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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点头同意，沉思片刻后，说：“是！义和团很重要，但我担心他们缺少有经验的首领，准备不足而贸然行事，令朝廷在洋鬼子面前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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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停顿一刻，继续说：“有了! 直隶和山东的义和团应有首领加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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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见结束。次日上午，即1900年3月13日，朝廷下令，任命王培佑为顺天府尹。慈禧大笔一挥，一个六品官一跃成为京城四品大员，另外还兼管地方刑法！王培佑组织、调教、装备义和团的计划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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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的第二个例子可以体现洋人目前所处的境地。天津教案发生后，除极端保守的官员外，绝大部分官员都已明令禁止使用“洋鬼子”的称谓。官府听到有人说“洋鬼子”，甚至对其施以杖刑。但我们看到，这种叫法不仅是义和团的战争号令，在慈禧口中也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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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保持沉默，外界以为他会在庆亲王、 端郡王、 刚毅、赵舒翘在北京密谋行事和李秉衡在外地行事时站在皇帝一边。而且，荣禄内心亲近英国人，对此我很清楚。不久前的军机处议事中提及意大利和法国在中国南方的领土要求，荣禄一人提议将相关区域划归英国保护，并表示如俄国和法国企图报复，美国和日本将支持英国。只是最终朝廷采纳了庆亲王、端郡王、刚毅和赵舒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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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毅称：“英国人洗劫了圆明园[20]，日本人占领了台湾，美国人将菲律宾华人视如猪狗，我们要跟他们算账。如果法国帮助俄国，尽管我们与法国有深仇大恨，但我们将更加强大。我认为应继续与俄国修好，因为我们与他们联手就能傲视群雄。只有联合俄国，英国才会在一旁俯首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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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官员一致认同，慈禧也用力点头称是。荣禄只得保持沉默，不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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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描述如同皮影戏一般，再现了慈禧如何在幕后操控局势，也让读者对紫禁城中的权谋与争辩有身临其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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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黑旗军将领李秉衡、王培佑备受重用，迅速得到提拔，负责统领大刀会。端郡王吹嘘自己可以掌控义和团，慈禧却想直接对其施加影响。她有意让自己的心腹荣禄在议事时遭受挫折，让端郡王得到某种承诺，却又不引起荣禄的担心。总之，随着时局日益紧迫，慈禧手中掌握着两张牌：端郡王一伙负责冲锋陷阵，荣禄按兵不动。一旦义和团失利，荣禄负责与外国列强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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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章发表三天后，毕盛收到直隶北境宗座代牧主教樊国梁[21]的来信。信中说，两千多名基督徒四处逃窜，无衣无食，无家可归。樊国梁认为，“宗教迫害只是幌子，真正目的是要把欧洲人赶尽杀绝”。进攻已经迫在眉睫，首先捣毁教堂，然后袭击外国驻京使馆。5月20日，以上猜测初步得到证实。北京城里又出现了告示，用华丽的辞藻鼓动民众在农历五月第一天赶杀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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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里的玉皇大帝已深夜下凡到京城，加入义和团。众人上前跪拜，玉帝却一言不发。突然，一个可怕的声音开始控诉乱局，揭发洋鬼子多如毛发的罪行。义和拳首先要切断电报线，然后是铁路，最后将洋鬼子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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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使馆内一片慌乱。云南是与越南东京接壤的边境省份，当地法国侨民被困云南府的消息传出之后，法国远东舰队司令顾若尔（Courrejolles）将军带领十五名军官拜访了毕盛公使。伯希和发现军官中有两个昔日斯坦尼斯拉斯中学的同学，罗伯特·德斯波特（Robert Desportes）准尉和莫里斯·戈蒂埃（Maurice Gauthier）准尉。会晤的气氛十分紧张，毕盛和顾若尔建议向北京派遣得力部队，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 MacDonald）爵士不相信进攻已迫在眉睫，给法国人的热情泼了一盆冷水。顾若尔返回天津时，他们仍未做出任何决定。5月24日夜，英国使馆举行花园酒会，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八十一岁生日。来宾共有六十人，一个葡萄牙人指挥中国乐队演奏着乐曲，气氛轻松随意。为表示对英国公使此前无知冷漠态度的不满，毕盛偕夫人提前离开了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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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北京西边的保定府铁路遭到攻击。伯希和出于安全考虑离开裕庚寓所，住进法国使馆。第二天，朝廷军队与义和团结为联盟，烧毁了长辛店火车站和欧洲人住所。统率义和团大臣刚毅在总理衙门分别接见窦纳乐和俄国公使米歇尔·德·吉埃尔（Michel de Giers），承诺外国使馆不会遭到义和团攻击，还说义和团是“中国的敌人”。[22]但就在第二天，包括长辛店车站在内的多个火车站遭到义和团攻击，朝廷军队并未加以制止。5月29日，伯希和带领一小队持有武器的人马前往长辛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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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听到长辛店火车站被烧的消息时，我就建议前去解救被困的同胞。只要武器精良，危险根本不值一提。（毕盛）公使起初也认为应该去，但胆小怕事之人影响了他的态度，致使他改变主意。为避免承担责任，他不许年轻的学生翻译陪我们一同前往，这些人是直接听命于他的。5月29日，我们六位欧洲男士和一位美国女士（北京饭店老板夫人）出发前往长辛店。当天晚上，我们轻而易举地把所有人都带了回来。我们离开长辛店半个小时后，身后才冒出滚滚浓烟，那是义和团放的火。虽然义和团懦弱到如此程度，我们也很想让他们为自己的胡作非为付出代价，但我们还是没能勒住哪怕一条红头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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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所说的“勒住一条红头带”，是指杀死一个“懦弱”的义和团。他虽身为学者，却掩饰不住自己骑士般的好斗性格。如今的义和团正如中世纪的萨拉逊人，是绝对的敌人，而对付敌人只能还以武力。那时的伯希和依然年轻，依然有殖民者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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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使馆的志愿兵。北京，1900年6月。©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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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外交使团一直犹豫不决，始终不肯请求援助，这让伯希和心生厌烦。英国人的观望态度和俄国人“始终支持慈禧和朝廷”的政策更令伯希和愤怒。义和团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现在还等什么？更让伯希和焦虑的是，法国使馆武器装备不足，找不出“一件像柯尔特自动手枪、毛瑟枪、勒贝尔步枪之类的武器，只有一两把猎枪、没有弹夹的俄式伯顿枪，以及左轮手枪。我们不能孤军作战，英国人和俄国人的装备都很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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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返回使馆，见到前一天晚上从天津赶来的欧仁·达西（Eugène Darcy）上尉，他带来七十五名海军陆战队员。达西是典型的海军军官，在法国国内威望很高，是各种盛典争相邀请的对象。正是海军陆战队攻下了东京，也正是海军陆战队在孤拔（Courbet）将军的指挥下在台湾基隆港作战。法国海军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与英国海军并驾齐驱。现在，保卫法国使馆的任务落在了他们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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