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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每见人言：番妇多淫，产后一两日即与夫合，若丈夫不中所欲，即有买臣见弃之事。若丈夫适有远役，只数夜则可。过十数夜，其妇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荡之心尤切。然亦闻有守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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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奢纵欲、有失体统，周达观对这些典型的陋习都有极为详细的描述。他甚至提到了一种骇人听闻的习俗“阵毯”，态度也从惊愕发展到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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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室之女自七岁至九岁，至贫之家则止于十一岁，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阵毯。……向上好僧皆为官户富室所先，贫者不暇择也。官富之家，馈以酒米、布帛、槟榔、银器之类……盖以一岁之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既允受，更不他许。是夜大设饮食、鼓乐，会亲邻，门外缚一高棚，装塑泥人、泥兽之属于其上。……闻至期，与女俱入房，亲以手去其童，纳之酒中。或谓父母亲邻各点于额上，或谓俱尝以口，或谓僧与女交媾之事，或谓无此。但不容唐人见之，所以莫知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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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通过翻译周达观的著作，体会到这个中国人身上有隐忍和谦卑的优良品德。忽必烈的使者周达观总结的经验没有被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丢弃：对世界的看法应如实客观，而不应凭主观想象。吴哥人的风俗习惯也许会让人震惊，但未必需要改变。在伯希和心目中，周达观和沙畹、考狄、列维一样，也是一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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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末，吴哥正处在宗教集团统治下。这些集团属于三大教派，首先是属于婆罗门教的学者（“班诘”），他们是印度化的御用文人。周达观对这些人的描述不多，因为他们既没有学校，也没有特定的传教场所，“亦难究其所读何书”。第二类是身着藏红色僧袍的佛教僧侣（即苎姑，暹罗语是chao-ku，意为“老爷”），他们的寺庙里供奉着用铜或陶土制成的佛像，蔬菜、水果、谷物、鱼和肉都是贡品。他们有很多写在棕榈叶上的佛教典籍，字是黑色的，周达观完全看不懂。第三类是道教苦行者（八思惟），他们崇拜男性生殖器，“如中国社坛中之石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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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达观而言，苦行者比学者和僧侣更显神秘。20世纪初，当伯希和在翻译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时，这三类人在吴哥和外省仍然存在。僧侣依旧住在吴哥窟、巴戎寺和其他寺庙内，依旧在念经诵佛。在吴哥的发祥地荔枝山上，依然可以看到很多苦行者。他们住在雕有壁画的洞穴中，在河中净体，砂岩河床上刻着男性生殖器。他们坚守着吴哥的传统习俗，他们所说的高棉语也源自当年周达观遇到的先辈们使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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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即伯希和拿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并完成翻译四年之后，暹罗将西部省份归还柬埔寨。法国远东学院以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政策为指引，完成了考察任务，取得了重要科研成果，也为柬埔寨收回领土做出了贡献。领土回归之后，考古学家立即根据周达观的记述在吴哥展开工作。在一个刚刚对外有所开放的地方进行此类工作，可谓不小的成功，而伯希和则是这项工作中的明星。这位年轻的战士、学者内心涌动着为法兰西帝国外交事业效力的坚定信念，虽然他的方式显得并不那么直接。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里提到了皇道、宫殿和庙宇，这些都是吴哥帝国的象征，也为法国勘定柬埔寨和暹罗边界提供了参考依据。虽然暹罗把扁担山脉山脊当做边境线，但也有一个例外，即11世纪苏利耶跋摩一世国王根据梦中湿婆吉黎萨（山神）指示修建的柏威夏寺。这座建筑让人叹为观止。泰国至今仍对此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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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在河内被任命为汉语教师后，经常返回中国购买书籍写本。他身上的骄傲、自大和不可一世丝毫没有减少，但随着这位翻译大师著作的增多和经验的积累，他身上也发生着一些改变。他不再把远东地区完全看作所谓的科学研究对象，而是当成自己的家。因此，他不仅是征服者，同时也是旅行者、观察者和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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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伯希和的职业生涯开始于风云际会的年代，他本人又获得了很多荣誉，这些都加剧了他野心的膨胀。伯希和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他不仅追求学术成就，还追求个人成功，不仅要当学者，还要当政治家。这是怎样的天才！怎样的多面手！汉学家伯希和喜欢舞刀弄枪，显然既不是基督徒（虽然他喜欢与神职人员接触），也不是共和派（虽然他有为公众服务的意识）。他更像是活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与荣禄和澜国公一样无所顾忌的冒险家，与周达观和其他中国文豪一样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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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国古称，1949年更名为泰国，意为“自由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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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德玛·勒克莱尔（Adhemar Leclère）《柬埔寨史》（Histoire du Cambodge），巴黎：Paul Geuthner出版社，1914年，第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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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埃米尔·塞纳尔（Émile Sénart，1847—1928），法国印度学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曾任法国亚洲学会会长。进行了很多有关印度古代碑铭学的研究，翻译了一些佛经和印度教经典，以及《奥义书》的很多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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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埃米尔·塞纳尔《1900年6月22日会议纪要》，《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1901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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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伯希和《扶南考》（Le Fou-nan），《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3年，第248—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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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一种服装，类似筒裙，由一块长方形的布系于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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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或《越南条款》，又称《中法和约》、《李巴条约》，是1885年6月9日清朝与法国签订的关于结束中法战争的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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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伯希和《〈真腊风土记〉笺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2年第二卷，第123—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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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伯希和《〈真腊风土记〉笺注》，新版本，载《遗著》（Œuvres posthumes），阿德里安·梅森内夫（Adrien Maisonneuve）出版社，1951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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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印度教三相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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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亨利·帕蒙蒂尔《解读吴哥》（Guide d’Angkor），金边：EKLIP出版社，1960年第三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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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第五章 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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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人如骏马，驽駻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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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伯希和回到法国。导师们要求他密切关注中亚局势，包括科研领域之外的某些事件。伯希和立即投入到这项新任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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