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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问题关于佛的“超凡”性和“醒世”性，第三个问题关于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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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何谓之为道，道何类也？牟子曰：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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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牟子曰……牟子以老师的身份出现，所讲授的内容并非所有人都能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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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所谓时宜施者也。……牟子曰：……道为智者设，辩为达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公明义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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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智者、达者、晓者和见者。人们发问，牟子回答，最后还说到对美妙音乐充耳不闻的牛。一套说理就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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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无法让所有人分享，只能传授给有领会能力的人。老师是大智者，也是孤独者；芸芸众生疑惑不解，很多时候，回答他们也没有用。所以即使对法让耐、阿贾贝尔、贾宁等人做出回应，又有什么用呢？伯希和回到法国后，将自己关进工作室，嘴上也保持沉默。他只管不停地翻译、评注和分析。他的研究课题往往只有他本人感兴趣。问他为何将如此多精力投入到没有意义的工作中，大师回答说：“因为我觉得好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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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去世后，汉学界再没有能出伯希和之右者，只剩下一小部分门徒和大批对手。牟子说过，只有大师才有发言权。从此以后，伯希和就是这样的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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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的工作量惊人。他每年在《通报》上发表数百页翻译、标注和附带索引的评论，为金石与美文学院撰写很多报告，长期为《亚洲学报》供稿，自己还亲自教课。1925年3月，考狄在“雄伟酒店”（Hôtel Majestic）外的台阶上被德·拉朗溪勒（de la Roncière）砍伤胳膊，“把他抬回家后，他慢慢睡去，当晚与世长辞”。[8]考狄死后，伯希和肩上的责任变得异常沉重，因为考狄选择他来接替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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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伯希和出行的脚步。1925年4月，作为印度支那总督代表和法国远东学院代表，伯希和前往开罗出席地理学会大会。[9]卡斯东·维特（Gaston Wiet）正在为法国东方学考古研究所编纂埃及中世纪伟大史学家穆卡迪西（Taqi al-din al-Maqrizi）所著的《埃及史》（Histoire de l’Egypte）。伯希和借前往开罗的机会为维特提供了一些帮助。伯希和作为法国官方代表团团长，受到埃及法鲁克一世国王接见，随后携玛丽亚娜前往贝鲁特、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再乘船前往伊兹密尔、君士坦丁堡、雅典、那不勒斯和马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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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娜一直都是伯希和生命的中心。他们把家安在了瓦雷纳大街。两个人都喜欢收藏雕花玻璃制品，而玛丽亚娜俨然就是一座私人博物馆馆长。对他们而言，这些易碎的玻璃制品不仅仅是收藏品。玛丽亚娜在1929年发表的藏品目录[10]前言中用细腻的笔触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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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间，我得到一些俄国玻璃制品和书籍，我认为即使对不懂俄语的人来说，了解一下15世纪以来精美玻璃制品的制作过程也不无益处。现在，俄国玻璃制品厂都已收归国有，私人收藏不复存在，幸存下来的少数藏品就更具有研究价值……俄国人擅长雕花，总的来说，俄国人也喜欢鲜艳、明亮的颜色。我们在俄国玻璃制品厂的老账单上可以看到大量用于购买颜料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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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希和的重要藏品中，有一些代表了他和玛丽亚娜的深厚感情，让人十分感动。在藏品目录显著位置上，有一个18世纪末纽伦堡三脚糖果盆，上面刻有两颗连在一起的心和一对在树下拥抱的恋人，旁边还有文字：“Was hier in treuer liebe brennt, bleibt auch un tode ungetrenn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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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藏品体现了玛丽亚娜的爱国热情和思乡之情，它们大多来自巴克梅特夫玻璃厂和莫斯科斯丘金博物馆（Musée Stchoukin），上面雕有“神圣俄国”时期王公贵族肖像，如巴克莱·德·托利（Barclay de Tolly）、巴格拉基昂（Bagration）、戈多查夫（Koutouzov），或者伊丽莎白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纹章。有一只葡萄酒杯还上过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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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院士。1921年，巴黎。©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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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娜·伯希和©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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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伯希和已经志得意满，学术研究和私生活满足了他所有需求。他不是亿万富翁，但这不妨碍他1930年初搬出瓦雷纳大街的住所，将藏品放入埃纳利博物馆（musée d’Ennery），并亲自担任博物馆馆长。埃纳利博物馆位于福煦大街五十九号，离布洛涅森林不远，馆内藏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珍贵器物、书画和家具，堪称远东宫殿。在那里，伯希和虽然没有离开巴黎，但仿佛已经置身中国，置身北京，置身紫禁城内。可以说，伯希和是巴黎大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有教养，有学识，眼界开阔，知识丰富，懂得欣赏美好事物，过着特权阶层的生活，却不剥削他人。他是学界泰斗，发火动怒显得很正常，惩罚别人也毫不留情。伯希和是个脆弱的人，尽管他极力试图掩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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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大师达到了个人荣誉的顶点，也将自身的权威和别人的尊敬推向极致，只是依然难以忍受别人的批评，一如二十年前他刚从突厥斯坦返回法国，难以忍受法让耐对其发现成果价值的质疑那样。1929年，伯希和与奥地利汉学家查赫（Erwin von Zach）发生激烈争执。查赫长期从事远东地区研究，对同行的研究成果态度苛刻。他在伯希和的译注里发现了逻辑错误和谬误，认为这些都是因“认识肤浅”以及“过于注重参考文献细节”而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查赫是个让人生畏的论战者，他的评价暗指伯希和缺少综合能力和创造精神，只满足于自己过人的记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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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一字一句都马虎不得，因为每字每句都与整体相关，一旦译错，就会像病毒一样侵蚀整个肌体。例如汉语中的“dao”音，含义丰富多变，可以指“倒下”、“损坏”，即“倾倒”、“坏”，可以指“相反”，也可以指“创伤”、“失败”，还可以指“到达”、“完善”，当然还有“偷”、“悄悄地”之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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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赫与伯希和的争执恰恰出现在“dao”的最后一种可能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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