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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寒冬腊月，皇后亦不准添加衣物，只允着夏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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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皇如此蒙羞受难，吾辈岂能不为之愤慨？慈禧、荣禄之流迫害吾皇，实乃无耻叛贼，人人得而诛之。正如东瀛史上之反叛将军，民众亦可起而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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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有为看来，慈禧和荣禄牢牢地掌握着国家大权。前军机大臣[18]未能参加1月26日的祭祀大典。他被排挤在宫廷之外，应该尚不知新立太子溥俊之父端郡王已与董福祥将军和大学士刚毅勾结在一起。三人正伺机寻求政治支持，以加强对慈禧和荣禄的影响力，所以自然将目光投向起兵造势的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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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正当攻击洋人事件日益增多时，伯希和在两名法国翻译学生阿尔贝·菲特（Albert Feit）和亨利·弗利什（Henri Fliche）的陪同下骑马前往长辛店火车站。此站位于北京至汉口铁路线上，管理权掌握在法国手中。长辛店基督徒人数众多，还有一批法国人在那里维护铁路运营。当时局势十分平静，伯希和前去参观了古老的卢沟桥，马可·波罗曾经提到这座桥。15日，伯希和返回北京，在内城南堂参加了方殿华（Louis Gaillard）神父的葬礼。一个月前，伯希和在香港见过他。当时内城局势依然平静，但这种平静只是假象。第二天，一无名之辈在古观象台附近开枪打死一个德国旅行者，告示墙上也出现揭发外国人向井水投毒的文章。坏消息传至法国使馆，伯希和在旅行日记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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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府附近村镇教堂中，确认有七十名中国基督徒遇害。最新消息：长辛店附近一村镇六十名居民全部被开膛破肚。中国政府似有意煽动杀害本国基督徒，以达到驱逐外国传教士的最终目的。因为害怕报复，中国政府不敢直接针对欧洲人。北京城里虽无明显威胁，慈禧却也无意取缔义和团，可能是因为被立为太子的溥俊之父端郡王支持义和团。毕盛似乎想采取行动，他说到计划派遣海军和两艘军舰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帮助侨民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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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00年3月16日这一天，《北华捷报》驻北京记者发表文章，详尽披露皇室与义和团串通一气的事实，警告外国人日后可能发生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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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十分真诚和严肃的态度告知你们，一个大阴谋正在酝酿中，目标是要铲除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强行收回他们的租借地。阴谋的主要策划者是慈禧、庆亲王、端郡王、刚毅、赵舒翘和李秉衡[19]。所用军队皆为满人，如庆亲王率领的神机营（五万人）、端郡王率领的武胜新队（即虎神营，一万人），刚毅等率领的皇家各旗军（一万二千人）。这七万二千人是所谓“复仇军”的核心，义和团只是这场大战的附属力量。危险已迫在眉睫，北京和外地的外国人可能尚未察觉。中国显贵对此都很清楚，已告知身边的外国朋友。但据我所知，外国人不仅没有感谢中国朋友的提醒，反倒对此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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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仅举两例，以证明义和团在朝廷中的受宠程度。首先，直隶监察御史王培佑近日被慈禧召见，谈及义和团时，慈禧说：“你来自直隶，应该清楚直隶的义和团情况如何。你认为战事开始后，他们真会和朝廷一起攻打洋鬼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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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我确信，因为义和团的信条是‘誓死保卫天朝’、‘消灭洋鬼子’。作为您的仆人，我深信义和团定能完成扫除‘洋鬼子’的使命。我家中老幼皆在练习义和拳，我们将一起‘保卫天朝，将洋鬼子扔进大海’。若我获得上谕，将率义和团担当先锋，与洋鬼子决战。在此之前，我将悉心调教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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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点头同意，沉思片刻后，说：“是！义和团很重要，但我担心他们缺少有经验的首领，准备不足而贸然行事，令朝廷在洋鬼子面前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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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停顿一刻，继续说：“有了! 直隶和山东的义和团应有首领加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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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见结束。次日上午，即1900年3月13日，朝廷下令，任命王培佑为顺天府尹。慈禧大笔一挥，一个六品官一跃成为京城四品大员，另外还兼管地方刑法！王培佑组织、调教、装备义和团的计划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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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的第二个例子可以体现洋人目前所处的境地。天津教案发生后，除极端保守的官员外，绝大部分官员都已明令禁止使用“洋鬼子”的称谓。官府听到有人说“洋鬼子”，甚至对其施以杖刑。但我们看到，这种叫法不仅是义和团的战争号令，在慈禧口中也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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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保持沉默，外界以为他会在庆亲王、 端郡王、 刚毅、赵舒翘在北京密谋行事和李秉衡在外地行事时站在皇帝一边。而且，荣禄内心亲近英国人，对此我很清楚。不久前的军机处议事中提及意大利和法国在中国南方的领土要求，荣禄一人提议将相关区域划归英国保护，并表示如俄国和法国企图报复，美国和日本将支持英国。只是最终朝廷采纳了庆亲王、端郡王、刚毅和赵舒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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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毅称：“英国人洗劫了圆明园[20]，日本人占领了台湾，美国人将菲律宾华人视如猪狗，我们要跟他们算账。如果法国帮助俄国，尽管我们与法国有深仇大恨，但我们将更加强大。我认为应继续与俄国修好，因为我们与他们联手就能傲视群雄。只有联合俄国，英国才会在一旁俯首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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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官员一致认同，慈禧也用力点头称是。荣禄只得保持沉默，不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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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描述如同皮影戏一般，再现了慈禧如何在幕后操控局势，也让读者对紫禁城中的权谋与争辩有身临其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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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黑旗军将领李秉衡、王培佑备受重用，迅速得到提拔，负责统领大刀会。端郡王吹嘘自己可以掌控义和团，慈禧却想直接对其施加影响。她有意让自己的心腹荣禄在议事时遭受挫折，让端郡王得到某种承诺，却又不引起荣禄的担心。总之，随着时局日益紧迫，慈禧手中掌握着两张牌：端郡王一伙负责冲锋陷阵，荣禄按兵不动。一旦义和团失利，荣禄负责与外国列强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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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章发表三天后，毕盛收到直隶北境宗座代牧主教樊国梁[21]的来信。信中说，两千多名基督徒四处逃窜，无衣无食，无家可归。樊国梁认为，“宗教迫害只是幌子，真正目的是要把欧洲人赶尽杀绝”。进攻已经迫在眉睫，首先捣毁教堂，然后袭击外国驻京使馆。5月20日，以上猜测初步得到证实。北京城里又出现了告示，用华丽的辞藻鼓动民众在农历五月第一天赶杀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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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里的玉皇大帝已深夜下凡到京城，加入义和团。众人上前跪拜，玉帝却一言不发。突然，一个可怕的声音开始控诉乱局，揭发洋鬼子多如毛发的罪行。义和拳首先要切断电报线，然后是铁路，最后将洋鬼子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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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使馆内一片慌乱。云南是与越南东京接壤的边境省份，当地法国侨民被困云南府的消息传出之后，法国远东舰队司令顾若尔（Courrejolles）将军带领十五名军官拜访了毕盛公使。伯希和发现军官中有两个昔日斯坦尼斯拉斯中学的同学，罗伯特·德斯波特（Robert Desportes）准尉和莫里斯·戈蒂埃（Maurice Gauthier）准尉。会晤的气氛十分紧张，毕盛和顾若尔建议向北京派遣得力部队，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 MacDonald）爵士不相信进攻已迫在眉睫，给法国人的热情泼了一盆冷水。顾若尔返回天津时，他们仍未做出任何决定。5月24日夜，英国使馆举行花园酒会，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八十一岁生日。来宾共有六十人，一个葡萄牙人指挥中国乐队演奏着乐曲，气氛轻松随意。为表示对英国公使此前无知冷漠态度的不满，毕盛偕夫人提前离开了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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