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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游历与认知》（Excursions et Reconnaissances）是法国殖民政府在印度支那发行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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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费尔南·法让耐《汉学研究》（Études sinologiques），载《中国回声》（L’Echo de Chine）1901年8月25日，9月1日、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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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希腊神话中的七头蛇（Hydre de Lerne），头斩去后仍会生出，为赫拉克勒斯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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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让耐发表过多部著作，其中包括1904年Chevallier&Rivière出版社的《中国人》（Le Peuple chinois）和1906年Giard&Brière出版社的《中国伦理道德》（La Morale chinoise），其本人多次前往中国和印度支那。（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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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法国剧作家本杰明·昂蒂埃（Benjamin Antier，1787—1870）创作的话剧。（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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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三万册属夸大其词，是将伯希和从敦煌带回的书卷和1909年北京所购混为一谈的说法。伯希和实际从敦煌带走三千册书卷。（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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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斯托克曼（即阿贾贝尔）指的是伯希和的《扶南考》，1903年发表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第248—303页。见第四章。（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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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法国作家夏尔—路易·菲利普（Charles-Louis Philippe，1874—1909）创作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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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爱尔那尼》（Hernani）是法国作家雨果创作的话剧。“《爱尔那尼》之战”标志着浪漫主义对伪古典主义的胜利，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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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指19世纪末法国德雷斯·昂贝尔（Thérèse Humbert）大宗诈骗案，当时该案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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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即亚述巴尼拔图书馆，是迄今已发掘的古文明遗址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书籍最齐全的图书馆，该遗址绝大部分古物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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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即亚述古城浮雕，大部分现保存于德国柏林佩加蒙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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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第十章 东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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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深谙他人隐晦、怪异之处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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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伯希和准备开始在法兰西公学授课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计划也受到影响。他虽被动员参军，但找借口逃脱也很容易。伯希和已经三十六岁了，既不缺乏社会关系，也不缺少政府支持，但这个在北京当过志愿兵的人并没有打算临阵退缩。伯希和是热忱的爱国者（写过《先生们，法国万岁！》），不会放下被克列孟梭称为在战场上“奔死”的法国同胞。他在炮兵第十三陆军团服役，战场不是马恩河，也不是佛兰德，而是在达达尼尔海峡与土耳其人进行的加里波利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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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家伯希和被招入先遣部队三处参谋部。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就法国本土及法国殖民地之外的战事向战争部长提出战略和战术建议。三处是个重要的情报机构，对霞飞（Joffre）将军指挥的总参谋部和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领导的政府都有很大影响力。伯希和通晓突厥语和英语，于是加入法国派往伊恩·斯坦迪什·汉密尔顿（Ian Standish Hamilton）将军身边的小分队。汉密尔顿将军是协约国远征军统帅，负责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然后夺取君士坦丁堡。1878年，汉密尔顿参加对阿富汗的战争，后在南非与布尔人作战中成名。他受命于基钦纳（Kitchener）将军。出于敬畏，他把基钦纳将军叫做“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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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4月18日，加里波利登陆前一周。汉密尔顿在驶向利姆诺斯岛的“SS 阿卡迪亚号”快艇上“接见法国小分队三名军官：上尉贝蒂埃·德·索维尼（Bertier de Sauvigny），一个举止高贵优雅的上流社会人士；中尉伯希和，一个深谙他人隐晦、怪异之处的学者；中尉德·拉波尔德（de la Borde），英语很好，其他没什么特别之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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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在土耳其城市加里波利附近登陆。土耳其未来的阿塔土克（Atatürk）[2]穆斯塔法·凯末尔上校（Mustafa Kemal）和德国将军列曼·冯·桑德尔（Lieman von Sanders）将协约国军队挡在刚刚登陆的海滩和山丘上，使军队无法向前推进。1915年9月29日，协约国军队损失惨重，局部战争败局已定。汉密尔顿将军最后一次接见法国小分队，十五天后他将被解除军事指挥权。这一次，他向伯希和授予了军功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英军某团军官全部战死后，继续指挥该团士兵作战的英雄壮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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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事后再未提及这次勇敢、果断的行为，也许是因为这段插曲与其他出生入死的经历相比太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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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巴黎后，伯希和继续教授关于敦煌和古汉语语音的课程。1916年5月6日，他正式升为中尉，6月8日升为上尉，期间5月28日被任命为法国驻北京使馆副武官。他将和法国外交部紧密配合，并将在1916—1919年为先遣部队三处担任联络员，实际上就是特工人员。伯希和一向兼顾研究和实践，获得这项调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在那个时期，经常有大学者成为大特务。一战期间，英国在中东设立著名的“开罗特工处”，很多知名人士在其中效力。例如劳伦斯（T. E. Lawrence）上校（阿拉伯的劳伦斯），他也是考古学家，曾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卡尔凯美什（Karkémish）进行考察。还有其他学者，如伦德·伍利（Leonard Wooley）爵士，后来他在乌尔城发现了麦斯卡拉姆杜格（Meskalamdug）国王和普阿比（Pu’abi）王后的墓穴宝藏。另外还有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此人是出色的间谍，具有很强的煽动能力，战后在伊拉克建立了考古研究处。伯希和虽是学者，但一直参与政治，这一点无论是在法国远东学院、顺化、北京、乌鲁木齐，还是在巴黎，都未曾改变。战争爆发了，他理应前往远东施展自己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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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12日，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伯希和再次来到中国，此时的中国已不再是封建帝国，而变成了共和国。数十年间，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为主张共和的孙中山与企图复辟的袁世凯之间展开权斗创造了条件。西藏和蒙古已正式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则由地方军阀割据，例如东北即处于张作霖元帅统治之下。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中国至少存在两个政府，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在中国，外国势力从未像当时那样如鱼得水，有机会极尽其能事，外国驻京使馆也成为各国在华指挥部。1915年以来，日本控制了中国政府，法国攫取了云南和南方省份。1917年2月圣彼得堡爆发革命时，东北几乎沦为俄罗斯帝国的边境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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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抵达北京后，首先着手研究中国政治局势的走向。他先向军方了解情况，无论是现代派、传统派、共和派，还是保皇派，都是他的谈话对象。他也接触商界和知识界，以继续丰富他的藏书。他还会花一点时间进行科学研究。虽然他在法兰西公学担任教授后便不再隶属于法国远东学院，也不再为远东学院发表文章，但一直和《通报》及老师考狄保持着书信联系。至于他的业余时间，大部分都用在打桥牌上。伯希和整晚待在北京俱乐部，打桥牌赌钱经常能赢，因为他可以凭借过人的记忆力控制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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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至1922年我在北京，当时还流传着一些桥牌玩家的名字。他们很自负，每晚都来俱乐部输钱，然后鼓吹自己和无人能敌的桥牌高手伯希和过了招。据说伯希和武官用这种方式赢的钱都用来买书了。他家的藏书可谓汗牛充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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