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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经洞有一册粟特语卷子，末尾提到《因果经》。伯希和根据这一线索找到了这部经书的汉译本。书中有一个表达方式“盗骂”，伯希和翻译成“偷盗、咒骂”，并指出“盗”并非真正的“偷盗”。查赫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个词的含义应该是“偷偷地诅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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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矛盾不断升级，虽然只是关于汉语词语的理解问题，但分歧已经十分严重。伯希和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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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赫先生赋予了“盗”模糊的含义，却找不到任何参考文献加以佐证。这样的意见不值一提，查赫先生自己却先恼怒了。我相信，没有任何一本欧洲字典，也没有任何一本中国字典将“盗”解释为“偷偷地”……现在，查赫先生声称“盗骂”在佛教著作中“经常见到”，却依然无法提供任何例证。他援引的例子“盗铸”没有说服力，因为私铸钱币的行为是在欺瞒官府，因此可以用“盗”。《晋书》的“盗饮”当然指一个人从邻居家偷酒喝……这就是查赫先生唯一能举出的例子。实际上，如果非要将“盗骂”译为“偷偷地咒骂”（这有待考证），我倒觉得“窃骂”比较常见，也更符合这层意思……无论怎样，好的例证总比谩骂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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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赫不仅私下咒骂，还在莱茵河对岸的德国学术月刊《德国卫报》（Die Deutsche Wacht）上公然对伯希和发起攻击。这样的行径不可饶恕，伯希和做出了致命的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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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学术研究领域，研究工具如此贫乏，如此缺少权威，意见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事，谬误同样不可避免。近两年来，查赫先生不断向我挑衅，我都报以宽容……查赫先生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回应总是审慎而又有礼貌，其实我也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援引的例证都有断章取义甚至歪曲原意之嫌。查赫先生的愚蠢行为让自己在学术界威信扫地，他粗鲁的言行也降低了自己的人格。查赫先生将不会在《通报》上出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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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查赫遭到“驱逐”，他将不复存在，将彻底消失。外界对伯希和再也不敢等闲视之。1932年，伯希和代表教育部到法国远东学院视察工作，所受到的接待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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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21日，伯希和抵达马赛后即给法国远东学院校长乔治·戈岱斯（Georges Coedès）发电报：“11月11日抵槟城。”短短一句话，足以引起一连串反应。戈岱斯在河内，距离槟城两千五百公里，他委派学院联络员兰噶（Lingat）到曼谷迎接伯希和：“我委派您以学院名义前去火车站迎接，如一次不行，请去两次，以免错过。”兰噶见到伯希和后，转交了戈岱斯给他的信。在信中，戈岱斯表示很遗憾无法亲自前来迎接，因为“今年台风不断，广义、平定和平顺段‘官道’被水淹没”。戈岱斯安排伯希和在曼谷会见了泰国国王兄弟、泰国国家博物馆创办人丹隆（Damrong）亲王。随后，伯希和乘火车来到柬埔寨边境，考古学家亨利·马夏尔（Henri Marchal）已经特意从吴哥赶到亚兰火车站迎候他。为防万一，马夏尔还备了一份路线图，以及征用车辆的官方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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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在马夏尔的陪同下来到吴哥博物馆，受到友人维克多·格罗布（Viktor Goloubew）和乔治·特鲁维（Georges Trouvé）接待。格罗布是俄国贵族、杰出的考古学家，与伯希和关系亲密，彼此以“你”相称。伯希和的待遇可与古代中国皇帝特使周达观相提并论。他们向伯希和介绍了阇耶跋摩七世时期的巴戎寺和圣剑寺的修复情况。伯希和还参观了比粒寺和“女人的城堡”——女皇宫，当时马夏尔正负责女皇宫修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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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继续进行国王般的旅程：在金边，有亨利·帕门蒂尔迎候他；在西贡，布朗夏尔·德·拉布洛斯博物馆全体人员都在等待他的到来。随后，伯希和来到会安省，也就是古代占婆国，克拉埃（J.-Y. Claeys）向他介绍占婆邦安加塔（Bang-an Cham）的最新修复工作，还带他参观了查乔馆（Tra-Kieu）和东阳馆（Dong-durong）遗址。当时关于如何采取保护措施的讨论正在现场进行着。伯希和参观完图伦博物馆后前往顺化，受到“古顺化之友”协会和卡迪耶神父接待。伯希和曾与卡迪耶神父一起整理皇家图书馆目录，还受到保大帝阮福晪接见。保大帝之父启定帝阮福昶从可怜的成泰帝阮福昭那里继承皇位，1925年驾崩，保大帝遂登基。在河内，伯希和受到乔治·戈岱斯和法国远东学院全体学者的高规格款待，并应邀为学院新博物馆主持落成典礼。[13]之后，伯希和启程前往中国和日本，这是行程的最后一站，也是高潮，为伯希和三十年的个人经历和东方学研究做了华丽的注脚。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长途旅行。从这个角度讲，它和很久之前13世纪下半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很像。那时成吉思汗刚死，周达观还活在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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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平生爱读《马可·波罗游记》，书中描述了1250—1270年马可·波罗在亚洲的旅行。从1904年起，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14]中开始将马可·波罗笔下描写的中国南部和自己掌握的汉文写本内容联系在一起。1918—1930年和1930—1936年间，伯希和在法兰西公学教课，无数次提到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写的这本书。[15]伯希和的老师考狄在他之前进行过相关研究，完善了英国人玉尔（Yule）1926年发表的译注。[16]玉尔的版本不能作为最终参考，因为《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获得巨大成功，流行于世的手抄本多达一百四十三种，内容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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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贝内德托（L. F. Benedetto）教授以国家图书馆“1116法—意抄本”为依据，在佛罗伦萨发表新版本《马可·波罗游记》，从而做出了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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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他版本的片段加进来，但主要内容来自他在米兰安布罗图书馆发现的拉丁语写本——18世纪塞拉达红衣主教保存的版本中的一部分。主教手中的版本更完整，可惜已不知去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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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科·萨维利奥·德·塞拉达（Francesco Saverio de Zelada）是佩特拉大主教、庇护六世教皇教廷国务卿和罗马教廷图书馆长，是一位伟大的书籍、钱币、勋章和古董收藏家。伯希和必须深入研究。为找到塞拉达主教收藏的版本，他和英国剑桥大学汉语教授穆尔（Arthur Christopher Moule）开始联手行动。他们一致同意委托杰出的收藏家、学者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前往托莱多图书馆搜集材料。1927年，大维德从太监手中购得慈禧太后的收藏品，他本人因此出名。1933年，大维德找到了著名的塞拉达版本，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伯希和、穆尔收集齐了《马可·波罗游记》的完整版本，1938年发表该书英文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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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跟当年的马可·波罗都经过喀什、敦煌以及河西走廊，进入中国腹地。他们都沿着长江前进，然后渡过长江。两人都喜欢中国，对中国进行过细致的描述。也许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有一天他们会通过托莱多图书馆塞拉达主教的藏本隔空相遇。伯希和为我们整理出马可·波罗在敦煌（他称之为“唐古忒”）留下的文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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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三十天的时间走完这片荒原，便到达一个叫做沙州的城市。它隶属于大汗（指忽必烈汗）统治，是唐古忒省的一部分，当地人是偶像崇拜者。他们中有景教徒和撒拉逊人。那些偶像崇拜者有自己特殊的语言。这座城市位于东与东北之间。居民不从事商业，而主要从事农耕，此处盛产小麦。城中有许多寺院，寺中供奉着各种偶像。居民对偶像十分虔诚，常常祭以牲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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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伯希和正在法国，他对这场战争毫无准备。那年他已经六十一岁，不能再参军作战。1940年，法军溃败。对于伯希和这一代打赢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人来说，这是莫大的羞辱。他最初拒绝承认失败。德国伊斯兰学家、蒙古史专家贝尔托德·斯普勒（Berthold Spuler）希望拜访他，他告诉对方：“等我们赢得战争，我才有空见你。”在此之后，维希政府一位部长见到他，向他致意，他拒绝和对方握手。他接到德国和维希政府“文化合作”活动的邀请，向对方回复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这样的话：“丧期中，不接受邀请。”[20] 然而以上只是个人姿态。就在那一年，伯希和与其他公务员一样，必须做出祖上没有犹太人的书面声明。这样的要求实在恶毒，但伯希和在思想上仍然拒绝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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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春，伯希和公开支持东方学家阿尔贝·加布里埃（Albert Gabriel）加入法兰西公学，尽管当时此人是法西斯媒体攻击的目标。这一年的5月25日，伯希和在法兰西公学大会上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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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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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两个原因促使我推荐加布里埃先生。一是因为我对他和他的作品怀有敬意，第二个原因涉及面更广、意义更重要，关乎我们，也关乎他本人。因此，我先说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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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存在着一股反对法兰西公学的潮流，我们对此不能再熟视无睹。以前，有人指责我们是犹太马克思主义；现在，有人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有人在巴黎和维希反复说，教授职位和相关人选只能由政府决定。在巴黎，在维希，他们反对我们推举的候选人。去年年底，巴黎一家报纸称，法兰西公学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共济会成员。如果这家报纸的编辑部愿意，它本有条件进一步了解情况，因为就在那段文字的下一页，有一篇法兰西公学教授署名的文章。那些和我一样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对“卡片丑闻”深恶痛绝的人，发现今天又进入一个污蔑的时代，而且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政府了解真相，便会抵制这些恶意的控诉，因此我们必须让政府在法兰西公学问题上保持清醒。我们的先辈曾向国王发出呼吁，按照传统，现在我们应该提请国家元首注意。我在法兰西公学任教已有三十年，有幸担任选举委员会主席，这本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今天，我以主席的身份发表讲话，并自认为代表了你们的心声……想继续留在公学里的人应该在自己面前，也在我们大家面前表现出自由和宽容的态度。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在座各位才得以加入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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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新人申请加入公学时，我们不会盘问他的政治立场，也不会在意他的宗教派别。我们根据他的工作成绩进行判断，努力评估他加入公学后将能发挥多大作用。选举委员会人数众多，组成成分千差万别，能够避免学派之争和个人矛盾影响最后结果。公学历史悠久，但始终保持自由。回顾以往教授职位，入选之人都是我们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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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分属不同学术领域，可能都具有独特的创造精神和鲜明的个性，不可能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对于这一点，有必要大惊小怪吗？诸位思考的问题不仅限于实验室和办公室范围内，世界观有所不同也属正常。一些人倾向于左派思想，但他们并非凭此而被我们接纳。同样，我们也不会因为穿着打扮而拒绝某个人。我们曾向博莱（Breuil）教士敞开大门，也看到政府不同意我们推荐的多明我会施尔（Scheil）神父，这不能算我们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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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有各派的信仰。用勒南的话说，法兰西公学始终“以人为基础”。而事实是，我们这些“人”绝大部分从未想过参与政治，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只是善良的法国人，只想安安静静地为人类认知进步和国家荣誉工作。由于他们喜欢沉默，外界忽视了他们，遗忘了他们。我认为，今天有必要在此强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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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来说说要推荐的人，包括别人对他的指责。在维希，在巴黎，有人说加布里埃先生是共产主义分子，说他在伊斯坦布尔一个法、俄苏维埃小组里很活跃，还和当地政府保持着可疑的关系。这样的言论放在任何时候都是卑鄙的诬蔑，在当今时局下抛出并传播这些言论更是一种可耻的行径。加布里埃先生从未参与政治，也没加入过任何政党。他这一生只参加过两个组织，一个是奥布河畔巴尔消防员之友协会，另一个是法国考古学会。况且，佩德里泽蒂（Perdrizet）也加入了这个考古学会。我本人从不曾是共产主义分子、社会主义分子，或激进社会主义分子，也不是共济会成员。我不同意国民阵线的痴心妄想，甚至还说过这个党派可能给我们带来危险。我希望，如果我告诉大家我在伊斯坦布尔和加布里埃先生一起待过十五天，期间我们接触频繁，我不会因此也变成可疑分子。加布里埃先生工作勤奋，不世俗，天生喜欢批判。在伊斯坦布尔，这位所谓的共产主义分子用自己的名誉捍卫我们的教会学校。我敢保证，他从没产生过颠覆谁的想法。此外，我还亲眼看到他在土耳其学术界和政界享有怎样的权威。诽谤者也许会说，我在那里停留时间太短，观点有失全面。幸好我今天还带来一份更有说服力的证词，作者是时任法国驻土耳其大使夏尔·德·尚布伦（Charles de Chambrun）伯爵。他在驻土耳其使馆创建了伊斯坦布尔法国考古学院，而加布里埃先生曾经并将继续担任该考古学院首位院长。以下是德·尚布伦先生写给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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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16日德·尚布伦先生的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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