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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在法让耐看来，沙畹与伯希和是利用翻译来掩饰无知的骗子。他们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所谓的发现根本靠不住。8月31日，《殖民报》头版头条转载法让耐在上海发表的文章，该报社论作者希文·奇约（Sioun Kieu）宣布论战正式拉开帷幕。9月6日，还是在《殖民报》上，论战的另一个主角——在河内教授安南语的儒勒·胡（Jules Roux）上尉粉墨登场。他发表文章说，学习汉语需要五年，学习拉丁化越南语只需要三个月。14日，另一波高潮出现：法让耐在写给《殖民报》主编的信里继续攻击沙畹与伯希和，说他们对汉语一无所知，翻译错误百出，只知道“断章取义”。法让耐认为，这两个人是法国远东学院小集团的核心人物，是首先应该清除的“七头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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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年轻的汉学家围绕在法兰西学院周围，利用法兰西学院攻击他人。他们将所涉足的领域视为私有。任何人，不论是学者还是考察者，只要涉及的领域恰巧与他们的重合（这些领域被他们视为私人财产），都将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而他们的攻击往往歪曲事实、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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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伯希和以及法国远东学院应该把握好阵脚。9月20日，突击再次发生。让·饶勒斯（Jean Jaurès）主办的《图卢兹快报》（La Dépêche de Toulouse）在头版头条“我们的时代”专栏刊登题为“方块字之战”的文章，作者不是旁人，正是阿贾贝尔。文章采用传统套路，首先揭露“汉学界的可怜现状，并嘲笑一番英国学者和德国学者”，最后得出结论：“教授、大师和头上顶着国家荣誉的人物更在意自己的头衔和报酬，更追求虚荣，而难以刻苦钻研，追求真理。他们经常滥用我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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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常规性攻击，目标是日后被称为学术权威集团的阶层，即在学术和思想领域以文化之名谋求私利的权威人士。《图卢兹快报》的读者已经习惯看到该报每天都攻击学术界“大资本家”和“大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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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贾贝尔秉承法让耐的论调，继续用尖酸刻薄的语调进行攻击，但犯下了无法弥补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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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心中也会有些疑惑。汉学家也是普通人，也会有年少的痴狂和成功的眩晕。于是，我饶有兴致地研究了伯希和考察队在中国新疆地区的行程。在甘肃发现中世纪藏经洞，对年轻的考察队长来说是怎样的功绩啊！这位幸运的考察者凭借微弱的烛光，用三个星期时间清查了两万册卷子。“我每天翻阅将近一千册……每小时一百册。”没错，每分钟将近两册。这无疑创下了研究文献的记录……现在，这些卷子堆放在国家图书馆，管理员伯劳舍（Blochet）先生只想将它们整理入库，其他工作以后再说。这些书卷什么时候进行编录、分类、翻译、评估？谁来完成这些工作？普通大众在这么一大堆藏文、婆罗米文和回鹘文写本面前早已晕头转向，心中只剩下虔诚和惊愕……然而灾难正在逼近。在自由社会学院教授法让耐的呐喊声中，伪科学应声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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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让耐含沙射影的做法在阿贾贝尔那里得到了回应：伯希和翻阅卷子速度过于匆忙，至今书卷未公之于众，由此推断，从敦煌带回来的卷子肯定是假的。虽然这种推断没有任何证据，但也没关系！沙畹一无所知，伯希和是个骗子，法国远东学院汇集的是一批乌合之众，一批为知识权贵服务的走狗！同一天，法让耐在《殖民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再次对沙畹进行攻击，说他利用中国和安南翻译为自己服务。事情至此，已不再是简单的媒体论战，战争机器已经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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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殖民报》发表署名斯托克曼博士（Dr Stockmann）“致印度支那总督克洛布科夫斯基的公开信”，副标题是“印度支那科研机构真相”。这位不知名的神秘人物笔调和阿贾贝尔类似，一样的恶毒、固执、充满火药味。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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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远东学院欺骗了三届政府，还在致力于研究印度支那的学术圈中散播不和。该学院已经成立十二年，耗资三百万法郎，却在印度支那联邦、安南、柬埔寨和老挝的人种学、社会学和文明史研究中一项任务都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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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论调不仅有失公允，简直就是诽谤。法让耐因为嫉妒而对沙畹恨之入骨，阿贾贝尔污蔑伯希和，这些都尚可理解，但法国远东学院断然不能接受在印度支那毫无作为的说法。实际上，对吴哥的第一批保护工作已经开始，菲诺对占婆的研究和卡迪耶神父对安南宫藏写本的研究都取得了进展。对以上无稽之谈应该予以回击！年轻的伯希和遭到的攻击最猛烈，是攻击的主要目标，他担当起回击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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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针对以下几点做出回应：法国远东学院的声誉、写给塞纳尔信函中遭到批评的部分段落、存放于维维安大街国家图书馆的那些卷子的真伪。伯希和是除保安人员之外唯一掌管书库钥匙的人，而从敦煌带回的卷子在那里存放已将近一年，暂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地方。研究这些卷子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花费数年时间（到今天一个世纪过去了，这项工作还没完成），涉及梵文、古汉文、藏文、回鹘文、吐火罗文等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如此浩大的工程无法一蹴而就，暂时没有着手进行也不足为奇。伯希和必须同时应对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对手：《图卢兹快报》文章作者阿贾贝尔、对沙畹译本提出质疑的法让耐、敦煌书卷藏书室管理员伯劳舍（对伯希和颇有微词），还有著名的斯托克曼，他可以算作一个隐形的阿贾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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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十分艰巨，伯希和心情焦躁，在论战中越陷越深。论战是一项残酷而微妙的艺术，阿贾贝尔恰是个中高手。10月6日，伯希和在《图卢兹快报》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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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阿贾贝尔先生，《东京的未来》的长期撰稿人，最近在该刊物上强烈抨击政府的“东方主义”路线。现在，《图卢兹快报》也沦为一丘之貉。阿贾贝尔先生想通过模棱两可的立场显示自己不属于任何派别，但很可惜，他已经选边站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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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言之过急了！同时也许没有必要指责《图卢兹快报》，因为报纸编辑部只是发表了长期合作者阿贾贝尔的一篇文章，本身并没有表明立场。针对法让耐，伯希和说他“从没有到过远东”。可惜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关于涉及沙畹的争论，伯希和把可怜的法让耐说成“汉学界驴唇不对马嘴的国王”，并坚称自己在敦煌藏经洞里以每小时一百册的速度翻阅书卷仍能保证阅读质量。伯希和宣称，没有必要和法让耐说汉语，因为他只是一个“后知后觉的自学者，甚至对自己的无知都一无所知”[15]。至于敦煌书卷管理员伯劳舍，他指责伯希和不同意他研究那些卷子，伯希和说他只是法让耐的升级版，“有一天他会察觉到，那些他从没看过的卷子都是‘赝品’。到那时候，法让耐就会‘获得意外收获’了”。客观地说，伯劳舍是一位真正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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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必须证明自己带回卷子的真实性，但他依然采用轻蔑、高傲和尖刻的语调，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桀骜不驯。尽管如此，他对别人的攻击却不能无动于衷。他用中国学者的能力来衬托自己，称“我经过北京时，他们看了我的部分稿子，纷纷影印出版”，却并没有明确指出看的是哪部分。他还说“中国政府办事勤勉，很快就运走了敦煌的剩余藏书”。这种说法不确切，因为兰州官府只是加强了对藏经洞的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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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轻蔑的语气、仓促的应答和急于了结的心态，没有深入论述，只能更加刺激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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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可怕的斯托克曼在《殖民报》上发起更加凶猛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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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图卢兹快报》上读到伯希和写给阿贾贝尔的文章……苍白无力。哦，连罗贝尔·马盖尔都成汉学家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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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克曼眼观六路，心中早已打定主意。按照他的说法，可怜的伯希和成了罗贝尔·马盖尔——《阿特莱的小酒馆》（L’Auberge des Adrets）[16]中的悲情主角，一个冒充名流混进上层社会的流氓。在他看来，伯希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阿贾贝尔既为受印度支那天主教团启示的《东京的未来》供稿，也为饶勒斯的《图卢兹快报》写文章，伯希和居然敢说他善于钻营。这样一来，伯希和就把自己卷入关于政教分离的激烈争斗中。1905年以来，天主教会和主张在印度支那施行1901年世俗法的共济会之间论战愈发激烈。斯托克曼批评伯希和给他的回复是“一张天主教传单……目的是抢走一位廉洁、忠诚、勇敢作家（指阿贾贝尔）的饭碗”。啊！他把伯希和戏谑地叫做“来自圣蒙德的小青年儿”，因为伯希和出生于这座风景别致的小镇，还说伯希和是“宗教学校培养出来的成果”。斯托克曼写道，伯希和作为教权主义分子，返回法国后就急于“在《巴黎回声报》发表自己的发现”。众所周知，《巴黎回声报》有民族主义保皇倾向，老板是共和派人物巴雷斯和沃日瓦（Vaugeois）的侧近人士、令人恶心的于勒·勒梅特尔（Jules Lemaître）。就这样，伯希和的又一个所谓教权主义阴谋被揭发出来，成了“虚伪、反动的街头杂耍艺人”，依靠攀附“大富豪、法兰西学院院士、一贯反对卡约（Caillaux）先生的萨尔特省保皇派分子”埃米尔·塞纳尔才获得今天的位置。伯希和之所以能轻松自在地前往中亚游历，得益于贵族富豪俱乐部——法国亚洲委员会的慷慨资助，而塞纳尔正是亚洲委员会主席，“抄袭阿贾贝尔两部充满勇气、诚恳和富有远见的优秀作品”的罗贝尔·德·盖德圣阿姆子爵（vicomte Robert de Caix de Saint-Amour）也恰是该委员会重要成员。斯托克曼抛出这样的言论，无疑相当于进一步挑起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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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马盖尔先生，您已经是汉学家喽，但您身后依然飘散着宗教的怪味。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您不应当着阿贾贝尔先生的面在《图卢兹快报》上愚蠢地扮演反教权派角色。要知道，阿贾贝尔先生曾经是《人权日报》（Journal des droits de l’Homme）主编。更何况，“受人尊敬的神父们”已经在精心安排您夺取权力的“时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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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棒！您把斗争引向宗教领域，引向您虚伪的一面。哦，罗贝尔·马盖尔先生，我们继续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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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提一个建议。我们都知道，您在《巴黎回声报》和《法兰西行动报》沙龙里自称剑客，这很滑稽。斯托克曼博士已经准备好抚慰所有遭到他攻击的人，包括盖德圣阿姆子爵、菲诺老爷，还有克洛蒂尤斯·梅特尔（Claudius Maître）。然而只要您的那些卷子还无可反驳地背负着赝品的名声，我就会让您看到，没有人会和您罗贝尔·马盖尔先生决斗，即使您已经成为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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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发展到顶点！情节就像《阿特莱的小酒馆》中一样，虚拟出来的退休殖民地官员斯托克曼先生一定受到了阿贾贝尔的指点。斯托克曼为了阿贾贝尔不惜与对手兵戎相见。这些替人冲锋陷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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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克曼博士每天都在《殖民报》上进行猛烈攻击，内容总与阿贾贝尔有关。14日，他再次全文发表7月阿贾贝尔在《东京的未来》上写的文章。17日，他提到亚洲法国人协会那次晚宴，他心中的英雄阿贾贝尔在席间向伯希和抛出“滑稽学校”的说法。19日，他攻击沙畹及其翻译作品：“沙畹先生，您是个比利时诗人！”这已经够绝了，但还有更绝的！20日，敦煌书卷管理员伯劳舍在《快报》中指责伯希和隐藏自己的发现成果，滥用职权且不负责任。伯希和把伯劳舍戏称为“法让耐升级版”，而伯劳舍认为伯希和的汉语“含糊不清”。同一天，斯托克曼写道：“我们知道伯希和先生深入突厥斯坦沙漠腹地，为我们带回三万册看不见、摸不着的可疑书卷，简直太可疑了！”[17]为了增强语言的攻击性，他还把伯希和叫做“在古迹里捡烟头的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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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攻击仍在继续，这次瞄准的目标是印度支那天主教团。斯托克曼博士说：“我认为，传教士从事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经济学研究，从根源上讲都有严重瑕疵——‘天主教瑕疵’。”24日，攻击指向法国远东学院：“‘滑稽学校’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共济会不应满足于初步胜利。”紧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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