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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对他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采访,每一次都持续了三小时之久。最后,她对他进行了生动的刻画。整体而言,在她的笔下,他是一位积极、正面的工人领导人形象。多年之后,在同一家意大利报社谈论时,她说:“我那时候并不喜欢瓦文萨。我很快就明白了:他是一个既虚荣又自负的无知者,一个被天主教强制俘获的过于虔诚的信徒——就像电影出版商强制一个天才饰演一个并不适合他的角色一样;我甚至在他身上嗅到了法西斯的臭味,他有一次竟然任命自己的骑兵和司机为参议员。面对这两难的境地,我内心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写还是不写,如果我决定写,那我就是帮了共产党,或者说帮了莫斯科的忙。不幸的是,在紧急关头,记者这个行业并不允许我有深思熟虑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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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季节——她从与世隔绝的状态回到现实生活,中东地区尤为吸引着她。一九八二年六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逼迫巴勒斯坦武装力量从黎巴嫩撤退。奥莉娅娜决定去看个究竟。过了这么久,她终于又重新回到了报道前线。一位女同事还记得她坐在比萨军用机场的长凳上,等待着去贝鲁特的航班的情景。“你去黎巴嫩干什么,写通讯稿吗?”这位同事问她。她在大衣里缩了下身子,耸了一下肩膀。“去看看。”她回答道,接着就闭上了眼睛,假装入睡,避免继续回答问题。事实上,和之前一样,这一次也没有哪家报社派她去,是她自己决定要去的。另一位意大利记者还记得她到达贝鲁特亚历山大宾馆后的情景:“当时那里刚被炸毁,碎玻璃片到处都是。我的头发也被微微烧焦了,为了救人,我还受了些伤。人们都受了伤,很多人都上气不接下气,奥莉娅娜就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中闯了进来。她厉声问我:‘他妈的发生什么事儿了!’然后她开始抗议说,她的宾馆房间里已满是玻璃碎片。她也因此告诉我,她想采访黎巴嫩军队的首领巴希·贾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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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在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基地,她完成了一些独家专访及对果尔达·梅厄的深度描写。这一次,她也想做一些能够载入史册的事情。当她意识到自己无法采访到贾梅耶将军的时候,她将目光转向了以色列军队的总指挥——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她的一位同事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沙龙将军的汽车抵达亚历山大宾馆时,突然一个女人出现在汽车前。我听到一名守卫喊道:‘疯狂的女人,就是一个疯子!”然后我就听到了那个我很熟悉的声音:‘我是奥莉娅娜·法拉奇,你必须让我采访你!’沙龙的几个陪同者中应该有人读过她的书,因为他们用眼神心照不宣地交流着。最后他摇下车窗,探出身子,对她说:‘没问题,法拉奇小姐,星期一早晨十点到我位于特拉维夫的办公室来。’其他的国际新闻记者都十分惊愕。奥莉娅娜轻蔑地看着他们,就像是一只刚吃完老鼠的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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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沙龙的采访持续了整整一天。在中途休息期间,将军的妻子带来了食物,这些食物都被受访者一扫而空。相比之下,奥莉娅娜更喜欢喝点儿咖啡,抽一会儿烟。她对自己的谈话对象并不温柔,她提醒他说,很多人都将他定义为“杀手、人面兽心、推土机、粗鲁、贪图权力”。她试着向他证明,从黎巴嫩中部成功将巴勒斯坦人驱逐的行动,仅仅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他们的冲突却让整个世界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巴勒斯坦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人们也开始团结起来声讨以色列。她让他注意到,犹太人也曾一度安放炸弹。“您辱骂巴勒斯坦人为恐怖主义是有道理的,但事实上,当你们为了建立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及英国人战斗的时候,你们又是什么?”采访结束时,沙龙握着她的手,对她说:“我很明白,您想要在您的荣誉光环上再增加一件战利品。您冷酷无情,十分地冷酷无情。但是我喜欢这次激烈会面的每时每刻,因为您是一名勇敢、真诚且有能力的女性。之前从来没有人像您这样,在采访我之前资料准备得如此充足,没有人像您这样,仅仅是为了一次采访,就要顶着重重炮火来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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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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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印沙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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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cial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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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多国维和部队进驻黎巴嫩时,奥莉娅娜前往贝鲁特去探望意大利的分遣部队。她被那些士兵所震撼——尽管他们大部分都是新兵,但已表现得十分职业化。一九八三年十月,当她得知伊斯兰教的敢死队开着两辆装满炸药的卡车炸毁了美国分遣部队和法国分遣部队的兵营,并杀死了还在睡梦中的三百多名士兵的时候,她的内心已经完全无法平静下来。她立刻返回贝鲁特,从生活在战争威胁之下的意大利军人那里搜集证据——这些军人的生活总是充满着各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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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挥部的所有士兵中,她和一名叫做保罗·内斯波利的联系尤为密切。保罗的年龄大概是她年龄的一半。他出生于一九五七年,在派驻贝鲁特的意大利分遣部队中,除了其他的任务,他还要负责照顾报道这次冲突的意大利记者们。他被命令时刻跟随这位著名的女记者,确保她不会出现任何意外。保罗·内斯波利恰好是奥莉娅娜的仰慕者,《男人》这部小说也是他的母亲最喜爱的书籍之一。当他还只是孩子的时候,他的小女朋友就曾送过他《假如太阳陨落》这本书,因为她知道他对于太空十分痴迷。在贝鲁特的那段漫长的日子里,在一次次的采访和多次对巴勒斯坦阵营的现场考察中,奥莉娅娜和保罗对彼此的了解也越来越深。他们谈论战争,谈论历史、家庭、理想,也谈及未来。奥莉娅娜十分惊讶自己竟然能够和一个与自己儿子一般大的年轻人分享这么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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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之后又多次回到贝鲁特,即便是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当整个城市都处于危险之中时,她还是回来了。意大利分遣部队的首领——弗兰科·安吉奥尼将军还记得:“那个时候,黎巴嫩的局势已完全恶化,那里所有的人都冲着彼此开枪。常规的交通工具再也不可能抵达这里了。在意大利国防部的帮助下,她争取到了进入黎巴嫩的资格。”她被一架军用飞机带到了塞浦路斯,之后便登上了一艘护卫舰,在这艘舰艇访问黎巴嫩的时候,她登上了一架直升机。直升机在夜色中慢慢靠近了海岸,在火把的指引下飞往指定的地点。在飞行员把飞机转了个方向,重新将飞机升高之前,她从飞行中的直升机上跳到地面。“那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应付得来的。”安吉奥尼如此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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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本来准备要在贝鲁特市中心的一家宾馆解决食宿问题,但中途被拦截在位于贝鲁特东部地区的意大利分遣部队的指挥中心。她在地下室和部队的士兵们一起睡觉,在这里她发现了一队紧急救援队的士兵。一天夜晚,从罗马传来了撤退的命令,因此凌晨时分,她也开始随着部队撤退。意大利军人们陆续地登上开往港口的军用卡车,然后在港口登上早已等候在那儿的舰船。而最后撤退的正是指挥中心的士兵们。保罗给奥莉娅娜找到了一顶头盔和一件防弹衣,但由于她十分瘦小,所以防弹衣对她来说简直太大了,就像之前的那些制服一样大。他把她带上一辆吉普车上,并且满足了她临行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最后一次去看一下意大利的战地医院,尽管那儿此时已经被平民占领。当他们抵达医院时,成群的武装人员正在摧毁建筑,肆意毁坏他们无法带走的物件。与此同时,一些宗教领袖也在焚烧医院之前储存的食物,他们觉得这些食物并不干净。奥莉娅娜站在吉普车上,看着他们这些破坏性的行为,大声地咒骂着。在医院出口处,她发现了十几个小孩子。这些孩子并不像以往一样伸出双手要巧克力,他们只是立正向经过的意大利吉普车告别。车上的士兵们也回应着他们的道别,仿佛他们就是军事仪仗队。看到此情此景,奥莉娅娜无法克制住自己的眼泪。当舰船离开贝鲁特的港口时,她待在舰桥上看着这座城市的沿海公路,直到它们消失在地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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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返程的四天里,她有很多的时间同保罗交流。最后,他们两人不再用尊称,而是用“你”彼此称呼。他们讨论现在,憧憬未来。奥莉娅娜问他长大以后想做什么,他向她袒露说自己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宇航员,但是现在,他已经二十七岁了,没有毕业证书,也不懂英语,他知道自己和社会格格不入。听到这儿,奥莉娅娜十分气愤。她跟他说如果有梦想的话,那他就必须要试着去实现它。从舰船上下来后,她抱着他,并向他承诺会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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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又多次见面,一起度过了几个周末。奥莉娅娜十分惊讶自己竟然还能够尝试和一个男人在一起。阿莱克斯死后,她曾将自己的心完全封闭起来,孤独地忍受着没有爱人的寂寞。“我曾经发誓,我再也不会碰任何一个男人,直到我遇见了你。”一九八四年夏天,他们终于能够每天都相处在一起了,她又开始说她之前不想再说的话语,开始写诗——一如之前那样——在笔记本中记录着和自己深爱男人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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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的其中一首诗讲述了保罗的一次跳伞经历。那次她独自一人留在了跳伞场地的边缘位置,起初她十分担心,因为那时候他在天空中仅像一个小点那么大,正迅速地往地面坠落。只有当降落伞慢慢张开,她才感到一丝宽慰。“然后这个小点的上方,一张帆布慢慢地撑开/宽大,湛蓝,慢慢地降落/降落伞滑翔,盘旋,颤动/带着你向重生的我滑翔而来/最后我听到了我的名字,你在喊着我的名字/你高兴地,喜悦地,就像一只快乐的鸟儿/绿色的,挂在帆布的绳子上/终于你猛扑到我怀里,安然无恙,对着我甜蜜地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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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对奥莉娅娜的感情也十分深厚。甚至在之后他们分开的日子里,他对她的深厚感情从未改变。最初,他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都是心怀畏惧地靠近她。带着勃勃的生气,充沛活力的他终于来到她身边。她充沛的活力和她对生活的愿望让她显得比很多自己的同龄人更加年轻。在一封信中,他给她写道:“我认为在意大利的这段时期让你受益匪浅,它帮助你解决了你面前的所有问题。你收起了你之前的怒容和凶相。你再也不需要去反抗任何东西。我觉得,事实上这段经历正是你拥有充沛精力以及惊人思想光芒的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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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所写的诗歌很甜蜜,同时也十分真实地讲述了这段爱情。奥莉娅娜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段感情注定会早早地结束:“你心不在焉地将我们的爱情扔进抽屉/就像扔一只旧鞋子或是一本护照/难道你再也不需要它吗?/你创造了一些华丽的借口/只是为了将这份感情从我心中拔除,以不让我留下任何痛苦?”在外人看来,他们之间的一切都是鲁莽的。“相爱后/我们便成了别人眼里的异端/我们的爱情是一个不成立的假设/一种需要被研究的现象/就像黑洞和函数/没有任何一方面对我们有利/不管是年龄、身高还是体重/不管是职业还是居住的地方。”也有人像对待奇迹一样赞颂他们的爱情:“为什么/在一起后/我们是如此的幸福,如此的舒适/是因为我们不在一起时/我们会相互寻找,彼此等待/并且迫不及待想要见到对方/因为在一起时,我们微笑/我们为了同样的事情而烦恼/我们在一起睡觉/我们在一起是如此的完美,就像是两颗/被河流冲刷、磨平后/又被重新安置好的两颗石头那样完美。”在她的书房中,依旧收藏着一张蒙萨和布里安萨的地图,以及一张保罗眼睛的放大照片。对于那些在问那是什么的人们,她都选择沉默,不予回答。“如何才能向他们解释/那张蒙萨和布里安萨的地图之所以摆放在那里是因为你在那里出生/而收藏那张你眼睛放大后的照片是因为/这双眼睛精于观察/看出了我的倦容。”她不和任何人谈论她和保罗的这段感情。对于朋友们而言,保罗仅仅是一个被奥莉娅娜悉心保护的年轻小伙儿。坐在餐馆或走在路上时,人们总是用异样和困惑不解的目光看着他们——他高大,而她十分瘦小;他年轻,而她已足够成熟——但她试着不去介意。“事实上/人们看着我们,并不相信我们真的能够在一起/他们质疑我们的感情/他们困惑不解,然后总结道:不可能。”一九八五年四月,保罗离开军队,在奥莉娅娜纽约的家中定居。四年的时间里,他们两人为了各自的计划都在拼命地工作:对保罗而言,他要获得纽约理工大学航空工程专业的学位;而对奥莉娅娜而言,她需要写一本新书。她为这本书投入了十年的光阴。《印沙安拉》是她最为复杂的一本小说,一本足足有八百页的书,覆盖内容极为广泛,是另一本浓缩版的《伊利亚特》。书中人物众多,着实考验着读者——书中塑造了七十五个人物,加上龙套角色共一百零二个。她在书中使用了激进的语言。她让每个士兵都说她所设置的语言,从美国海军的俚语到意大利的各地方言,无不囊括。这本书以为意大利分遣部队所准备的第三辆卡车的去向为线索,从侵犯联合国部队的撤退开始写起,时间跨度为三个月。书中她试着清算战争,控诉这场无止境的屠杀中的所有罪行。她用所有在贝鲁特被屠杀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的名字,为所有谋杀中的牺牲者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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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一生见识过诸多暴行,但在黎巴嫩,她还是被因宗教斗争而导致的大屠杀所震撼:“在贝鲁特西部,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我看到了野兽般的行径……野兽般的……我闻到那种令人窒息的恶臭,那是死人的味道。我看到的是尸横遍野的惨剧。”在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她通过自己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讲出了随着时间流逝而懂得的真相:“战争一无是处,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战争一结束,你就发现导致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并没有消失,反而出现了新的导火索。而这些新增的导火索,又将引发另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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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一开始描述了野狗在夜晚占领道路的场景,这象征着军人之间夺取城市控制权的斗争。她向读者如实且毫无删减地描述了所有她所看到的暴行和残酷。小说中也描写了很多的爱情故事。这些爱情在战争,这种最不可能萌发爱情的环境下开花结果。似乎爱情是生命的另一种体现,无论是在多糟糕的情况下,永不停息。这是她尽最大努力想去完成的战争小说。在贝鲁特,尽管每个人都有武器,但他们还是会没缘由地死亡。这里发生的每件事都是由其他的事情所触发,甚至可能是因为极其细微的事情。这些事看起来似乎很遥远,但是在当时糟糕透顶的情况下,它们只会徒增混乱。混乱对工作来说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力量源泉。为了表现所有的这一切,奥莉娅娜使用了一个科学公式——玻尔兹曼方程——这是一位死于自杀的奥利地物理学家在生前为了解释数学名词“熵”,也就是混乱,于十八世纪末期计算出来的。奥莉娅娜为之痴迷。她发现这或许就是战争的方程式。《印沙安拉》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安杰洛下士,这位数学系学生,备受这个方程的折磨。安杰洛称它为死亡公式。他也问自己,如果死亡公式存在,那么相应地,是不是也应该存在生存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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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沙安拉》是一部有着多个章节的预言小说。在这部小说中,黎巴嫩就像是一座实验室,实验人员在里面酝酿着未来的恐怖主义——一种政治和宗教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性质的恐怖主义在不久之后也集中爆发了——宗教变成了政治武器,中东冲突的性质也得以改变。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前的二十年里,奥莉娅娜一直感到从中东的角逐中会产生出一种激进的宗教,以在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中来应对西方。她的一位意大利朋友还记得,她十分担心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问题:“她并没有预料到纽约的那场灾难,但是,早在八十年代,她就已经跟我说过了她的担忧。在美国,我们总是强调和重复我们的仇恨。但谁知道这些恨意将会以何种方式被宣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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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里,她一直关注着国际冲突,设想未来国际冲突的性质和重新划分世界的力量,通过自己笔下的人物,她清楚地表达出:“什么苏联人和美国人!什么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下一场战争应该不会爆发在穷人和富人之间,而应该会发生在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之间、喝葡萄酒的人和不喝葡萄酒的人之间、诵主祷文的人和为安拉啜泣的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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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保罗也带入自己的研究中,她向他寻求各类地图、照片、绘图、细节。晚上吃饭时或是在整理眼前不断堆积的,有关小说背景细节的材料时,他们两人会数小时地谈论着小说中的人物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场景。到了晚上,奥莉娅娜也会阅读白天所写的文章。阅读中,她有时会要求保罗去核对一下,有时征求他一个同意的手势,有时仅仅是要求他专心地听她阅读。她被无数聚集在自己脑海中的故事所折磨着,仿佛所有在她作为战地记者时所收集的故事都在敲击她的心门,要求她将它们讲述出来,而她不能和其中的任何一个说不。为了兼顾所有的故事,她在自己的书房里挂上了一块大大的黑板,上面标注着小说里所有的人名,她还用箭头和评论来帮助自己厘清这些人物间的关系。小说中有人死去,她就会在死去的人的名字旁边做一个标记,因为在《印沙安拉》中有很多人死去。那段时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可以进入她的家中。其中的一个朋友还记得:“有几次我晚上去找她,她一脸怒气走出房间跟我说:‘我今天把他杀死了,我把他杀死了!’被她杀死的是她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一段时间之后,她就再也不能像那样继续下去了……‘我把他杀死了,我让他遭受了折磨……’她那时候很痛苦,因为她又杀死了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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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前一样,每当她写小说时,她就会将自己全部的时间花在写作上。只有一九八七年圣诞节的前夕,为了看望被诊断出肿瘤的父亲,她才中断了写作。她重新回到意大利,和父亲在一起待了整整两个月。当发现自己童年的英雄如今已变得像小鸟一样瘦小时,她感到心烦意乱。“我感觉自己像是他的妈妈。他变得如此瘦小,你知道的。”她跟自己的一位朋友说道,“我毫不费力地就可以抱起他去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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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爱德华多在她的怀抱中去世。“我那时十分绝望,虽然知道那件事早晚会发生,只是时间的问题。他长期忍受着痛苦的折磨,但突然间,他就看开了死亡这件事。我跟他说:‘你是多么勇敢的男人啊,爸爸,你是勇敢的男人!很棒!很棒!’听到这话,他张开眼看着我,露出了一丝微笑。然后他就安详地离世了。”在简短的世俗仪式后,她安葬了父亲。坟墓上还插着象征着正义与自由的旗帜、游击队员国家联合会的旗帜和佛罗伦萨反法西斯地下组织的旗帜。奥莉娅娜发表了自己在夜间陪护他时所写的悼词。葬礼结束后,她启程返回纽约,继续小说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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