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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上去心情不错，慈眉善目，满脸笑容，一点残忍的痕迹都没有。她和每一位夫人握手，殷勤地对她们说：“一家人，都是一家人……”她十分热情，用人每递过一杯茶，她都抢先一步，用嘴唇轻抿一口，依然说着：“一家人，都是一家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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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宴会是一次“死亡之吻”，对改革派的清算也是大规模打压外国人的信号。1900年的头几天，对外国人的进攻已经开始。3月8日，慈禧为显示友好姿态，在太和殿再次为外国使节夫人们举行宴会，这一次她比以往更加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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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到达中国之前，中国的局势就是这样。3月3日，伯希和离开河内，9日抵达香港并停留三天。香港是自由贸易的天堂，这片英国租借地与法国人经营的河内有很大不同，那里没有喧嚣，富有乡土气息，法国人梦想着有朝一日它能与香港媲美。从1840年到1900年，香港人口从四千增长到三十万。当时的香港已不再是当初的印度鸦片集散地，而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和上海齐名。糖、米等原材料以及中国劳动力都通过这里中转。从法律地位上讲，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但这里的英国人并不多，大多数是来自广东和福建的中国人。由于工业和港口业的发展，这里吸引了大批劳工、码头工人、海员、商人，以及新一代文人，即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过西方教育，希望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1899年10月至1900年1月底的冬天，康有为在慈禧的追捕下逃至香港。也正是在香港，日后的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博士建立了兴中会[8]。和中国其他改革派一样，孙中山也与康有为有联系，但两人对国家未来的政体持不同看法。康有为是君主立宪派，孙中山是共和派；康有为与英国人关系密切，而孙中山更倾向于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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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停留期间，康有为是当地改革派精英们的座上宾。他借住在商人何东家里，在那里结识了何启和胡礼垣。何、胡二人都是知识分子，也是香港商界代言人。何、胡在与康有为交谈时表示，康及其支持者推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完全不懂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语言、文化和国情。他们认为，商人应该是中国施行变革的带头人。他们推崇英国，认为英国与俄罗斯和法国相比，殖民胃口最小、最不过分，只要在中国划分租界、设立商行就可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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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法国驻香港领事带伯希和参加法国殖民会所（Hong Kong Club）活动，但他在那里既没遇到何启，也没遇到胡礼垣，更别提何东了。法国殖民会所成立于1846年，1897年迁至滨海的一栋建筑里，具有一定的历史。该机构汇集了法国政客和商人，是法国在当地真正的权力中心。法国殖民当局规定，中国人不能成为会所成员，部分场所甚至还拒绝女性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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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伯希和参观了位于半山腰的外国使团疗养院。此外，他还参观了另一个外国殖民者活动的重要场所——坐落在薄扶林水塘旁边的伯大尼修院（Maison de Béthanie）。很多传教士在修院里休息。伯希和曾在顺化与卡迪耶神父共事，知道传教士对远东地区的情况非常了解，所以对他们很尊敬。他和曾在西藏传教的仁安守（Auguste Desgodins）教士交谈，仁安守的弟弟夏尔—亚辛特（Charles-Hyacinthe）教士不久前刚在西藏身亡。仁安守和卡迪耶都是巴黎外方传教会成员。这个世俗化的宗教团体创立于17世纪，宗旨是向异教徒传播福音，同时负责教会组织工作。该传教会在亚洲有三十一个分支机构，五个在英属印度，七个在印度支那，四个在日本，六个在朝鲜，九个在中国。外方传教会的教士大多出身法国乡村，极少受到大革命思潮影响，近三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推行法国殖民政策的急先锋，在天主教神职人员排序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899年3月15日，法国驻华使馆征得梵蒂冈同意后，迫使清廷承认天主教士享有特权，并建立起教会神职与清朝官职的对应关系。主教相当于巡抚，署理代牧相当于布政使，以此类推。新特权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增添了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权力。从此后，他们可以与朝廷官员看齐了。不仅如此，这还使所有中国基督教教民享受到更多特权。他们能够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即使与非教民发生纠葛，也只接受宗教审判，由西方国家宗教法庭做出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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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梵蒂冈、中国，还是其他地方，传教士的社会地位都高于军人和商人。法国正是以保护传教士和教徒为由，构建起一个殖民帝国。外方传教会有上千成员，加上已经牺牲的殉道者，人数急剧膨胀，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在中国，几乎所有省份都发生过针对外国人的冲突，而骚乱最初的目标通常是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1899年，安徽省发生的一起排外事件程度最激烈，甚至演变成暴动。暴乱首领外号“疙瘩”，原因是他脸上和脖子上长满了疙瘩。他的目标是消灭所有基督徒和外国人。临近北京的山西、山东和直隶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其他教派的传教士都遭到杀害，但地方政府并未采取严厉措施加以制止。香港作为中国的门户，对以上形势有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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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通过仁安守收集了很多珍贵信息。这位法国远东学院的寄宿生正是在香港和外方传教会建立起联系，并一直保持下去的[9]。3月12日，伯希和登上“安南”号邮轮，15日抵达目的地上海，下榻法租界“蜜采里饭店”（Hôtel des Colonies）。上海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但作为长江和黄浦江入海口，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后即成为对外开放港口。1845年，英国人与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签署《上海土地章程》，在中国人聚居的城区北部获得一百九十九公顷土地，法国人在城区和黄浦之间获得一块较小的土地（六十六公顷）。英、法分别建立租界，享有治外法权，以及独立的警务、司法和行政权。与香港类似，1900年的上海也经历了人口迅速膨胀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上海人口达到四十万，其中包括三千名外国人。1888年，上海港共停靠4734艘汽船、813艘帆船，从全球各地进口货物4993835吨，占全国对外贸易的百分之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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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在上海见到法国领事，然后去了法国体育俱乐部（Cercle sportif français）。这个俱乐部非常封闭，偶尔有几个信奉天主教的中国有钱人能够加入其中。紧接着，伯希和自然还拜会了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他们在上海留下深深的印迹，在获得信息和了解情况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传教会有两处地址，一处在上海郊区谈家渡，另一处在徐家汇，中国16世纪末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高官徐光启就葬在此地。为徐光启洗礼的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凭借造表技术和数学知识，再加上各种手段和花招，赢得了万历帝宠信，获得了传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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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上海，“内地”的消息并不比香港乐观。大刀会（即义和拳）12月起事后，到处散播反对基督教的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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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以欧洲人为靠山，搅乱乾坤，欺上凌下，辱没清廷，有悖纲常。他们的头目遣人拆除寺庙，修建大教堂；他们欺瞒无知百姓，残害幼童，取其心、挖其眼，配制春药；他们还向井中投毒。一个书生忍无可忍，前往城中揭发罪行。可叹！官场卖官鬻爵，贿赂成风，对书生施加残暴。善良民众无路可走，只得纷纷学武弄拳。长天神将此事禀告玉皇大帝。玉帝震怒，派天兵天将下凡帮助民众铲除基督徒。洋鬼子末日到了。义和拳有金钟罩体，刀剑不入，枪炮不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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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们，起来吧，万众一心铲除洋鬼子，消灭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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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子孙自古有别于外族蛮夷，但近来百姓无所适从，中国究竟是谁的中国？孔孟已然泪如雨下，泪水淹没他们的胸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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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言所论都在鼓动仇杀和造反，敌人已按先后顺序排好：一是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二是支持中国基督教徒的欧洲人，三是“腐败的朝廷官员”，例如袁世凯。与官员有关联的皇族和文人也隐含其中。中国究竟是谁之中国？大刀会认为孔子和孟子是中国的祖先，满人显然不能位列其中，但清廷对此却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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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一路前行，目睹着中国时局的狂热。3月28日，他抵达天津。天津坐落在海河之滨，紧邻渤海，距离北京一百二十公里，是首都的门户港口。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法国、英国、美国分别在天津划分租界，传教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1869年，法国传教士在一座佛塔遗址上修建圣母得胜堂[11]和孤儿院，引发当地民众不满，教堂陷入孤立状态。中国人不愿将孤儿送往孤儿院，修女们只得对带来孤儿的人加以奖赏。没过多久，这种做法引发了贩卖儿童的风潮，甚至绑架和关押儿童也有发生。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修女们偏好患病儿童，若是生命垂危的孩子则更是求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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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四起，称外国人在天津迷惑儿童，将儿童致残，用儿童内脏炼制春药和毒药。负责天津对外通商的官员崇厚得知此情况后检查了孤儿院，但没有发现任何与谣言类似的情景。局势混乱到了极点，中国人和外国人谈不上任何理解。崇厚在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Fontanier）的陪同下离开孤儿院，愤怒的人群攻击了他们的队伍。丰大业以为中了埋伏，遂开枪射击，误将崇厚的随从打死。丰大业及助手被暴打致死，另外还死了十个修女、两个教士和几个欧洲人，教堂和孤儿院也被付之一炬。在混乱中被毁的还有四座英美教堂。天津是直隶总督府所在地，事后，老谋深算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动用各种外交手腕才平息了外国人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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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众的情绪依然很大。伯希和路过天津时，整个直隶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刀会也被称为义和团，修练一种叫做义和拳的功夫，抢掠杀害基督徒。墙上张贴的针对外国人的大字报也愈发耸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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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八方都是战场。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我乃永生神，大号静真，来自西方高山、道家金彩虹洞。我代表鸿钧老祖警示教民，你们要广传消息，让民众追随大刀会。准备战斗吧，十三外族即将攻击天朝，中华乾坤将被搅乱。兵将排山倒海，尸骨堆积如山，鲜血遍流成河。无论男女老幼，都应该潜心研习神拳，以求永生之术，免遭战火纷扰。混沌的局势将持续三十年，之后方会结束。七十外族还会陆续来侵犯。众拳民唯有奋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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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鬼子指使当地人在井中、河中、海中、谷物中、集市中投毒。只有练习神拳的人方能免遭毒害。凡当地人不买的东西，其中必定有毒。切记！永生神相告，只有开化的人方能明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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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提的“道”，是老子口中原始本初、无法形容、不可名状之物。与之前不同的是，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及清廷和文人，而只将矛头指向一个敌人：西洋人和受其蛊惑改信洋教的中国人。大刀会号召民众拿起武器追随他们，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唯一有能力引导民众的人。与此同时，义和团也加紧召集人马，以展示自身不可战胜的超人能力（可惜始终未能施展出来）。1899年10月2日，临近北京的宋门举行集市，义和团在集市上设场子，号召民众练习“刀枪不入”的义和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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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数千好奇民众汇集宋门，争相目睹奇观，无奈拳练推迟至30日，民众多有失望，但好奇者愈众。事先安排好的头领和两个徒弟在教宗排位前跪拜，一边磕头不止，一边念念有词，奈何神仙始终不肯显灵。下午四时左右，头领突然站起身，表情匪夷所思，如神灵附体。两个徒弟也站起身，把子弹推上枪膛。头领脱去上衣，赤裸上身。一声枪响过后，可怜的头领应声跪下，随即躺倒在地。这一枪在他身上开了个又深又大的洞。左右随从赶紧将其裹住抬走。头领身上血流不止，不久即身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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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掩饰残局，义和团指责基督徒暗杀了那位头领，一些基督徒因此遭杀害，住所被烧毁。尽管发生了此类意外事件，义和团拥有神奇功力的说法在民众中迅速传开，甚至传到了洋人的用人和清兵当中。据估计，当时约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清兵“受到了义和团思想的影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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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为公平、安定、和谐而战的大刀会和义和团迅速扩大影响，外界却对其知之甚少。吴桥县令劳乃宣在描写义和团的小册子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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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拳教门者，白莲教之支流也［其源出于八卦教中之离卦教］。嘉庆间惩禁有案，而根株未能尽绝，直、东州县犹有潜相授受者。上年，其党类在山东冠县以仇天主教为名，聚众为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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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义和团首先以清朝为敌，在嘉庆朝（1796—1820）时就已开始造反，排外和反基督教只为掩盖推翻满清、夺取政权的真正目的。不少达官显贵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直隶总督裕禄。他推行一种和解政策，认为“无论是否基督教徒，都是中华子民”，朝廷都会“善加对待”。然而，不同的看法和政策也同时存在。1899年末，袁世凯在直隶以武力镇压义和团。山东巡抚毓贤对洋人多有敌意，这种态度终于导致12月30日新教教士卜鲁克斯（S. M. W. Brooks）在张家店被杀。处于权力顶端的皇宫大内也存在争论，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一派认为应该联合义和团抵抗洋人，另一派则排斥义和团。慈禧太后的意见无疑将决定哪派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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