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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法国远东学院成员）在教会和政党之间扮演暧昧角色。你们和你们的老师诺埃尔·贝里（Noël Peri）神父一样，都在耍花招。他在外方传教会是代表教廷的传教士，却不敢到河内传教，只敢每天早晨五点一边在房间里挠墙，一边做弥撒。你们接纳了杜朗（Durand）神父，即让·德·安南（Jean d’Annam）。他在印度支那诋毁诽谤共和制和共济会……引发1909年和1910年安南中部起义的部分责任应归咎于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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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人民的起义、教会的阴谋诡计，伯希和处在各种丑闻的漩涡中心。从那以后，他和他所在的法国远东学院都选择了用沉默来应对。不回应又能怎么样？在维维安大街存放的书卷打开之时，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10月27日，斯托克曼博士再次将枪口对准所谓的罗贝尔·马盖尔，也就是伯希和。这一次完全是人身攻击：“您穿的燕尾服是美式剪裁，您还像英国人一样戴假领子。”（暗指伯希和不是法国人）第二天，他又说：“您以前还肆无忌惮地嘲讽过一位老人——艾莫尼埃先生[18]。在《巴黎回声报》和《法兰西行动报》的天主教编辑部里，贵妇们兴致勃勃地围在您身边……”他插科打诨道：伯希和是“来自圣蒙德的小青年儿”，更是“情圣中的情圣”，堪比《蒙帕纳斯的比比》（Bubu de Montparno）[19]中的盗贼。虽然外界要求他打开装着十万册书卷的箱子，但他就是不肯。12月初，《殖民报》对论战感到厌倦，中止了斯托克曼博士的攻击。直到那时，他们口中的“滑稽学校”仍没有沦陷。阿贾贝尔和法让耐白白于1910年12月在《土著杂志》上再次冒泡，他们还在老调重弹，没有新鲜内容，只相当于做了一次备忘录式的回顾。这场“《爱尔那尼》之战”[20]尚未结束。按照19世纪的传统，类似的争斗必将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也就是说，接下来的1911年才会迎来事件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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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一名议员质问公共教育部长，国家图书馆何时才能将伯希和带回的书卷公之于众？26日，《世界报》的前身《时报》向读者概括了整个事件的经过。2月18日，公共教育部长在《政府公告报》（Journal officiel）上做出谨慎回应，重申伯希和从敦煌带回约三千册卷子和写本，离开敦煌后一年间还在中国购买或获赠了三千册书卷。部长进一步指出，伯希和已经编纂了书卷目录清单，目录已经官方盖章确认。此次情况通报并不完整，因为4月间又传出消息，法兰西公学决定取消希伯来语教授职位，代之以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并将此职位授予伯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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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消息立刻引起一阵非议。4月24日，阿贾贝尔在《殖民报》上反对取消希伯来语教授职位，并炮制了日后被称为“伯希和材料”的文章。26日，法让耐接过接力棒，指责西尔万·列维是力挺伯希和晋升的幕后推手。这次攻击在科学界掀起一阵波澜，但未能阻止伯希和于1911年5月7日以二十六票（共三十五票）当选法兰西公学教授。那年伯希和还不满三十三岁，当选教授并没能消除他内心的焦躁。一年来，他一直是各种攻击的目标，其猛烈程度前所未闻。滚滚洪流向他奔涌而来，他被冠以不学无术、愚昧、招摇撞骗、教权主义者、懦夫等骂名，这也许是因为他在10月6日的《图卢兹快报》上回应过一次之外，再没做出其他任何反应之故吧。这样的攻击已经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他必须予以回击，有力地回击。他应该像几年前保卫法国使馆那样奋力出击，夺取敌人的战旗，让敌人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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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7月7日，亚洲法国人协会在香榭丽舍大街“院长餐厅”举办宴会，祝贺阿尔贝·萨罗（Albert Sarraut）出任印度支那总督。宴会由时任殖民部长阿道夫·梅西米（Adolphe Massimy）主持，来宾包括作家克洛德·法雷（Claude Farrère）、德·波利尼亚克侯爵（marquis de Polignac）、阿贾贝尔、法让耐及伯希和。宴会接近尾声时，法让耐从餐桌旁站起来，到大厅取咖啡。伯希和走到他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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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一句话也没说，径直在我脸上狠狠打了一拳，随即对我拳脚相加。我还听到他说：“啊！您把我当成造假的骗子吗！”面对这样的攻击我惊愕不已，不能进行反抗。伯希和先生趁机离开了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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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让耐一度想与伯希和修好，但伯希和也是个让人生畏的斗士，比他更年轻气盛，法让耐只好以人身攻击罪将伯希和告上轻罪法庭。这段故事成为各大报纸津津乐道的趣闻。7月18日，克莱蒙·沃特尔（Clément Vautel）在《晨报》“巴黎人的话”专栏里打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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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员勒华·伯利约先生觉得，他询问圣·拉扎尔火车站工作人员时对方态度不够和蔼。啪！他给了对方一耳光。法兰西公学教授伯希和先生在中国书卷问题上与自由社会学院教授法让耐先生意见向左。啪！他也给了对方一耳光……社会风气从未如此彪悍，强者也从未如此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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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很快做出了反应。第二天，他在《晨报》上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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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撰稿人克莱蒙·沃特尔在7月18日“巴黎人的话”中说，我在中国书卷问题上与法让耐先生意见不合，扇了对方一耳光，这种说法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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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扇法让耐先生耳光是因为将近一年来，他把我的名字和谎称发现极地的库克博士、“保险箱夫人”昂贝尔[21]联系在一起。这是人格问题，不是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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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就需要这样争取。伯希和为自己赢得了“夹鼻眼镜摧毁者”的绰号。1911年10月25日（星期三），巴黎轻罪法庭象征性地对他处以五法郎罚款，以补偿对方损失。开庭前一天，伯希和收到西尔万·列维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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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让耐无法真正占据上风，只能对您用尽侮辱和诋毁的招数。您觉得应该动手还击，予以纠正，但我不会鼓励您，因为您没必要因为这种人连累自己。然而我必须承认，如果有必要用巴掌应对险恶的嫉妒之人，您这一耳光打得恰到好处。如果您需要，我可以向法庭作出上述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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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很清楚。虽然论战重新挑起，但在法庭审判之后逐渐平息下去。敦煌写本的真实性也得到了验证，诋毁伯希和的人最后只好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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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0年8月阿贾贝尔与法让耐向伯希和发动第一轮攻击起，伯希和事件进入“活跃期”，直至1911年10月轻罪法庭作出判决，前后一共持续一年多。相关论战不仅搅动了全国性报刊和学术期刊，还惊动了国家最高机构，包括卢浮宫博物馆、法兰西公学、国家图书馆、法兰西学院，甚至议会。事件的影响不仅限于法国，还延伸到印度支那、中国和英国，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全球学术界都有所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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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已不再是伯希和一个人的事了，先后涉及法国远东学院和外方传教会的作用问题，甚至推而广之，涉及法国学术界领军人物的权力和特权问题。论战无法跳出国家政治争论的时代背景，受到当时支持和反对政教分离的两派观点严重影响。不难想象，伯希和之所以成为靶子，是因为他在新疆进行的考察工作使他成为法国远东学院鲜活的标志性人物，他本人还受到索邦大学、法兰西学院、卢浮宫博物馆和各大媒体追捧，后来又成为法兰西公学教授。对伯希和的攻击也对法国远东学院的研究方向、方法，甚至设置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这些攻击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有关论据分量太轻，发起攻击的人也缺乏诚信——伯希和被指从敦煌藏经洞带回一批赝品，这与事实不符。另一个原因在于攻击者缺乏学术权威性，除敦煌写本管理员伯劳舍之外，没有其他权威人士支持他们，否则关于法国远东学院的争论或许会继续下去。伯希和给法让耐的一记耳光具有象征意义，他通过凌辱对方的方式提醒对方身份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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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这场堪比塔克拉玛干风暴的论战中，包括伯希和、斯坦因，还有到过柏孜克里克和吐鲁番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从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质疑过获得敦煌写本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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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斯坦因与伯希和在敦煌付过王道士钱，但藏经洞归中国朝廷设在兰州的地方官府管辖，王道士并非藏经洞的主人。况且藏经洞发现之后，兰州官府已下令将其封存，王道士根本无权打开藏经洞，更无权将洞中的写本和卷子给予他人。此外，付给王道士的钱微不足道，只相当于一笔小费，完全谈不上购买。斯坦因与伯希和非常清楚自己的非法行径，前者秘密将自己的发现运出中国，后者则只给中国同行而不是中国官府展示了一部分写本，且没有明确指出展示的是哪一部分。倘若从法律上对获得敦煌写本的手段进行判断，则应由刑事法庭作出裁决。整个过程中不仅有对看守人王道士的贿赂，还有偷盗、走私中国国家文物和历史文献的情节。为伯希和开脱的法国学者和保守派人士一直坚持认为兰州官府对藏经洞疏于管理，没有采取必要保护措施。斯坦因和伯希和取走写本，是为了使写本免受毁坏。可是这样说来，为什么他们不把写本交予中国朝廷？法国使馆更应通知中国朝廷，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获得敦煌写本的手段不仅不合法，而且不正当。后来，中国政府正是以此为据指控斯坦因与伯希和偷盗中国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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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判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对中国其他古迹的挖掘行动呢？在于阗，斯坦因依靠了当地寻宝人的帮助。人们会说，这种行为在当时很平常。然而三十年前在卢克索（Louxor），埃及文物管理处负责人、法国人加斯东·马伯乐（Gaston Maspero）和德国人布拉奇·贝（Brugsch Bey）已经开始亲自追捕“盗墓者”。在柏孜克里克和吐鲁番，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系统性地切割并带走洞窟里的壁画。在他们之前，这些壁画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人动过。在图木舒克，伯希和的挖掘也缺少必要的科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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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中国对新疆的管辖已大为削弱。中国没有任何文物保护机构，考古学家也无从与其开展合作。当时的特殊情况应该予以考虑，这至少可以说明发掘敦煌藏经洞和其他遗迹时的客观条件。只是在论战不断升级时，无论法国、德国，还是英国，从未提出过任何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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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历史阶段，殖民列强自认为代表“先进文明”，以此为借口瓜分世界。还是借用雅克·达梅斯特泰的说法吧，亚洲被当做“科学研究对象”，中国、印度和越南文明发展到如此程度，却被认为无力保护自己的文明遗产。自从19世纪中叶尼尼微图书馆[22]和美索不达米亚豪尔萨巴德（Khorsabad）浮雕[23]被搬走后，人们对海外考古发掘普遍持积极态度。有谁比西方学者更能理解和解释那些古代符号呢？事实上，没有。无论是伯希和、斯坦因，还是勒柯克，都不是为了获得个人私利。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结果未必与初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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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报》，1908年，第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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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报》，1908年，第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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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殖民报》（La Presse coloniale）1910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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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著杂志》（La revue indigène）19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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