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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的工作之一就是确保其他人都遭到了最低程度的压榨，而他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有一天，我的夫人向他抱怨说，我们的家用开支几乎是邻居的两倍之多，而两家的规模基本相同。柯回答说：“主人拥有弗朗西斯先生两倍多的工资。”不过，我们确实将所有的现金和之前的东西托付给家里的十位仆人（他们每月的工资加起来约等于108墨西哥银圆）。就是这个名叫柯的管家，即便在租界陷于围困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跟我们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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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当时的道德准则。以中国人制定合同为例。他以书面形式来制定合约。这代表着最高规格的真诚。如果违抗合约，他通常都会自刎以谢罪。不过，合同必须明确指出压榨和掺假行为，否则将视为违法。这种极其忠实于契约的精神可能源自当时中国尚未出现完整的商业法。很少出现执行清偿的情况。然而，中国人开展了集中的商业活动。违约的唯一责罚就是遭到流放。数百年来，忠实契约几乎成为迷信。中国也有坏人——各个民族都有坏人。好人和坏人的比例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需要吃多少食物。我有些怀疑，如果美国人的食量跟中国人一样小，他们当中的好人和坏人比例是否也会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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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压榨现象普遍存在的前提下，我们根本无法展开西方的工业化运作。不过，我们逐渐打压了这里的压榨现象。在九十天的时间内，我们通过减少“压榨现象”的方式将不断亏损的这家公司打造成每月赢利十五万墨西哥银圆。起效之后，这些手术式的运作手段变得更加广泛。当然，张燕谋先生只能作为其中的反面教材。他发现，尽管自己作为总经理，但是名义工资只有每月五百墨西哥银圆，因此开始给德·伍特斯制造麻烦：向英国公司发送财产转移的具体细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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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伍特斯最终选择跟张先生和解（至少他认为是和解），承诺向后者及其顾问团分配公司股份，保障他们的“压榨”权力，跟我签署单独的备忘录，正式指派张先生作为当地委员会首脑以及公司在中国的代表，并且给予大幅加薪。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情，完全是因为这份“备忘录”还将引发一系列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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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数月期间都在和平相处，直到1901年秋天的降临。我们的业务正在不断扩张，我们购置了新仪器，完成了秦皇岛不冻港重建计划。尽管仍处在冰冻季节，那里的港口已经开始装载煤炭。我们引进了一位美国新员工，重新改进了技术方法，这一切因素进一步提升了盈利能力。随着新股票的发行，中国最初在公司持有的股份出现了百分之五百的市值增长。我一直雇用唐绍仪先生作为顾问——他是中方最大的股东——他非常支持我的举措，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在担心：这家公司在张燕谋的严密掌控下，能否取得任何成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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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秋天，伦敦方面告知，比利时人已经买得其他欧洲国家以及中国股东在这家公司的多数股份，因此他们即将派遣公司主管埃米尔·弗兰奎以及一名比利时方面的技术人员来取代原本负责矿井的美国员工。等到弗兰奎先生抵达的时候，他向我保证我将继续担任总经理一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布“备忘录”失效，公司将要终止与张先生方面的全部合作。他还宣称，这些人仍在贪污。弗兰奎的抱怨不无道理，张先生已经卖掉了公司位于香港的一处地产，并且宣称这处财产是他本人所有。根据账本，公司早在几年前就拥有这处地产，早在张先生未与公司发生任何关系以前。然而，我跟德·伍特斯都认为，备忘录不仅合法，而且具有道德约束力，它是公司为了杜绝贪污现象而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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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奎先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但是非常武断。最终，我跟德·伍特斯决定辞职，弗兰奎将公司管理层变成比利时人的天下。我当时认为，弗兰奎对我的离职没有任何的不舍；针对是否终止协议，我们俩发生了激烈争执，而我认为单方面终止协议是不道德的行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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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这些事情告诉莫林先生，并且提出返回美国的意愿。几天后，我收到他发来的电报，询问我是否接受莫林公司初级合伙人的职位。当时的我刚满27岁，很高兴自己能够离开中国，进一步地在工程领域大展拳脚。我跟我的夫人、德·伍斯特乘坐轮船途经日本长崎，再借由加州返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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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度过的岁月里，我的夫人开始对精美绝伦的中国古董瓷器产生浓厚兴趣。很快，她就将关注点缩小到明朝（1368—1662）和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0）的青花瓷。她不断扩充自己的收藏，寻找价位适中同时品相良好的青花瓷。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她的收藏品日益增加。在1901年冬天，她当时正在日本，而我的中国仆人无意中找到了一位中国古董商人，对方当时有十二只盘子出售。中国仆人强烈要求我买下这些盘子送给“亲爱的夫人”，每只盘子售价10墨西哥银圆。不过，我对自己的判断力并不是很自信，因此决定买下其中的一只盘子送给身在日本的夫人。她立刻发电报给我，要求无论如何都要买下剩余的十一只盘子。结果，我们再也没能找到那位商人。几年之后，同款盘子在伦敦的拍卖价格攀升至一千美元。在这只盘子的刺激之下，我的鉴赏能力在后来得到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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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大利亚开始，再到中国的所有经历，到再次回到美国，总共度过了三年多的时间，同时还有两次环球旅行(6)。在工程项目的催化作用下，这些事件其实就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不断碰撞的自然产物。无论这个人的经历有多丰富，无论他对这个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有多深刻，他都无法对一个历史上下三千年，拥有四亿人口的庞大民族妄加评论。在印象中，我对中国人民怀有恒久不变的敬佩之情。90％的中国人徘徊在饥饿边缘，几乎每年都有村庄发生饥荒。然而，他们始终对生活保有耐心和宽容。他们具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对于自己的孩子满怀情感。他们勤奋工作，工作时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长。他们确实有超出信仰范畴的迷信思想，但是他们同样拥有幽默感。他们的军人表现出这个民族的勇敢无畏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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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到绝望的是，尽管中国凭借科技发展提升了自身的生产力水平，但是他们的庞大人口必将阻碍生活水准的进一步提升。教育普及可能给更多人提供新的机遇，因此众多人口中间的贫困率应该会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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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10％，他们的智力水平很高。他们有思想，也有道德感。他们的文化是全世界最古老且最悠久完整的文化。在艺术、文学和哲学领域，中华文明都孕育出了丰硕的成果，这10％的人口——其中包括满洲官员们——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民主派，仕途升迁并没有过多的阶级局限性。事实上，数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公务员系统始终采用竞争激烈的考试机制来选拔人才。这10％的人口很容易受到某种“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天生具有投机心理以及纸上谈兵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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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几年前，中国人都谈不上有任何的民族精神。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我们称之为爱国主义的这种强烈情感。他们的语言中并没有这类词汇。在中国眼里，时代变迁极其缓慢。对我们来说，世界的变迁以分钟计算，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变迁以年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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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整体，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从本性上就不适合跟好战民族相互竞争。事实上，来自北方的好战民族在三千年间不断跟中原王朝发生接触。因此，中华民族不断吸收好征服行为的北方部落，并且造成了他们的汉化。灵活应变的民族精神最终吸引了他们的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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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悠久历史不断给外国作家们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灵感。其中有人这样描述中国沿海地区：“在前十天写完你的书，否则你就永远写不成了。”“关于中国的全部书籍都是关于90％的普通人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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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声称“了解中国”的人向美国人宣传中国的贸易和发展机会。他们向欧洲传达的画面存在着两种假象。第一种就是，中国有四万万的民众，在那里一定有大规模贸易扩张的机会。但是这四万万民众中，90％的人们都处在非常低的生活水平中，而且很可能会继续保持非常低的生活水平，他们根本负担不起外国产品的成本。因此，外国贸易只能针对剩下的10％人口。为了更好地说明我的观点，我愿意引用我当时在大北方铁路公司得到的数据：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农业国家之一，只有600英里长的铁路，而这些铁路要为三千万民众服务。除了煤炭，这条轨道线上几乎没有运输过其他的货物。地上的任何东西，中国人都能放进嘴巴里。一个地区没有剩余的物资可供出口，因此他们也无法购买进口物资。中国的交通大部分都是由旅客构成的，只有极小一部分的铁路交通为三千万人服务，那是相当于美国或欧洲的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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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假象就是，中国将会开发出大量的金属资源。粗略来说，中国的中心就是一大片农业的平原，周围环绕着半月形的高大山脉、高原和沙漠。在这片平原上也有一些如小岛般的山区。这些环山和岛山的实质就是两侧有大石炭层夹击的古石，在石炭层上有一些外露的岩石。在这样的地形构造下，工程师和地质学家能够预测，侧翼的岩石内部有煤炭的存在，山体较老的核心中有金属的存在。事实上，这里的各类煤炭资源，可能要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煤炭资源加起来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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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非常用心地搜寻，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发现较多的本地铁矿床。由于中国特殊的地质状况，有色金属存在的可能性——铜、铅、锌、金、银、锑、钴、锡等——难以预料。但是不要以为中国人对金属的价值或是加工的方法一无所知，他们使用金属已经有两千或三千年的历史了。是中国人发现了从锌矿中提取锌的方法，也是中国人用钴作为颜料为瓷器上色，早在西方世界知道这些手法之前几百年，中国人就已经在熟练运用这些加工手段了。几百年前，他们就会用烤钵提取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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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查群山中含矿物质的核心地带时，我们发现了很多坍塌物和废石堆——它们的存在证明中国在古时候就有无数的矿业活动了。任何一个工程师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都会感到非常惊讶，惊讶于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但是中国人把每一个金属矿都挖空了，连碎片都不剩，似乎每一个矿都被挖到了水平面的程度。因为农民冬季赋闲在家的时候，可以去矿山工作，挖矿的人工成本也就微乎其微。因此，每一种矿产储备，每一个不同尺寸的矿山，他们都开挖过。因此，工程师的问题就是，并没有任何表面证明显示其金属矿储备的大小，就像我们未开垦的处女地一样，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到底是什么矿藏，因为所有的金属都被仔细储存了起来。如果真的重开这些老的矿藏，进行现代勘探的话，代价就会非常昂贵，因为我们必须安装泵。而真正用现代勘探方式重开的矿山，最后只有极少量的金属储备，而且都是低质量的金属，在今天很难有商业价值，这些金属都是过去的矿工藏起来的。通常开采金属矿的时候，我们发现的金属有一大部分是没有用的，只有一小部分有用，比例大约为100∶1。用数学方法计算的话，我们必须要打开100条矿内巷道，才能发现一个有商业价值的矿。我们也无法依据废石堆的尺寸来推测矿藏的大小，因为矿藏储备越少，因萃取剩下的废石就会越多，废石堆也就越大。大部分现象显示，中国的基底金属矿床开采几乎已经一无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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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规则是真正通用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不同之处。缅甸北部的大量矿藏一开始是位于中国领域之内的，中国人曾经开采过几百年的时间。这些矿藏非常显眼，从废石堆干旱的开口处就可以认出。开挖者到达出水面或是冶金困难难以克服的时候，这些矿藏就被抛弃了。然而，一般来说，从这些晦涩的不利因素来看，发现大量金属资源的商业性前景仍然难以确定，尽管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俄国和非洲已经发现过很多这样的金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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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第一资源和第一技术就是农业。为了保证其广阔平原甚至是陡峭的山腰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三千年来，几亿人民都在勤勤恳恳地耕种，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现象！一亩地产出的粮食重量可能都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对这些辛苦劳作的人民来说，最好的福祉就是我们实验站送来的改良种子和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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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们可能还有一个更加肤浅的错觉，认为有如此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可以转化成为工业大国，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并且通过向西方世界销售产品形成激烈的竞争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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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成为工业大国，第一个障碍就是缺乏大量矿物质原料，除了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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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困难在于，中国人思维中一些奇怪的想法导致他们无法很好地适应西方管理机构的方法，无论是政治机构，还是工业组织。我们管理体制的基础是将组织按部门分类，对每一个部门进行委任授权，并对每个部门分发足够的薪水和工资。要成功实施这样的管理机构，我们还需要规定基本的纪律、诚信和廉洁、忠诚和尽责尽力的工作表现。中国本地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分包制。即使在政府里，一千多年来，总督都必须每年支付给君主一定数量的资金，并以司法制度维持秩序。总督将责任转包给下一级的地方道台，他们依次转包给更小的地方知府。每一级官员在上缴税收的时候，都会产生大量的税款余额，通常情况下，这些多余的税款就会为私人所敛，也就是侵吞公款。他们本土的生产和分配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组织的。在中国人心中，这样的组织有很多优势，但是在从西方引进的生产和管理过程中，这样的组织方式效率低下，无法适应。在适应铁路运输这方面，他们将工作转包给铁路站代理人，每个月或每年让他们上缴一定数量的资金，以至于售票代理人不得不从车票销售和货物运费中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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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外国人常常把这种组织形式中每一层的边缘利润当作“压榨”或是贿赂。我说过，这样的理解的确包含了一部分的事实。那些可能作为薪水或工资的金钱，那些因为签订合约而可能赔偿的金钱，组成了边缘利润。这其中，有小部分自由企业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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