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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位地质学家来访，他提到自己此前从未见过响尾蛇。有一天，天气很是炎热，小径旁边突然响起了响尾蛇的警告声。我骑着的那匹马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我决定把这条响尾蛇带回去给这位地质学家看，于是悄悄地下马，小心翼翼地用棒子重击响尾蛇的头部，随后用大手帕裹住并将它挂在马鞍的前桥上。几分钟以后，正当我骑马返回营地的途中，响尾蛇——在阳光下半睡半醒的状态——突然醒了过来，发出了第二次警告声。那匹马显然无法忍受响尾蛇的威胁。因此，我只能步行五分钟返回营地。此后，我对马的偏见又更深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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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夏天，我是否能够得到某个地质勘探任务仍然悬而未决。当假期来临的时候，我跟其他同学一起去旧金山工作，具体的内容就是绘制和架设路边的广告牌。我们的要价并不高，因此很快签署了一份几百美元的工作合同，我们利用这笔钱雇用了一支团队，购买了扎营装备。随后，我们前往约瑟米蒂谷，沿路为咖啡、茶叶、报纸架设难看且刺眼的广告牌。我们选择把营地扎在约瑟米蒂谷内，想用几天时间探索一下这片区域。约瑟夫·李·康特就在不远的地方扎营，我经常万分沉迷地听他在篝火边谈论约瑟米蒂谷的地质构造。几天以后，我收到一封电报，通知我参加勘探任务。然而，我们剩下的钱根本不够支付前往那里的火车票。在三天的时间内，我步行80英里，最后准时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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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那支地质勘探队伍里最年轻的成员，我被任命为出纳员。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发现这份工作并不是一份殊荣，而是一份责任。我需要购买队伍的全部供给，记账的规则异常繁琐——倒是很好地维护了公共财产。在喜艾拉山脉的某个清晨，我们发现了一头死去的骡子。我随即阅读了处理相关灾难性事件的相关规定，结果发现出纳员以及两名目击证人必须针对该事件做出完整阐述，并在公证人面前宣誓。否则的话，出纳员将对骡子价值损失负有全部责任。一想到自己可能要赔偿60美元，我不免有些忧心忡忡。我跟队员们一起对这头骡子进行了尸体解剖。我们发现，它的脖子扭断了，而后腿蹄铁的堵缝跟绕在脖子上的绳子牵连在一起。我们用这条绳子将它系在树上。我们因此得出结论，这头骡子可能是用后蹄挠脑袋，结果缰绳绊在蹄铁堵缝内，顺势向后猛拉的过程中摔断了脖子。回到人类聚居地区以后，我们针对该事件进行了复杂的宣誓程序。大约两个月以后，我收到来自华盛顿的消息：由于我们陈述的故事太过离奇，因此通知60美元已从我的薪酬中扣除。根据教科书上的说法，骡子是不会用它们的后蹄挠脑袋的。最后，林格伦担起了赔偿的责任，替我支付了60美元，并说他会在冬天返回华盛顿后从某个官方机构处收回这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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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的很多年间，我一看到骡子就会仔细观察，试图证实我的理论。我现在可以肯定地说，骡子确实会这样做。我甚至买了一座小雕像，正是描绘骡子用后蹄挠脑袋的动作。十二年后，我有幸参与林格伦博士在澳大利亚进行的经济地质学勘探任务。我跟他在墨尔本的一艘轮船上会面。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知道，政府拒绝支付60美元？你可知道，我曾经上百次亲眼看到骡子用后蹄挠脑袋？”不过，他拒绝我将60美元还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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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格伦是一位卓越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跟布兰纳博士相似，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教师。在绵延山脉中的篝火旁边，或是山脚下的小旅店中，或是在热情好客的采矿区矿长家中，我们共同度过了两个漫长夏天的无数夜晚。他跟其他的勘探队员在华盛顿州度过冬日，围坐在篝火旁探讨科学机构以外政府的客观观察，话题范围广泛，颇有启发性。从这些谈话当中，我不断汲取采矿工程的知识和实践经验。除此以外，经历矿区和山区的沉重体力负担，我锻炼出了强健体魄，得以应付人生中的艰难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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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斯坦福只是一个教授和学生之间构建亲密联系的小型社区。我们“沉浸在”许多类型的教育当中。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数学、机械学和工程学——它们都像花朵一样向我徐徐绽放。因此，我能够大量吸收——工程师们所需要的——关于历史、经济、英法文学的相关知识。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只在德语课上挂过一次科。不过，我同样不记得自己在任何一门学科上得到过A。对于课外活动，我有太多的渴望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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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参加许多关于生物、演进、科学与宗教和解的各种讲座。这所大学对于原教旨主义宗教在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中间引发了精神冲突，以及不休的争论。不过，以“内在光亮”作为信仰基础的贵格会并没有遭受过多的影响。相较于那些早年接受更加形式主义教派和教义基础更加宽泛的宗教信徒，我更容易在精神层面接受基本的自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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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短暂担任过棒球队的游击手，但是并不擅长此项运动。出于对团队实力的充分信任，我们决定挑战旧金山的职业棒球队，并邀请他们来学校比赛。他们充满善意地接受了邀请。打到第五局的时候，天色已晚，比赛结束，比分最终定格在30∶0。我的同事得出结论：我会是一个好的经理人，而不是一个好的游击手。经理人的职责包括：安排比赛、收取门票、置办装备和服装。我们有一次跟圣罗莎本地的一支棒球队进行比赛，结果，比赛获得的最终收益还不够支付队伍回程的车票。于是，我只得游说镇上斯坦福学生的家长们，尽力凑钱弥补赤字。有些人显得极其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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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活动，我得以结识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位公众人物。前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在参议员斯坦福的邀请下，在斯坦福大学发表了一场关于政府阶段性的演讲。我从演讲中受益匪浅。不过，作为棒球队经理人的我有责任为整个球队谋求福利。我们还没有封闭式球场，只能通过学生自发组织收取25美分的入场费用。一天下午，哈里森先生来到我们的训练场。可能是无视了收费的学生，也可能是收费的学生太过害羞，总之有人向我报告说，哈里森先生没有支付入场费。我向他收取了这笔费用。哈里森先生并未感到不悦，反而购买了下周比赛的预购票，甚至不愿收取50美分的找零。不过，我坚持提出：我们并不是慈善机构，希望他务必收下找零。即便面对前总统，我们还是坚持就事论事的原则。结果，他又买了两张票。经历这件事以后，他似乎对我的工作更加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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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组建了学校第一支橄榄球队。可能是因为我筹集了足够的资金支付棒球队的服装和装备费用，我被选为学校棒球队的经理人。我们安排了一场跟加州大学棒球队的友谊赛，时间定于斯坦福大学第二年感恩节的当天，地点在旧金山海特街棒球场。我们总共为球迷们预留了一万五千个座位，还在预算之内为球队购置了新队服。我们只打印了一万份印有座位号的门票，我们预计观众不会超过这个人数。等到比赛开始的时候，经理人遇到了两个突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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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入场人数猛增至两万名左右。我们的门票根本供不应求。于是，我们从售票处组织了一支大学男生队伍，让他们站在大门口进行现金售票——购买过程被严密监控，确保没有人蒙混过关。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很少使用钞票流通，我们常用金子和银子。结果，我们不得不租用附近人家的洗衣锅和洗碟盆，用来盛放门口售票，男生背后堆积起的一摞钞票，并以免费门票作为租借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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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及时解决了这些难题，两队队长又来找我询问棒球在哪里。我们忽略了这个细节，只得延迟比赛半小时，我们利用这段时间赶往市中心购买两颗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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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观看这场比赛，不过我们出乎意料地取得了胜利。比赛结束后，加州大学棒球队的经理人跟我带着门票钱来到酒店房间——现在用的是谷袋装钱——几乎熬了一整晚才数清钞票。我此前从未见过三万美元。第二天，银行清点时发现总数比我们清点的还要多18美元，对于我们两队来说，下一赛季的资金已经相当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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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坦福刚刚建立的岁月里，按希腊字母称呼的兄弟会开始在学生中间流行起来，并组建起不同的派别。兄弟会占用了所有的学生办公室，包揽了所有的选举荣誉。跟住在宿舍和寄宿处的其他学生一样，我们都很厌恶兄弟会体系的势利眼，质疑他们在学生企业事务中徇私枉法，谴责他们对于资金的松散管理。我们强烈呼吁改革。在挚友雷·莱曼·威尔伯、威尔·欧文、赫伯特·希克斯以及莱斯特·辛斯代尔的支持下，我们共同组建了“野蛮人”组织，以此挑战学生选举。我们的选票最终胜出。学生选举的内驱力类似于普遍意义的政治选举。我们在学生会内部引进和执行了一套新的章程，而我被选举为第一位财务经理——没有薪酬。值得一提的是，其他的四人日后都成为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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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四学生以及学生会财务经理，我针对所有的学生企业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财务管理系统，在大学报纸上定期公布财务报告。这一切成果都要追溯到俄勒冈州的那位苏格兰会计。橄榄球运动（作为大学体育项目）刚开始流行，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入，我负责处理数万美元的比赛收益以及其他的各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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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是一所男女合校的教育机构，不过我并没有太多时间来关注女生。在大四的那年，我的人生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卢·亨利小姐来到斯坦福大学的地质学实验室，决定以教授地质学为生。作为布兰纳博士在这个学院的得力助手，我感觉自己有责任帮助这位小姐，帮助她更好地完成学业和实验课程。我后来发现，卢·亨利常有异想天开的想法，她的蓝色眼眸、她的露齿而笑、她的爱尔兰血统，这一切都在促使我更加卖力地履行这份职责。我很快得知，她也出生于艾奥瓦州，跟我同年，她是蒙特利地方银行家的女儿。她的父亲没有儿子，并用放养的方式将她养大。在我毕业的时候，她还有三年方能完成学业。在此期间，我们见面的次数不超过三次。不过，我们始终保持通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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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以至于忽视了作为学生应该关注的“学分”问题。要不是我的朋友、布兰纳博士和J．佩兰·史密斯的出手干预——强调我的英语写作能力——大学办公室那些不近人情的工作人员势必要剥夺我取得毕业证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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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的日子临近了。我终于拿到了荣誉学位（通常获得者需要发表毕业典礼演说）。对我而言，这可以算是最圣洁、最重要的一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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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聆听着乔丹博士的精彩演讲，突然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向我开启，而我只有40美元的积蓄，迫切需要寻找一份工作。始于1893年的经济衰退在1895年席卷了太平洋沿岸地区。我的一生都处在艰难岁月中。不过，我从未听说过“经济衰退”这个词语。没有人告诉我，马上就会开始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因此，我觉得不需要过分担忧这件事，不需要过分担忧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当时，没有人呼喊着“无助的青年人”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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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没有经历挥泪告别的欢送会，或是依依惜别“年轻时代的朋友们”，或是不舍离开让许多作家们很在意的校园内地标性建筑。我只是认为，自己还会回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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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所新建大学的第一年里，所有的教职工和学生们完全就是一群不可思议的人。教职工是来自其他大学的年轻人，宣誓要在各自领域内做出贡献。因此，这所大学完全没有其他年代久远的大学所特有的那种老迈的呆板萧索之气。这里的学生想必都很庆幸，自己选择了一所全新而未知的大学，从而或多或少地培养出一种特有的进取心。无论如何，在最初的五个或六个班级当中，最终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男女，他们日后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和社群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此外，这所大学鲜有引人入胜的自然景观，完全无法媲美历史悠久的古老校园，因而上述成就愈发显得不可思议。在我看来，基于斯坦福的教职工和学生群体之间构成的亲密无间的和谐关系，他们形成了更加广泛、更加持久的深厚友谊，而这种友谊是秉承批量生产原则的当代教育机构所不能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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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几年后，经受了一次巨大的密西西比河洪灾后，我负责支援几百个南方郡县，里面都是这样的居民。几个月里，我在当地推行有效的卫生改革，提供卫生设备和合理膳食，我对此感到非常欣慰。按照我的计划，如果这项改革方案能够持续进行两年时间，就能彻底消灭当地的十二指肠病、糙皮病和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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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874年3月29日，卢·亨利出生于艾奥瓦州滑铁卢市。她的父亲是查尔斯·D．亨利，1842年出生于俄亥俄州的伍斯特市，曾经参加过内战的北方联邦军队。她的祖父大约出生于1807年的康涅狄克州。她的母亲弗洛伦斯·韦德1848年出生在俄亥俄州伍斯特市。亨利先生曾在滑铁卢市从事地方银行家职业，在1884年搬到加州惠蒂尔市，跟人合作建立了一家银行。卢·亨利进入了滑铁卢市的公立学校。1890年，亨利先生搬家到蒙特利尔，组建了蒙特利尔银行，在以后的多年间担任银行总裁。卢·亨利在圣何塞读师范学院，1894年进入斯坦福大学，并于1898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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