当时是想用这笔钱资助西班牙和智利的抵抗运动的，其中一百万里拉给西班牙人，另一百万里拉给智利人。他本来打算在五月五日做这件事的，且也已经在罗马拿到了这次旅行的机票，她解释道。她为了遵循他的意愿，将两次汇款的收据及余下的钱都交给了他的家人。即便如此，阿莱克斯的家人还是觉得奥莉娅娜肯定还留下了不属于她的东西。这一想法再次冒犯了她，她甚至想到了死。她写了一封信，言辞激烈，重申她并不需要阿莱克斯的金钱，她本身就是一个习惯了给予金钱而不是获取金钱的女人。自此，她中断了与帕纳古里斯一家所有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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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写作伊始，她就全身心地投入。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她才会离开写字台片刻：睡几个小时，或者去那个托斯卡等待死亡降临的房间。最后的几天里，托斯卡的身体状况已经变得十分糟糕，奥莉娅娜甚至都不敢离开母亲的房间去睡觉。多年之后，在写给一位男性朋友的信件中，她讲述了同自己母亲一起度过的最后几个小时：“尽管我来到乡下的家中，陪在她的身边；尽管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我还是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事实上，唯一的安慰就是在她逝世的前一夜能够给她找到一位神父。在半夜时分，她带着恳求的眼神，话也说不清楚了。就这样，我飞快地跑出去，甚至没来得及穿上大衣。那是在冬天，外面还下着雪。在黑暗中，我来到了乡村教堂，找到了唐·多利神父，但是他不想来。‘明天，明天，现在——太——晚了——而且——太冷了。’我推搡着他，辱骂他，威胁他，‘如果你不跟着我来，我今天晚上就杀了她’。最后，我还是成功地逼迫他带着紫色的圣带和其他物件来到了我家。看到神父走进来，托斯卡那祈求的眼中露出一丝喜悦，也饱含希望，但同时也掩饰不住她对自己的消极和悲观。奥莉娅娜反对在我们小村中的教堂做弥撒，因为还要付两千里拉。奥莉娅娜把她那条约克犬带到了祭坛下，做弥撒时还时不时踢它两脚。最后，她犯了她之前从未犯过的‘罪行’——她竟在那里打起盹来，脸上还带着一丝幸福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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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将母亲的死亡和你爱的男人的死亡相比较。母亲的死亡意味着你的提前死亡——她的死亡意味着一个孕育了你，将你带到这世界上的那个生命终结了。”面对托斯卡的离世，奥莉娅娜更能感受到死亡的残忍。她在战争的环境中长大，又作为战地记者来到前线，多年间，她见证了无数人的死亡，在自己的文章和书中也讲述着死亡，但是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它。死亡是一个始终纠缠着她的问题，在那可怕的一年里，奥莉娅娜一直思考着死亡的问题，最终被它改变。她的脸上浮现出皱纹和阴影，再也不会消失，她好像一夜之间就衰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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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到了创伤，我的心灵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你问我：‘你日日夜夜想得最多的词语是什么？’我会说：‘死亡，总是死亡。’”多年之后，她对一位美国同事这样说道，“美国有一档电视节目，叫做‘无敌女金刚’，讲的是一位女飞行员和她的飞机坠落的故事。她的一切都毁了，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大脑。就这样，她身体的各个部分被收集了起来，带到了手术室，人们用金属和塑料重塑了她的身躯，用电子眼代替了原有的眼睛，用泵取代了心脏。她原来的器官，除了大脑什么也没有留下。好吧，我不想给那些傻子留下借口，批评我说我的心脏是一个泵，我的血肉是塑料，说我活得像行尸走肉。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时的我像个女飞行员，从天空坠地，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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