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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王圆箓主动承担起修缮通向佛造像和施主画像的廊道的任务。他在一座封在墙里的石碑后面发现藏经洞，还发现里面的写本、彩绘、素描、幡旗和一批小型铜造像。很多卷子被当做礼物送给甘肃官员。一些朝圣的蒙古人前来查阅大部头藏文写本。后来兰州官府得知这一消息，但发现洞窟中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白银时，很快便对藏经洞失去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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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藏经洞的王道士。敦煌，1908年2月。© Thierry Ollivier/Musée Guimet/R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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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就这样，王道士一个人守护着藏经洞。他告诉伯希和，斯坦因在洞中考察过三天，买走一批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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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还说，我们的英国同行付给他一笔钱，数量可观。他的目的是让我们付更多的钱。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暗自思忖用什么手段对付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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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这个词用得很好。马莱布[15]说过，钱是一种奇特的手段。伯希和只有付完钱才有权进入藏经洞进行挑选，但也只能拿出有限的几个卷子，以免吓到看守藏经洞的王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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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洞的钥匙不在敦煌，而在千佛洞。于是伯希和陪着王道士返回千佛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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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终拿到了钥匙。3月3日“忏悔礼拜二”这天，我进入神圣之所。我惊呆了！八年前，藏经洞的书卷开始外流，我以为藏书数量已大大减少。您能想象吗，当我进入二点五米见方的洞中，发现里面三面墙上都堆满一人多高的书卷，每面墙都有两三层卷子。大量藏文写本夹在两块木板之间，用绳子捆着，堆放在一个角落里。其他书捆里也隐约可以看到一些汉文和藏文文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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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伯希和好像是侦探，又好像是盗贼，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这个藏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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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洞壁画属于常见风格，但看起来更古老，应该没有经过修缮……菩萨造像一直排到藏经洞门口。可以推断，写本藏入洞后不久，洞窟就进行了一次修缮。还可以推断，为了使藏经洞不易被人发现，这次修缮的目的正是要掩盖藏经洞。只是当时时间仓促，人们不会有兴趣对整个洞窟进行修缮。还有另一种可能性，纯属我个人观点：11世纪初，僧侣们偶然发现菩萨像后面有一个洞穴，遂将它用作藏经洞，并试图加以掩盖，所以才在上面重新做了一遍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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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做出决定，至少要对藏经洞进行一次粗略考察，这项工作将为我指明方向。要逐个展开藏经洞中一万五千至两万册藏卷，我没有时间进行过多思考，否则六个月也看不完。但我至少要把所有卷轴都打开一遍，辨认每个卷子的性质，看看是否有新发现。第二步要把卷子分为两类，一类是精华部分，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拿到手；另一类也要努力争取，但必要时可以舍弃。尽管我很努力，这项工作还是花了我三个多星期时间。头十天里，我每天翻看将近一千册卷子，这肯定创下了纪录，因为平均每小时要在洞里翻阅一百册卷子，那是文献学家在用开车的速度翻看写卷。后来，我放慢了速度。开始时我有点疲劳，书捆里的灰尘让我喉咙很难受。接下来，我开始和王道士讨价还价，我想尽快谈妥，避免耽误更多时间……不仅对一册卷子是如此，对一页破纸也应如此，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这堆破纸片有什么价值。只要未经过我的手，就不能排除里面有我需要的东西的可能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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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在藏经洞。敦煌，1908年2—3月。© Thierry Ollivier/Musée Guimet/R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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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尽管工作条件恶劣，伯希和还是注意到，完成于11世纪初的西夏语写本中出现的最晚年号属于宋朝初期，即10世纪末。他还发现，西夏人1035年占领了敦煌，但藏经洞书卷中没有关于西夏的记录。[18]伯希和由此推断，藏经洞可能是在西夏入侵前封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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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和藏文文书、绢画、帷幔、铜造像和851年雕刻的大石碑毫无秩序地堆放在一起。也许有人认为，成捆卷子四处散落是因为当地即将遭到入侵，人们都很恐慌，但我觉得更应该从中看到当时中原文明在敦煌地区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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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花了三个星期时间，凭借蜡烛的微光在洞穴中翻阅书卷。这些书卷反映了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后半期汉、藏、回鹘、粟特文化在中原门户之地敦煌相互交融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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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洞中藏文卷子比婆罗米文和回鹘文多。我把它们全部放在一边，一共有近五百公斤写本，可以上溯到藏传佛教诞生后最初的四个世纪，但我担心无法获得所有这些卷子。一名叫做柴达木的蒙古王公好像每年都来千佛洞，养成了在那里看“夹板”（夹在两块板子中间的经文，汉文称之为“书”）的习惯，王道士不敢惹他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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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还是获得了数量可观的藏文写本，包括一部8—10世纪期间用墨在纸张上书写的西藏史。书中提到玄奘路过此地后不久，吐蕃人便在当地建立起统治，势力范围从甘肃一直延伸到于阗。在一个世纪里，敦煌处于吐蕃人统治下。文中还提到赤松德赞（755—796）统治时期。他在位期间，吐蕃军队于670年在大非川战胜汉人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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