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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乱作一团，四处逃窜。我估计自己会被杀死，但我错了。对方只是缴了我的枪……把我押到县城边上。妇女和儿童从房子高处朝我扔石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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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李默德得知吕推的死讯，尸体已被扔进河里。后来李默德返回北京，当时中日交战正酣。他于1895年2月21日返回巴黎，带走了托木布多当地人归还探险队的科学标本和资料。他还带走将近一千张照片、一张沿途绘制的地形图和大批天文数据，以及人种、植物、矿物标本，还有一些历史、语言资料，其中包括在于阗购得的《法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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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法国探险队高地亚洲之行是一次失败的话，却也给伯希和提供了很多值得研究的宝贵信息。资金欠缺、在托木布多犯的错误、缺少真正的科学指导等都是需要避免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法句经》写本的发现表明，如果深入挖掘，新疆可能带来极具科学价值的考古发现。此外，托木布多惨案不仅没有挫伤其他探险者的积极性，反而增添了他们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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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年轻的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已经到达喀什，但外界对他的行动并不太了解。二十五岁的赫定矮小瘦弱，但决心当一名探险者。他同样也希望成为第一个进入拉萨的西方人。瑞典政府不支持他，他只得自掏腰包。印度政治部官员荣赫鹏和俄国驻喀什领事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Nicolaï Petrovsky）向他提到刚刚来过的吕推探险队，赫定这才意识到自己计划的艰巨性。回到斯德哥尔摩后，他进入大学学习，后又到柏林学习科学、东方语言和地理。1895年2月，当李默德回到巴黎的时候，赫定重返喀什，并计划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两年前，吕推和李默德只敢沿着沙漠南边前进。赫定进入沙漠后不久就迷了路，探险队员也走散了。他差点渴死，最后能走出沙漠简直堪称奇迹。后来，赫定的随行人员之一易卜拉欣·阿洪（Ibrahim Akhoun）向伯希和讲述了这段探险经历，后者将它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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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斯文·赫定在内，探险队一共十一人、八头骆驼。队伍从莎车出发，经过麦盖提（Merket）和乌噶齐克（Qourghatchyq），然后向东到达位于于阗和阿克苏之间的麻扎塔格。三头骆驼在乌噶齐克驮满听装水，一头骆驼在麦盖提驮满听装奶。路程虽然只有几天，但探险队还是迷路了。死了七头骆驼，剩下的一头坚持了很长时间。一个人走散迷路后获救，一个在第九天死去，一个在第十二天倒下，一个逃走了，下落不明，还有四个身体逐渐难以支撑。上路后第十四天，只剩下斯文·赫定、伊斯拉姆·巴依（Islam Baï）和易卜拉欣·阿洪。他们一起走了五天，三个人只有一瓶水。第十九天，他们开始分头行动，因为他们认为已经离水源不远，发现水的人可以鸣枪通知另外两个人。巴依到达通往于阗的路上，但筋疲力尽，昏厥过去。阿洪发现了水源并鸣枪示意，赫定与其会合。所幸有几个商人在路过时发现晕倒的巴依，巴依喝了几口水之后醒了过来。赫定和阿洪遇到四个猎人：艾买提（Ahmet）、亚库普沙（Yagoub Châh）、帕兹拉·噶丹（Paz’llah Gadan）和库尔班别克（Gourban Bheikh），请求他们帮忙寻找巴依。在猎人的帮助下，三名幸存者才得以团聚。阿洪被派往于阗，赫定和巴依借机在牧民家里稍事休息。后来于阗阿克撒卡尔[16]亲自来拜会赫定等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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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底，赫定经喀什回到于阗，也通过那里的寻宝人购得一些古币和写本。他继续追随吕推的脚步，探索克里雅河，但向下游前进得更远，一直到达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并在那里发现一座埋入沙土的古代佛教城市。他把这座城市称为“所多玛[18]第二”。随后，他继续向心中一直向往的西藏前进。1899年，赫定返回欧洲，获得瑞典国王和大富豪埃马纽埃·诺贝尔（Emmanuel Nobel）支持后再次上路。他从喀什出发，乘船沿叶尔羌河穿过塔克拉玛干。由于沿途气候冰冷难耐，他被迫改走陆路，到达且末绿洲后无法径直向南方的西藏前进，只得先前往塔克拉玛干东部的罗布泊沙漠，然后再前往西藏。他在那里发现了楼兰。楼兰古城曾是中国驻军之地，已废弃长达十六个世纪之久。赫定虽然学识渊博，是地理学家，又是大旅行家，但他既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艺术史学家，无法对发现的古迹展开真正研究。赫定也许是达到那里的最后一位探险家，在他之后，新疆不仅充斥着特务和投机分子，更有像伯希和一样的科学家。与赫定相比，这些人的出发点显然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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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等人的目标既非探索发现，也非获取情报，而是对丝绸之路进行考古和历史研究。这条古路曾连接两个大陆，从希腊化古国犍陀罗和大夏（Bactria）时期一直持续到15、16世纪大规模海路开辟之后。这片连接着安塔基亚[19]和北京的交通网络纵横曲折，在新疆有南北两条线路，北道与天山山麓平行，南道沿昆仑山脉延伸。两条线路在中国门户之地敦煌分开，又在中亚腹地喀什会合。中国高僧玄奘曾在12个世纪之前走过这条路。他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和关于他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1853—1858年间被法国东方学家儒莲翻译成法语，让对西域感兴趣的人如痴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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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队做准备工作期间，伯希和仔仔细细地阅读了这位中国旅行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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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出身书香门第，十三岁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那时他就发现，中国的佛教教义正陷入混乱，佛教大师们的争论经常矛盾百出，毫无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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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恐传译踳驳，未能筌究，欲穷香象之文，将罄龙宫之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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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年，刚满二十六岁的玄奘出发前往印度拜佛求经。十七年后，他返回故乡，带回大量典籍，其中大部分是关于经律和历史的，可惜当时在印度所得，如今已不复存在。[21]玄奘翻译完带回的著作后，向弟子辩机讲述了他的西行经历，辩机根据讲述写成《大唐西域记》。后来，玄奘另两个弟子慧立和彦悰记述了他的一生，写成的著作被当代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更广泛而言，所有对印度、中国及周边国家感兴趣的人奉为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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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正是手拿《大唐西域记》走遍了旁遮普的塔克西拉遗址。法国远东学院的阿尔弗雷德·福歇在印度河流域北部考察时的依据，也正是这部《大唐西域记》。书中记载十分详尽，根据指示找到古建筑和遗迹非常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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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负盛名的印度考古研究所成员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同样追随着玄奘的脚步。他是伯希和发誓要超越的强大对手。伯希和在巴黎对他的考察发现进行过仔细研究。斯坦因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也是出类拔萃的探险者。1862年11月26日，斯坦因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家庭。为避免因加入犹太教而受到迫害，他在路德派教堂中接受了洗礼。1884年，斯坦因移居英国。他在德国蒂宾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学习考古学和东方语言。他在奥匈帝国服兵役，在军队中是地形学技术兵。1887年，他被任命为拉合尔东方学校校长，与考古博物馆馆长、鲁德亚德·吉卜林[22]的父亲结下了友谊。后者将他带入历史和犍陀罗国艺术的天地，而犍陀罗国和大夏国是希腊式佛教的摇篮。在公元后的一千年里，希腊式佛教盛行于印度北部和阿富汗。斯坦因也密切关注约翰·马歇尔在旁遮普塔克西拉进行的考古发掘活动。1897年，斯坦因决定在居住地克什米尔组建一个考察队，沿着丝绸之路探寻玄奘曾经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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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根据发音将克什米尔叫做迦湿弥罗。他在那里看到“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玄奘记述道：“国地本龙池也。昔佛世尊自乌仗那国降恶神已，欲还中国。”[23]玄奘的描述一贯具有史料价值，他所提到的“龙池”确实存在过，只是后人为调节印度河支流杰赫勒姆河（Vitasta，今称为Jelhum）水流，在河谷修建了大型灌溉工程。玄奘提到的龙，实际上是《吠陀经》中所说的半人半蛇神。斯坦因翻译了历史学家迦尔罕纳（Kalhana）于12世纪编写的克什米尔编年史《王河》（Rajatarangini），在当中也发现类似描述。通过研究《大唐西域记》[24]，并参考吕推在于阗发现《法句经》的经历，再加上阅读斯文·赫定1898年出版的游记《穿越亚洲》，斯坦因坚信新疆丝绸之路上埋藏着重要的佛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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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获得了印度政府支持，并从印度事务次官寇松爵士（lord Curzon）那里得到一万一千卢比经费，支持他从事一年考古活动。1900年5月31日，他从斯利那加（Srinagar）出发，经过位于崇山峻岭之间、刚被英国工兵部队修缮过的吉尔吉特运输线（Gilgit Transport Road），来到喀喇昆仑山脉脚下，在瑙普尔村附近开始着手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他在山崖上发现一座大型站立佛像浮雕，佛像右手和禅，朝向东北。这座雕像与犍陀罗国巴米扬大佛[25]、乌仗那国吉哈纳巴德（Jehanabad）大佛[26]以及甘肃敦煌大佛类似，都属于典型的丝绸之路东段佛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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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在几个世纪期间形成了古道路和建筑网，而斯坦因的触角一下子就触及它的地理、历史和考古范畴。包括古迹、自然景观和当地居民在内的任何对象都不会被斯坦因忽略，都被他拍摄成高质量的照片，并用详细而全面的描述记录下来。斯坦因考察队是理性的科学团队，也是有史以来首次在该地区系统收集古物的考察队。斯坦因越过帕米尔高原，抵达喀什，在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家中等待秋天到来。新疆夏季酷热难耐，秋季适合做长途旅行。期间，两人也结为朋友。9月11日，斯坦因沿着先他一步的吕推和赫定的足迹出发，一直走到莎车，在那里稍事休整，于10月12日抵达于阗。斯坦因选择的丝绸之路南道正是玄奘返回中国时所走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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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阗，当时被称为法师[27]的玄奘看到上百所寺庙和五千名大乘佛教教徒。于阗王接见玄奘时号称毗沙门天神化身，自称于阗还荒无人烟时就已经生活在那里。根据神话传说，有一天，阿育王[28]的儿子被挖去双眼，阿育王将凶犯流放到雪山以北。就这样，这些被流放的凶犯来到于阗，并在于阗推举出自己的国王。在紧邻于阗的地方，有一个被中国皇帝流放的皇子。他们和中国皇子之间爆发了冲突，最后中国人获得胜利。于阗在中国人的统治下繁荣起来。然而，在中国人统治末期却发生了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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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王……齿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绝宗绪。乃往毗沙门天神所，祈祷请嗣。神像额上，剖出婴孩，捧以回驾，国人称庆。既不饮乳，恐其不寿，寻诣神祠，重请育养。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状如乳，神童饮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风教遐被，遂营神祠，宗先祖也。自兹已降，奕世相承，传国君临，不失其绪。故今神庙多诸珍宝，拜祠享祭，无替于时。地乳所育，因为国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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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阗当地居民以前受过来自克什米尔传教士的宗教影响。玄奘在那里停留七天后取道回国。斯坦因到达于阗后，马上开始寻找古物，同时物色带自己探寻古迹的向导，也向李默德和赫定提到过的寻宝人寻求帮助。紧接着，斯坦因前往玄奘提到过的约特干，李默德曾在那里发现于阗最早的遗迹。寻宝人向斯坦因展示了他们的战利品，除一尊小金猴外，斯坦因还得到不少钱币，有中国的、印度—斯基泰的和穆斯林的，还有一套3世纪前后在于阗铸造的中印双语钱币。这些钱币正面有中国文字，反面的神话故事却用印度文、婆罗米文和佉卢文书写。这证明当时于阗已成为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汇聚和交流之地。另外，他还发现了用陶土制成的面具和塑像，以及一些雕塑。它们可能都来自犍陀罗国，因为于阗距离犍陀罗国直线距离只有四百公里。11月中旬，老寻宝人图尔迪（Turdi）从遥远的丹丹乌里克（象牙之所）遗迹回来，带回一些灰墁浮雕、希腊式佛教浮雕和一部婆罗米文写本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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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尔迪的描述，那个遗迹位于于阗东北、玉龙喀什河和克里雅河之间。斯坦因觉得丹丹乌里克和斯文·赫定所说的“所多玛第二”也许是一个地方。12月7日，斯坦因在图尔迪的陪伴下出发，顶着刺骨寒风一路前行，十天后到达世界上环境最恶劣的地方之一。那里只有沙丘在风的推动下像波浪一样起伏着，气候如极地般寒冷，那里就是可怕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斯坦因寻找的遗迹几乎都被沙漠掩盖着。他在寻宝人的协助下开始挖掘，一共挖出十四处遗迹。遗迹的墙体上有佛教壁画和灰墁浮雕。此外，斯坦因还发现一处藏书馆遗迹，里面有10—11世纪用梵文和汉文写成的佛教经典。斯坦因虽能读懂梵文，却不认识汉文。待他返回欧洲，在沙畹和伯希和的译文帮助下才了解到一部分汉文书卷是8世纪末唐朝的官方文书。于阗位于丝绸之路南道，中国和印度文化通过商业和佛教的传播在此交汇。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再次发现玄奘留下的印迹。图尔迪在一座小寺庙里发现一块画板，上面绘着一个带冠的老鼠头像，这就是老鼠“酋长”。朝圣途中的玄奘对此有所记载。那些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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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如猬，其毛则金银异色，为其群之酋长，每出穴游止，则群鼠为从。昔者匈奴率数十万众，寇略边城，至鼠坟侧屯军，时瞿萨旦那王率数万兵，恐力不敌，素知碛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无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图计，苟复设祭，焚香请鼠，冀其有灵，少加军力。其夜瞿萨旦那王梦见大鼠曰：“敬欲相助，愿早治兵。旦日合战，必当克胜。”瞿萨旦那王知有灵祐，遂整戎马，申令将士，未明而行，长驱掩袭。匈奴之闻也，莫不惧焉，方欲驾乘被铠，而诸马鞍、人服、弓弦、甲縺，凡厥带系，鼠皆啮断。……于是杀其将，虏其兵……瞿萨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设祭……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求福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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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收获颇丰。1901年1月6日，他用驴和骆驼满载着箱子开始向东行进。到达克里雅和尼雅绿洲后，一块带有佉卢文字母的雕板为他提供了一处比丹丹乌里克更古老的遗迹线索。这处遗迹可能在269年晋武帝时期以后遭废弃。2月13日，斯坦因带着一批与帕拉斯·雅典娜和厄洛斯相像的塑像离开尼雅继续向东，在安得悦（Endere）发现一处古寺遗迹。随后他又调转方向，回到喀拉墩（Karadong），并在热瓦克（Rawak）发现一座大舍利塔、九十一座佛像和菩萨像，艺术风格与犍陀罗国相近。让斯坦因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塑像太重，无法运走。他只好拍下照片，用沙土把它们重新埋起来。1901年4月底，斯坦因回到于阗，5月29日离开喀什，带着自己发现的宝贝经俄罗斯回到英国。英国科学界为他的凯旋举行了盛大仪式。自此，新疆俨然已成为吸引东方学学者的“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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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初，一支由柏林民族人种学博物馆组织的考察队从德意志帝国首都出发了。他们和斯坦因探险队一样，迫不及待地要去发掘珍宝。这支队伍由印度学家、古佛教专家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教授率领，副手是历史学家格奥尔格·胡特（Georg Huth），领队是西奥多·巴尔图斯（Theodor Bartus）。巴尔图斯像草原上的蜥蜴一样，负责考察队的补给。格伦威德尔一行已经得知在他们之前到达于阗和丝绸之路南道的探险队的收获情况，于是决定从丝绸之路北道以东的吐鲁番入手。他们于当年年底返回德国，带回满满二十六箱壁画、写本和雕塑。他们在柏林受到高规格欢迎。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接见格伦威德尔并为他授勋，同时表示将给予他大力支持。军火巨头克虏伯男爵也为他们提供帮助，还鼓励他们再次前去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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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吐鲁番的日子异常艰苦。严寒和恶劣的条件耗尽了格伦威德尔的体能，也严重损害了胡特的健康。回到德国不久，胡特便与世长辞。只有巴尔图斯态度积极，愿意再次出征。1904年，巴尔图斯跟随第二支德国考察队从柏林出发。这次的领队是见多识广的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coq），四十二岁，近两年来一直在柏林民族人种学博物馆印度部做义工。勒柯克家境殷实，其祖父靠葡萄酒生意发家。他先后在英国、美国求学，后回到德国，卖掉家族企业，因为他对葡萄酒生意不感兴趣。他成为食利者后，开始在柏林东方语言学院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和梵语，之后开始跟随格伦威德尔学习。勒柯克的姓在德国显得有点怪异，原因在于他的祖先是从法国逃亡而来的胡格诺派教徒。勒柯克身边只有巴尔图斯一个追随者。他们带着一万两千金卢布的战争横财穿越俄国，来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受到当地总督、威武的杨增新将军接见。义和团运动失败四年后，乌鲁木齐充斥着当年与列强作对而遭流放的人员。大刀会、白莲宗和白莲教杀手、皇室成员、失宠的达官显贵等各色人等挤在这座飞尘漫天、形容凋敝的城市里，受到当地总督和军吏监视。勒柯克和巴尔图斯没有在此地久留。11月18日，他们来到吐鲁番以南的哈喇和卓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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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有一座大型古墓，勒柯克在里面发现了9世纪末的摩尼教壁画和大批同时期的波斯语写本。另外还有一些遗迹，如上百具一千年前被汉族统治者杀死后扔在坟坑里的佛教僧侣尸体，显示着该地区自古就存在残酷的政治和民族斗争。这片广袤地区是反叛者的大本营。长期以来，印度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汉族人在此地冲突不断，后来“洋鬼子”也将触角伸到这里。多个民族、多种语言，以及多种宗教在此汇集。勒柯克在吐鲁番以南的焉耆发掘出一座教堂和两座景教藏经阁，从里面挖出的写本塞满了他的箱子。随后，他前往北边的柏孜克里克，那里有一座明屋（千佛洞）——一组雕凿在岩石上的寺院建筑。1905年2月，他派人割下印度和波斯王室贵族并肩而坐的壁画，这样的场景是丝绸之路庙宇绘画里的典型内容，因为丝绸之路是交汇和交融之路。这幅壁画后来成为柏林民族人种学博物馆的重要参观内容之一。阿富汗巴米扬是丝绸之路上的另一个交汇点。二十五年后，约瑟夫·哈金（Joseph Hackin）和建筑学家安德烈·高达（André Godard）在高五十五米的巴米扬大佛壁龛顶部发现印度王子、公主和波斯王子、公主同时出现在一幅壁画里。他们也带走了一些壁画，这些壁画如今收藏在喀布尔博物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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