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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在吐鲁番考察工作的不断深入，勒柯克和巴尔图斯还在水盘绿洲（Shui-pang）发现了反映文化多样性的遗迹。他们发掘出古代基督教写本、一本5世纪的圣诗集、一些《马太福音》残片和一篇希腊文《尼西亚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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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的气温不断上升。为躲避酷暑，他们前往哈密过夏。哈密是戈壁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气温相对温和。一个土库曼商人在哈密的一间茶社里向勒柯克讲述了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在距离哈密以南约三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叫做敦煌的绿洲。那里有一座开凿在悬崖上的寺院，比柏孜克里克的岩壁寺院规模更大，墙上的壁画更加琳琅满目，浮雕和佛像数量也更多。除此之外，寺院里还有一间藏经洞，不久前刚被寺里的僧侣发现，里面藏着极其珍贵的写本和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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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道消息让勒柯克和巴尔图斯兴奋不已，他们决定前往敦煌。但就在他们即将出发时，获悉了格伦威德尔的行程——他已经病愈，决定来与他们会合。现在他已经在路上，不日即将到达喀什，要求他们前往迎接。尽管他们万分遗憾，但毕竟“老板”要来了，他们也只能放弃前往敦煌的计划，前去迎接格伦威德尔。他们骑马穿过新疆后抵达喀什，但一直到1905年12月6日，才等到格伦威德尔的到来。这时，他们得知斯坦因又在筹备一支探险队，法国人也有同样的计划，队长将由伯希和担任。随后勒柯克一行去了克孜尔和库车，发现了一些美妙绝伦的壁画（他们把其中描写佛本生的部分带回德国）。这时再前往敦煌藏经洞为时已晚。后来，他们又听说了第一批到达敦煌的探险队的消息。他们于1907年1月返回德国，这时斯坦因早已第二次抵达中国新疆地区并在那里停留了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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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经过帕米尔高原，在喀什与友人马继业达成默契，后者负责将竞争对手的消息及时通知他。斯坦因取道丝绸之路南道，按照斯文·赫定绘制的地图，经于阗、莎车、安得悦，到达罗布泊沙漠和古代中国军队驻扎地楼兰。1907年1月21日，斯坦因对古迹进行了挖掘，在一堆垃圾里发现驻军时期的一些军事文书。此后，他穿越罗布泊沙漠，前往“明亮的灯塔”敦煌——丝绸之路上汉族商队最后一个驿站。他在途中发现了高大的塔楼，这让他想到汉族人修建的长城。他没有久留，于1907年3月12日抵达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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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虽是第一次来到敦煌，但这里对他而言并不陌生。1879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主席洛采（Loczy）教授在贝拉·塞切尼（Béla Széchenyi）伯爵陪同下参观了敦煌，他向斯坦因详细描述过敦煌的壁画和佛寺。斯坦因冒着仿佛能穿墙而过的凛冽寒风，在敦煌衙门里受到当地官员王大老爷[32]召见。忠心耿耿的蒋师爷[33]帮着翻译，斯坦因才得以“用蹩脚的汉语”[34]与王大老爷交流。没谈多久，两人便发现彼此都喜欢研究玄奘，这为两人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斯坦因和探险队也因此变成当地贵客。他原本对敦煌没有太多期待，也不打算在此久留，而一心想着返回罗布泊沙漠的塔楼。尽管敦煌石窟十分有名，但斯坦因的匈牙利同事已经造访过那里。此外，就在不久前的1899年，法国驻华使馆的邦宁（Bonin）对石窟进行过拓印，沙畹已经翻译了相关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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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件事让斯坦因十分好奇。到达敦煌前夕，他从乌鲁木齐商人扎伊德·贝格（Zahid Beg）那里听说，有谣言称几年前在距敦煌十几公里的千佛洞里偶然发现了一个藏经洞。3月16日，他在蒋师爷的陪同下来到千佛洞，参观了众多雕凿在岩壁上的石窟，里面满是壁画和佛像，形式和克孜尔、柏孜克里克以及阿富汗巴米扬类似。其中最好的作品都属于唐代（7—10世纪）。这些雕刻的风格和犍陀罗希腊式佛教风格相近，而斯坦因正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他马上找到一位年轻僧人，后者答应为他做向导，并很快带他找到了藏有佛经的佛窟。藏经洞位于一个小佛窟内，洞口已被山上的落石堵住。当时，负责修缮佛窟的工人发现了藏经洞——工人进入佛窟后，发现洞窟内壁有一道奇怪的裂痕。他们把裂痕凿开，发现里面有一间密室，从地面到洞顶塞满了写本和绘画。甘肃副总督（敦煌县隶属于甘肃）得知消息后，下令将写本就地封存，禁止外人进入藏经洞。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负责看守藏经洞。斯坦因想见王道士，但此人正在外面云游，不知何时回来，斯坦因无法判断藏经洞到底有多重要。幸运的是，一个年轻僧人[35]的房间里有一册从王道士那里借来的写本。在斯坦因和蒋师爷的劝说下，僧人同意向他们展示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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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子保存完好，宽三十厘米，长约九米。我在僧人住处前展开它，上面的文字当然是汉文，但那位博学的翻译却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承认，他看不懂上面的文字，不知其所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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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不太会说汉语，蒋师爷也看不懂古文。这就是尚未做好准备但已经敲开中国大门的探险队必须面临的尴尬境地。在当今时代，如果再有类似事情发生，显然只有像横行于中东和亚洲一些地区的劫匪才会产生继续冒险的念头，因为当地衙门张贴的封条足以让有良知的考古学家止步。但在20世纪初，当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猎物时，当西方探险者毫不犹疑地将成箱古董运走时，当勒柯克和巴尔图斯之流在柏孜克里克肆无忌惮地把壁画割走时，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不巧的是，当时看门道士不在。出于谨慎考虑，斯坦因没有坚持，离开了千佛洞，同时还不忘对向他提供帮助的年轻僧人给予奖赏——一块相当于三印度卢比的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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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于中东地区和北非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突厥在历史上亦曾使用此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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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1863—1942），英国殖民者，英属印度政府官员，作家、探险家和外交家，历任英国驻中国新疆、西藏特派专员，皇家地理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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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1867—1945），曾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中英混血儿，父亲为英国驻华使节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与出使中国的乔治·马戛尔尼伯爵来自同一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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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自福赛斯《在大漠流沙的废城上》（On the Buried Cities in the Shifting Sands of the Great Desert of Gobi），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Journal of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1878年第47期；收入《丝路上的僧俗》（Bouddhas et rôdeurs sur la Route de la Soie），彼得·霍普柯克译，巴黎：Arthaud 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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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斐利亚·福克（Philéas Fogg），儒勒·凡尔纳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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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吕推的任务》（La Mission Dutreuil de Rhins），《画报》（L’Illustration）1895年3月8日，第191—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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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布拉柴（Pierre Savorgnan de Brazza，1852—1905），法国籍意大利探险家，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的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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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麻扎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参拜之处”，指圣徒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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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引自安德烈·巴罗（André Barreau）《西域佛国：丝路艺术一千年》（Sérinde,Terre de Bouddha, Dix siécles d’art sur la Route de la Soie），巴黎：la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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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第三大咸水湖，位于西藏中部，“纳木错”为藏语，下文提到的蒙古语名称“腾格里海”亦指该湖。两种名称都是“天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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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默德书信》（Correspondance. Relation de M. Grenard (Mission Dutreuil de Rhins)），《通报》1895年3月刊，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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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默德书信》（Correspondance. Relation de M. Grenard (Mission Dutreuil de Rhins)），《通报》1895年3月刊，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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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指吕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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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李默德书信》（Correspondance. Relation de M. Grenard (Mission Dutreuil de Rhins)），《通报》1895年3月刊，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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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默德书信》（Correspondance. Relation de M. Grenard (Mission Dutreuil de Rhins)），《通报》1895年3月刊，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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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突厥语“白胡子”，指男性长辈、社群贤明老人，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部落内起政治和司法作用，在定居与游牧的突厥社会有同样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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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伯希和《给考狄的信，1907年3月23日》，《通报》1908年，第292—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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