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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伯希和再次见到法国公使毕盛。4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伯希和来往于天津和北京之间，自然也对义和团现象进行了研究。伯希和既不是记者，也不是军人，他的首要任务是收集材料。他用半价购买天津耶稣会的书籍，其中一些史料在当年8月出版的《研究》中有所提及。天主教遣使会会士多姆·吉尤（Dom Guillout）卖给伯希和一批关于1870年天津教案的书，耶稣会会计杜克莱（du Cray）教士也向伯希和提供了一些资料。此二人不久即将领教伯希和发怒时的火爆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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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天津至北京的铁路竣工后，两地之间来往不再有任何困难。4月26日，伯希和携带书籍和现金返回北京，住在位于北京内城翻译学校所在地裕庚府邸[16]。北京西、北、东三个方向处于西山和蒙古高原包围之中，春天就已经酷热难耐。这座城市建在一片多沼泽的平原之上，地处白河和支流红河之间。公元前1世纪，北京是燕国都城。后蒙古人在此设“旗”并建都，北京始为外界所知。当时城市的位置位于现在城市的东北部。13世纪，马可波罗来到这里，还在忽必烈的宫中做过停留。1420年，明朝第三任皇帝永乐在此建都，这里才有了今天的名字——北京，意指北方的都城。17世纪，满人攻占北京，基本维持了城市原貌。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这一称呼逐渐被人遗忘。1900年时，当地人习惯将其称为“京”或“京城”（即首都）。当时的北京被泾渭分明地分为两部分，中间用城墙隔开，北部称为内城（或满城），南部称为外城（或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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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城布局方正，四周有城墙相围，共开有十一门，其中三门开向外城。内城街道笔直，重要机构大多设于此，其中较有名的有隆福寺和文庙。隆福寺是文人参加考试、获取功名的地方。17世纪，内城修建了三座天主教堂，分别是北堂、南堂和东堂。与天主教堂相邻的有18世纪修建的俄国东正教堂和19世纪开设的新教教会。1860年，各国紧邻皇家书院翰林院设立使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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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城的中心是皇城，而皇城的心脏是紫禁城。紫禁城四周围以城墙和护城河，皇宫即在其中。紫禁城内有皇家园林和三片水域[17]，设有军机处、内阁、六部和其他国家机构。1860年清朝与英、法交战之后，于1861年1月19日下令设立总理衙门，负责外交事务。只有它位于紫禁城外，离外国使馆区不远，以便协调与各国的关系。1900年时，紫禁城的情况大致如此。当时没有地图可以指明慈禧居住的西宫，也无法标出已经辞世的慈安的东宫。西方外交官和军官很少有机会进入紫禁城，更不可能接近西宫或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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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居住的外城呈长方形，四周的城墙上开有八扇大门，向所有人开放，包括外国人。人们一般从永定门进入外城，随即可看到雄伟的先农坛和天坛。来到天桥，便到了市井中心，那里店铺挨着寺庙，孔庙挨着住家，所有建筑都只有一层。百姓生活穷困潦倒，并且严重缺水。城中各色人等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近些日子，街上出现一些头系红带的长发怪人，身上绣有奇异图案，看上去凶恶残暴。他们就是义和团？如果说这个秘密被内城城墙挡在了外面，而在外城，义和团就隐藏在人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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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上海一家周刊《北华捷报》发表了署名康有为的文章，言辞激烈。这篇讨伐檄文是康有为流亡期间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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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和荣禄并非吾之君主，而仅是先皇的嫔妃和仆人。他们挟持、毒害幼主（光绪帝），频繁合谋，意与洋人签订协议，辱没先祖，出卖百姓。总理衙门乃操办此勾当之所在。慈禧和荣禄背信弃义，实乃罪魁祸首。先祖之盛名，所留之宫殿、城市、村镇、土地、关垒，以及吾辈之财产、货物，乃至四万万同胞血肉之躯，皆将给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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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康有为再次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请求光绪帝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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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归位，中华将为之焕然一新。为推行变法，救国家于水火，吾皇所历之苦难实乃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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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昔日吾皇身体健壮，如今面容消瘦，皆因太医受命为其服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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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吾皇被困瀛台，与世隔绝，形同牢狱中之逆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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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吾皇之追随者悉数遭排挤或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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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吾皇之足遭红铁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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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吾皇之任何请求皆不准，每日只能以糙米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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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寒冬腊月，皇后亦不准添加衣物，只允着夏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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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皇如此蒙羞受难，吾辈岂能不为之愤慨？慈禧、荣禄之流迫害吾皇，实乃无耻叛贼，人人得而诛之。正如东瀛史上之反叛将军，民众亦可起而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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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有为看来，慈禧和荣禄牢牢地掌握着国家大权。前军机大臣[18]未能参加1月26日的祭祀大典。他被排挤在宫廷之外，应该尚不知新立太子溥俊之父端郡王已与董福祥将军和大学士刚毅勾结在一起。三人正伺机寻求政治支持，以加强对慈禧和荣禄的影响力，所以自然将目光投向起兵造势的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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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正当攻击洋人事件日益增多时，伯希和在两名法国翻译学生阿尔贝·菲特（Albert Feit）和亨利·弗利什（Henri Fliche）的陪同下骑马前往长辛店火车站。此站位于北京至汉口铁路线上，管理权掌握在法国手中。长辛店基督徒人数众多，还有一批法国人在那里维护铁路运营。当时局势十分平静，伯希和前去参观了古老的卢沟桥，马可·波罗曾经提到这座桥。15日，伯希和返回北京，在内城南堂参加了方殿华（Louis Gaillard）神父的葬礼。一个月前，伯希和在香港见过他。当时内城局势依然平静，但这种平静只是假象。第二天，一无名之辈在古观象台附近开枪打死一个德国旅行者，告示墙上也出现揭发外国人向井水投毒的文章。坏消息传至法国使馆，伯希和在旅行日记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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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府附近村镇教堂中，确认有七十名中国基督徒遇害。最新消息：长辛店附近一村镇六十名居民全部被开膛破肚。中国政府似有意煽动杀害本国基督徒，以达到驱逐外国传教士的最终目的。因为害怕报复，中国政府不敢直接针对欧洲人。北京城里虽无明显威胁，慈禧却也无意取缔义和团，可能是因为被立为太子的溥俊之父端郡王支持义和团。毕盛似乎想采取行动，他说到计划派遣海军和两艘军舰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帮助侨民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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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00年3月16日这一天，《北华捷报》驻北京记者发表文章，详尽披露皇室与义和团串通一气的事实，警告外国人日后可能发生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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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十分真诚和严肃的态度告知你们，一个大阴谋正在酝酿中，目标是要铲除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强行收回他们的租借地。阴谋的主要策划者是慈禧、庆亲王、端郡王、刚毅、赵舒翘和李秉衡[19]。所用军队皆为满人，如庆亲王率领的神机营（五万人）、端郡王率领的武胜新队（即虎神营，一万人），刚毅等率领的皇家各旗军（一万二千人）。这七万二千人是所谓“复仇军”的核心，义和团只是这场大战的附属力量。危险已迫在眉睫，北京和外地的外国人可能尚未察觉。中国显贵对此都很清楚，已告知身边的外国朋友。但据我所知，外国人不仅没有感谢中国朋友的提醒，反倒对此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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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仅举两例，以证明义和团在朝廷中的受宠程度。首先，直隶监察御史王培佑近日被慈禧召见，谈及义和团时，慈禧说：“你来自直隶，应该清楚直隶的义和团情况如何。你认为战事开始后，他们真会和朝廷一起攻打洋鬼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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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我确信，因为义和团的信条是‘誓死保卫天朝’、‘消灭洋鬼子’。作为您的仆人，我深信义和团定能完成扫除‘洋鬼子’的使命。我家中老幼皆在练习义和拳，我们将一起‘保卫天朝，将洋鬼子扔进大海’。若我获得上谕，将率义和团担当先锋，与洋鬼子决战。在此之前，我将悉心调教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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