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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是改变她人生的一年。在托马森·吉里奥——和她关系很密切的经理的许可下，她辞掉了《欧洲人》的工作。其实很久之前，她就已经疲倦了记者生活，梦想着全身心地投入到书籍的写作中。“我望着镜子中的自己，想起自己已经生活了四十年。我问自己：我应该做什么，继续投入记者这份职业中吗？我是从这份职业里学会了爱，但是我也必须得学会接受和妥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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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之前她是一个公众人物的话，那现在她已然变成了一个隐居的女人，沉浸于她想要的那安静的愿望中。她切断了自己的电话，拒绝任何有关当前形势的采访，取消了所有的公共演讲。三年里，她都隐居在卡索来，专心创作关于阿莱克斯的小说——对一个死于强权之下的男人的赞歌。事实上，这本小说的诞生是基于她两次失去亲近的人的悲痛经历创作的——她失去了她的母亲和她的男人：“他们是我最爱的人。我是如此地爱他们，让我分配对他们的感情是如此的艰难：我想说的是，当我和他们中的一个人在一起时，我就感觉我被偷取了陪伴另一个人的时间……我在乡下家里的一楼和二楼之间的那段楼梯，连接了我妈妈生活的公寓和我同阿莱克斯生活的公寓。当我在那里和他们两人一块儿的时候，在那些楼梯上爬上爬下就是一个错误。”她开始用一种新的方法，从那一刻起，也成为她写作的一种方法。当她写作的时候，她就会与世隔绝，把工作中的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外界交流。她禁止自己的亲戚朋友谈论她正在写的书。对于那些想要见她的人，她的家人们要回答：“她正在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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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我写了三次，不，是四次。如果算上修改草稿的话，那就是五次。在某种程度上，印刷商十分恨我，出版商也十分恨我。‘她还没有同意印刷！她不同意印刷！她不干别的，就是将它扔了！她疯了！疯了！’他们相信我是疯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确实无法将自己同那些草稿分开，我无法将它们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因为我总是能够找到要修改的内容、要改变的东西、要删减的地方。”《男人》这本小说让她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为了讲述，我也需要忍受折磨，”她这样说道，“这就像将这个已故男人的灵魂植入我的身体中，让我重新聆听他的声音，在之前两年半的时间内我没有这样生活过：除了极少的几个密友之外，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话，我也与整个世界相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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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从阿莱克斯的葬礼开始写起——葬礼上人头涌动，在众人的注目下，葬礼开始了。然后讲到刺杀失败和被逮捕的情景，这其中，她极其现实地描述了酷刑和监狱生活。接下来就是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了，这一段爱情故事的描写是小说第二部分的亮点。书的最后写到了阿莱克斯死亡的悲惨一幕。阿莱克斯的一切在书中都得以详尽地再现，仿佛她像阿莱克斯那样生活过。由于实在不满意自己对于阿莱克斯监狱生活的描写，她罕见地打破了自己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到希腊探访了阿莱克斯在博伊阿蒂的牢房：“我让看守将我关进这间牢房中：‘我想自己一个人待在这里，待到我坚持不下去为止。’于是他们将我关在里面，然后就离开了。我坐在那个他睡觉的吊床上。尽管那时已是夏天，但牢笼里面还是很黑。阳光穿过监狱的栅栏照进大厅，大厅里微弱的光线又经地面反射，穿过他牢笼的铁栅栏，直直地照射到天花板上。你会想冬天的时候他是如何在这里生活的。我也很好奇，于是我拿了一把米尺……我小心地测量每一面墙：这边零点三米，那边零点四米，这边一米八……测量结束后，我画出了牢房的平面图。之后，我坐在那里开始思考，但依然想不明白。我开始产生一种压迫感，甚至一种可笑的恐惧：如果他们忘了，把我留在这里面怎么办？我感觉在这里的时间永远都不会停止（后来我才发现，那实际上只有短短二十分钟），我抓住栅栏叫道：‘够了！我明白了！够了！’阿莱克斯竟在这里面生活了那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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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出版。一经出版，立即在意大利内外大获成功。这本书延续了奥莉娅娜一贯的写作风格，尽管这是一本小说，却是基于事实之上的。这是一本无法分类的书，与此同时也是一首对她去世的同伴和基于事实的小说的一首挽歌。“给‘一个男人’下精准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本书中包含太多太多的内容。”她自己说道。她特别强调“一个男人”是能够像童话中孤独的英雄一样对抗强权的人：“和其他所有神秘的希腊神话，还有其他时期的通俗传奇故事一样，这本书也采用了童话创作的经典结构：书一开始讲述了主人公伟大的尝试阶段，接着就是他回到乡村，迎接最后的挑战，直至死亡或者成为圣人。”尽管她强调每件事情都是真实的，但她还是在小说中加入了自己的复仇。她坚持只有小说能够让她对于她讲述的东西，给出更加广泛、更加普遍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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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这本六百页的书诞生了。悲伤的情节、强烈的感情、过激的言辞是这本书的特色。通过这部小说，奥莉娅娜描述了她人生中那段短暂却令人紧张的日子，讲述了她对勇气的痴迷，还有和她相差甚远的男人之间的艰难爱情。“因为我想善待他——阿莱克斯，所以我努力地改变自己去迎合他，因为我并不喜欢之前我对待他的方式——我并不总是试着去理解他，有时甚至还会跟他唱反调。但他死后，我才明白我之前真的做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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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书中用希腊语和意大利语歌颂：“奇亚塞娜，献给你。”这是她写给阿莱克斯的一首诗的名字：“无法遗忘的爱意/重新出现/让我获得重生。”通过这部小说，奥莉娅娜将他和阿莱克斯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了一起：“记者们问我会不会重新陷入爱河。我回答道：‘你们在开玩笑吗？这样的事我连想都不敢想。’人们认为我像那些印度寡妇一样，会和丈夫的尸体一起被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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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现在已经结束了，她可以讲述——有的时候重新创造——“她的”阿莱克斯了。在采访中她解释说她和阿莱克斯经历了一段无与伦比的爱情：“在我人生的某个节点上，出现了一个奇迹：我遇到了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我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我。我说这是一个奇迹，因为这不是一段随便的爱情，这是一段极其伟大的爱情。”现在他已经离世，她也更加爱他。现在她将他变成了永恒的传奇，让他能够成为她生命中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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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19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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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rito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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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在一九七九年出版，让她不得不离开卡索来到意大利境内外宣传推广这本书。在三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后，她重返社会，开始旅行，读各大报纸，看电视节目。时不时地——当有事情以特殊的方式震撼到她时——她甚至会进行一次采访，然后将它发表在美国的几大报纸上，像是《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或者发表在意大利的主流报刊——《晚邮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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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获得了在伊朗会见霍梅尼的机会。对于一名西方记者来说，能够采访到推翻了巴列维统治的伊斯兰教革命领导人并非易事，何况是一名女记者。但一如往常，这一次的采访也提升了她的名望。奥莉娅娜在伊朗是一位真正的明星。“一九七三年我采访了巴列维，并在文章中说他是狗的儿子。霍梅尼给予了我这次采访的机会，可能是他觉得我会将他描述得好一些。事实上，我之前也一直以为，比起巴列维，我应该更喜欢霍梅尼，但一遇到他，我就知道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他和巴列维一样也是一名暴君，只不过他的暴行替代了巴列维的暴行。我就是这样描述他的，就像我曾经描述巴列维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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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次采访，她按照要求，穿上了长袍。霍梅尼反感她所提出的关于伊朗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他讽刺地说道：“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教的服装，没有人强制您必须穿着它。长袍是为年轻的、老实的女性准备的。”奥莉娅娜也做出了正面的回应，她愤怒地脱下了长袍。这引发了一片混乱：霍梅尼无法接受自己看到了一个没有蒙面的女人，于是他离开了房间；奥莉娅娜则拒绝离开以示抗议，因为采访才进行到一半。她坐在房间里好几个小时，直到霍梅尼的儿子对着《古兰经》发誓，说第二天霍梅尼肯定会再次接见她。奥莉娅娜讲述道：“第二天，霍梅尼果然来了。我直勾勾地看着他，对他说：‘现在，伊玛目，我们重新从昨天中断的地方开始吧。我们当时正在讨论说我是一个不体面的女人……’霍梅尼做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从来不看你的脸，总是看着地面。我看着他，带着一丝愉悦的微笑。那很滑稽，因为他不能笑出来。”奥莉娅娜的朋友们都还记得奥莉娅娜对这个老伊玛目惟妙惟肖的模仿，特别是他似笑非笑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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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采访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这表明奥莉娅娜并没有失去她曾经的老辣和魄力。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寻找采访机会，提出争议性的问题——她问霍梅尼为什么要迫害其他和他一样赶走了巴列维的叛乱者们；为什么想把他的国家带回到中世纪。老伊玛目并不接受这些挑衅，他沉着冷静地回答她的问题，从不激动，以避免正面交锋。遇到特别让他觉得咄咄逼人的问题时，他会克制自己的情绪，做个深呼吸，低声抱怨这个外国记者让自己感到很疲惫。奥莉娅娜失望地结束了这次采访并离开，但是她毫不掩饰自己确实被这个人物的超凡魅力所震撼：“这可能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词了，但是用它来描述关于霍梅尼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他是一名狂热分子。我觉得一名狂热分子不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是我应该承认，他是一个例外。他狂热，却又充满智慧：他制定了一系列的准则，让伊斯兰教变得越来越有秩序。我之前觉得自己遇见了一个傻子，但事实上我遇到的是一个敏锐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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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的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一群叛乱者袭击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挟持了里面所有的人当作人质。这引发了一次悲惨的外交危机，五十二名人质被监禁在狱中长达一年多。因为这件事关乎五十二个生命，温和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强硬派之间发动了一场伊斯兰教革命内部的权力战争。美国人拒绝交还在美国接受救治的巴列维——他也在一年之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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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决定回到伊朗。她以《纽约时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去，于一九八○年三月获得签证。她要求进入大使馆，采访人质和叛乱者，但她的要求遭到了回绝。伊朗人民对于她对霍梅尼的挑衅行为依然记忆犹新。在大使馆前，对她怀有敌意的人群将她团团围住，推搡她。奥莉娅娜吓得匆忙返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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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在一九七九年，她采访了卡扎菲。十年之前，卡扎菲通过政变，控制了利比亚。这位独裁者打赌说，他将不同于霍梅尼。他强迫奥莉娅娜进行一次态度积极的采访。“他热爱挑战，”陪伴这位独裁者的政府官员向她解释道，“所有的人都喜欢他，无论男女。尤其是女人，很多女人在采访他的时候爱上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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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对他进行了两次采访，第一天在他的将军辖区，第二天在沙漠中的一个帐篷里。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奥莉娅娜阅读了他的作品《绿皮书》，并很快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本拙劣的书简单地证明了这位上校其实就是一个傻子，我明白他就是个傻子。”像往常一样，她带着一张列有各种争议性问题的清单前去采访——关于对红色旅的财政资助，与菲亚特的联盟，对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的款待——但是卡扎菲回避了这些问题，他的回答掺杂了各式各样的内容：越南和意大利殖民主义，巴勒斯坦问题和中子弹。“我的上帝。他的回答让你感觉像是在寻找河流的源头，但是你不知道他究竟要带你去哪里。”奥莉娅娜在采访中写道。虽然她也参与了这次可笑的采访，但她拒绝跟随卡扎菲的思路，相反，她选择向读者证明这个暴君的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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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比起她向读者所讲述的，这次采访本身才让她更为震撼。多年之后她说道：“那次采访真的令人恐惧。卡扎菲就是一个心理有问题的病人，他是一个疯狂的傻子。如果我能够像阿莱克斯那样勇敢的话，在采访卡扎菲的时候，我就该杀死他了。我应该有视死如归的勇气——杀死卡扎菲，但是我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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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刚从与世隔绝的生活中重返社会时，她要去的另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一九八○年八月，在意大利总统桑迪罗·皮蒂尼的帮助下，她获得了前往中国的机会，成为官方访问的一分子。她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她想看看中国所有的东西。她询问能不能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很明显，最后她也没能获得参观许可。但是她得以采访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由此诞生了另一次足以载入史册的采访。意大利著名记者和作家帝奇亚诺·坦尚尼，后来在中国时给她写信说：“在中国，每次吃午饭、晚饭或者喝酒时，大家讨论的只有你，而我就成了你的辩护律师。我向你保证，你会希望听到我的声音。那次采访美妙极了，那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被世界所了解，在这篇采访中，邓小平不再像一只学舌鹦鹉一样重复着‘人民日报’这几个字眼。这篇报道让邓小平成了一位未被神化的中国共产党人，也让人明白了有关这个东方国度的领导人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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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往常一样，奥莉娅娜也知道自己应该向邓小平提出那些一般的中国民众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在开始采访的时候，她首先祝贺他生日快乐——因为次日就是他的生日。“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是的，我读过您的自传。”“哎！如果您都这么说……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自己的生日是哪天，不管怎样，如果明天真是我的生日，那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因为这意味着我七十六岁了。七十六岁是一个走向衰落的年纪。”“这也是我父亲的年龄，邓先生。如果我告诉我的父亲，说他正处在一个走向衰落的年纪，他会给我一记耳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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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发现他十分热情，幽默诙谐，尽管有点耳背但还是十分可爱。她用无礼的问题轰炸他——关于他在天安门广场上像斯大林一般的行为，她觉得他有必要解释清楚；“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罪过似乎都是四人帮犯下的，而相反毛泽东什么过错也没有——她问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概死了多少人。但是她并不隐瞒，在她内心深处，她还是十分喜欢这个懂得自嘲的男人的。她知道他也喜欢自己。“老实说，我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娇小的女人，这对我的帮助更大。关键是，邓比我还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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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她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前往波兰，因为她十分好奇地想要认识莱赫·瓦文萨。这位工人领导着团结工会，也正是他的领导让共产党政权和苏维埃联盟举步维艰。采访他并非易事：瓦文萨并不相信这位著名的女记者，因为她已经将很多比他还重要的男人撕成碎片。他重复地说自己是一个无知的男人，在自己的一生中也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一本书。“为什么您这么看着我？”他抗议道，因为他十分厌恶奥莉娅娜审讯似的目光。“我这样看您，是因为您很像斯大林。”奥莉娅娜镇定自若地回答。“您会怎么写这次采访？”他继续问道，听上去十分紧张。“问题和答复，问题和答复，或者包括评论在内的所有内容？我并不喜欢在报道中加上评论，这不诚实。评论应该是读者给出的，只有他们才能决定我的回答是愚蠢的还是理智的。”当她逼问得太紧时，他就会抗议：“您独断独行，尤为横行霸道，但因为我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之间就会产生问题。我们需要定个规矩：从现在开始，我会对您彬彬有礼，您也要对我彬彬有礼。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相互攻击了。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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