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03538
13世纪末，吴哥正处在宗教集团统治下。这些集团属于三大教派，首先是属于婆罗门教的学者（“班诘”），他们是印度化的御用文人。周达观对这些人的描述不多，因为他们既没有学校，也没有特定的传教场所，“亦难究其所读何书”。第二类是身着藏红色僧袍的佛教僧侣（即苎姑，暹罗语是chao-ku，意为“老爷”），他们的寺庙里供奉着用铜或陶土制成的佛像，蔬菜、水果、谷物、鱼和肉都是贡品。他们有很多写在棕榈叶上的佛教典籍，字是黑色的，周达观完全看不懂。第三类是道教苦行者（八思惟），他们崇拜男性生殖器，“如中国社坛中之石耳”。
1705503539
1705503540
对周达观而言，苦行者比学者和僧侣更显神秘。20世纪初，当伯希和在翻译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时，这三类人在吴哥和外省仍然存在。僧侣依旧住在吴哥窟、巴戎寺和其他寺庙内，依旧在念经诵佛。在吴哥的发祥地荔枝山上，依然可以看到很多苦行者。他们住在雕有壁画的洞穴中，在河中净体，砂岩河床上刻着男性生殖器。他们坚守着吴哥的传统习俗，他们所说的高棉语也源自当年周达观遇到的先辈们使用的语言。
1705503541
1705503542
1907年，即伯希和拿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并完成翻译四年之后，暹罗将西部省份归还柬埔寨。法国远东学院以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政策为指引，完成了考察任务，取得了重要科研成果，也为柬埔寨收回领土做出了贡献。领土回归之后，考古学家立即根据周达观的记述在吴哥展开工作。在一个刚刚对外有所开放的地方进行此类工作，可谓不小的成功，而伯希和则是这项工作中的明星。这位年轻的战士、学者内心涌动着为法兰西帝国外交事业效力的坚定信念，虽然他的方式显得并不那么直接。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里提到了皇道、宫殿和庙宇，这些都是吴哥帝国的象征，也为法国勘定柬埔寨和暹罗边界提供了参考依据。虽然暹罗把扁担山脉山脊当做边境线，但也有一个例外，即11世纪苏利耶跋摩一世国王根据梦中湿婆吉黎萨（山神）指示修建的柏威夏寺。这座建筑让人叹为观止。泰国至今仍对此耿耿于怀。
1705503543
1705503544
伯希和在河内被任命为汉语教师后，经常返回中国购买书籍写本。他身上的骄傲、自大和不可一世丝毫没有减少，但随着这位翻译大师著作的增多和经验的积累，他身上也发生着一些改变。他不再把远东地区完全看作所谓的科学研究对象，而是当成自己的家。因此，他不仅是征服者，同时也是旅行者、观察者和研究者。
1705503545
1705503546
然而，伯希和的职业生涯开始于风云际会的年代，他本人又获得了很多荣誉，这些都加剧了他野心的膨胀。伯希和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他不仅追求学术成就，还追求个人成功，不仅要当学者，还要当政治家。这是怎样的天才！怎样的多面手！汉学家伯希和喜欢舞刀弄枪，显然既不是基督徒（虽然他喜欢与神职人员接触），也不是共和派（虽然他有为公众服务的意识）。他更像是活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与荣禄和澜国公一样无所顾忌的冒险家，与周达观和其他中国文豪一样的文人。
1705503547
1705503548
[1] 泰国古称，1949年更名为泰国，意为“自由之国”。
1705503549
1705503550
[2] 阿德玛·勒克莱尔（Adhemar Leclère）《柬埔寨史》（Histoire du Cambodge），巴黎：Paul Geuthner出版社，1914年，第468页。
1705503551
1705503552
[3] 埃米尔·塞纳尔（Émile Sénart，1847—1928），法国印度学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曾任法国亚洲学会会长。进行了很多有关印度古代碑铭学的研究，翻译了一些佛经和印度教经典，以及《奥义书》的很多篇章。
1705503553
1705503554
[4] 埃米尔·塞纳尔《1900年6月22日会议纪要》，《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1901年，第46页。
1705503555
1705503556
[5] 伯希和《扶南考》（Le Fou-nan），《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3年，第248—303页。
1705503557
1705503558
[6] 指一种服装，类似筒裙，由一块长方形的布系于腰间。
1705503559
1705503560
[7] 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或《越南条款》，又称《中法和约》、《李巴条约》，是1885年6月9日清朝与法国签订的关于结束中法战争的不平等条约。
1705503561
1705503562
[8] 伯希和《〈真腊风土记〉笺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2年第二卷，第123—177页。
1705503563
1705503564
[9] 伯希和《〈真腊风土记〉笺注》，新版本，载《遗著》（Œuvres posthumes），阿德里安·梅森内夫（Adrien Maisonneuve）出版社，1951年，第11页。
1705503565
1705503566
[10] 印度教三相神之一。
1705503567
1705503568
[11] 亨利·帕蒙蒂尔《解读吴哥》（Guide d’Angkor），金边：EKLIP出版社，1960年第三版，第80页。
1705503569
1705503570
1705503571
1705503572
1705503574
伯希和传 第五章 丝绸之路
1705503575
1705503576
“智人如骏马，驽駻所不及。”
1705503577
1705503578
1904年，伯希和回到法国。导师们要求他密切关注中亚局势，包括科研领域之外的某些事件。伯希和立即投入到这项新任务中。
1705503579
1705503580
清朝政权日渐衰弱，英国和俄国趁机巩固在中亚地区的统治地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俄国人先后攫取了梅尔夫（木鹿）、希瓦、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俄国领土从里海一直扩展到天山，直至与新疆接壤。俄国向南一直扩张到阿姆河，以及希罗多德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时代的妫水河畔。这给英国人实施“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提供了很好的借口。查谟—克什米尔土邦于1849年归附西藏和新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军队加强对该地区管控之后，又在1880年打赢第二次英阿（富汗）战争，将阿富汗纳为保护国。虽然英国探子已经在中国西藏和新疆活动了一段时间，但这两个省份依然未被纳入大英帝国。探险家和科学家到来之前，特务、政客和别有用心的旅行者已经在那里留下了足迹。
1705503581
1705503582
首先到达那里的是个叫做穆罕默德·哈米德（Mohammad Hamid）的印度人，他皈依了伊斯兰教，是印度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研究所坐落在加尔各答，在筹备1863年的这次任务时，有意避免选派真正的大英帝国臣民。哈米德经克什米尔首府斯里那加来到拉达克首府列城，这是进入西藏和新疆之前英国人控制的最后一道哨岗。随后，在没有通知中国政府的情况下，他越过最高峰超过八千米的喀喇昆仑山脉，进入新疆莎车绿洲。他在莎车非法逗留了六个月，用藏在手杖头里的微型六分仪进行观测，还记录下全部所见所闻。莎车所谓的“埃米尔”[1]阿古柏与清廷关系紧张，但其所推行的政策尤使哈米德感兴趣。哈米德是个不折不扣的特务，但工作并不专业。六个月后，他行踪败露，被中国人驱逐出境。
1705503583
1705503584
七年后，一个地道的英国人道格拉斯·福赛斯（Douglas Forsyth）爵士率官方代表团敲开了进入莎车的大门。表面上看，代表团的任务是进行文化活动，但实际上福赛斯和之后的荣赫鹏爵士[2]都与马继业[3]一样，是英国传统政治代理人（political agent）。福赛斯还在19世纪末期担任过英国驻喀什领事。
1705503585
1705503586
福赛斯抵达莎车时，阿古柏恰巧不在。他利用等待阿古柏的这段时间走遍了莎车。他在莎车周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发现了“几个世纪前掩埋于沙下的城市。现在，它们又重见天日”[4]。经过挖掘，他发现一些小型佛像、神猴哈奴曼像和其他印度神像。亚历山大大帝经过中亚地区后，当地在4世纪建立起一些希腊化国家。当地人还给他带来这些国家铸造的钱币。另外还有东罗马帝国1453年灭亡前各个时期的钱币。可见，莎车在1世纪确实是连接地中海、印度和中国的丝绸之路上重要一站。这段历史引人入胜，但福赛斯并不是来考察历史的。他真正感兴趣的是阿古柏，因为英国女王希望与其建立友好关系，帮助他削弱中国宗主控制。可惜阿古柏心存疑虑，始终没有露面，福赛斯没能见到他。
1705503587
[
上一页 ]
[ :1.70550353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