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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西方工业中，这样的组织形式不会起到任何效果。我的经验表明，大北方铁路公司在中国的组织方式下，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返还过超过外国债券担保的债券利息的钱款。在义和团暴乱的时候，协约国接管了中国铁路，当时铁路已经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损坏。但是在一年外国方式的管理下，铁路公司不仅能够支付重建的费用，而且还购买了更多的新设备，支付了债券利息，最终在国库里存下了大约一百万美金的钱款。第二年，在中国管理下，他们又只支付了债券利息。两者的差别只在于小部分非法抽取的利益，但结果却是天壤之别。根源问题还是管理方法导致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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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派去国外的中国军队都是在分包的基础上接受管理的。将军有责任为士兵们提供食物、衣物和军饷，用美国军官分级的说法来讲，就是将军把这些责任转包给上校，上校转包给上尉，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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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广西方的工业化，中国还有第三个障碍，那就是中国人的头脑要比起源于欧洲的民族缺乏机械力学的思维。我们的发明和机械来源于民族的直觉和素质，我们的人民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和改进能力，他们知道该如何有效地进行工作。中国人在思维上欠缺机械力学的天赋，因而很多时候他们都需要更多的人来运作我们复杂的机器。我在中国的时候，参观了一些纺织厂，常常看到每一个现代的织布机旁边都有人在看守。我们的工人可以同时操作十二台机器。但他们需要七个或八个人来操作一台现代机器——两个人注视着上头的轨道，三个人负责烧锅炉，两个人操作不同的装置，通常还有一个人监督其他七个人，看他们有没有认真工作。在唐山我们安装了一个很大、很复杂的卷扬机，这个卷扬机每天都要从一个很深的井里面拖拉几千吨的煤炭，每拖一次要停顿十次的时间。这台机器配备了信号装置、指示灯、计量表和小配件，以便操作者可以了解设备情况并顺利操作。但是我们常常因为操作者的失误而造成人员伤亡。最后，我们不得不为这台设备配备九个工作人员，负责看不同的仪表和指示器，另有一个来监视他们所有人。当他们吃饱了的时候，中国人天生的幽默感和喜悦感就会显露出来。他们很快编出了一首劳动号子，唱起来大约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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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装煤的笼子）现在已经到了十（号线的水平），她想要到九（或其他任何数字）。她到了九就要歇一歇。她马上就到顶——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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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山的所有岗位上，一共有两万五千个健康的中国男人在工作。从这次经验中，我们大致总结出来，一个美国人能够完成的普通工作任务，需要两个中国人才能完成，一个美国人能操作的机器，需要四个中国人才能操作，在安装操作复杂机械的工作中，十个中国人才能抵一个美国人。如果时间充裕，他们可以模仿一切行为，但是中国从未有过震惊世界的机械发明。但这并不适用于他们的艺术创作或建筑成就——但是哪怕是在艺术方面和建筑方面，他们的发展还是非常缓慢的。但我这些观察所得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在想法上无法比西方人更加先进。这些总结只是表示，西方世界在面对如此广阔的领域和四万万中国人的时候，其思想只能渐渐暗淡，所做出的天文学计算也都无法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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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还有一种普遍的误解，是关于民主与中国的。在中国，从来不曾有，在下一代人也永远不会有，真正让普通民众决定自己命运的代议政府。在90％的文盲面前，在人民群众极低的生活水准之下，这一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有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幻想，认为在中国能够建立某种民主的寡头政治，在中国大部分民众提升到至少有部分文化的水平之前，为中国提供政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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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正如我所说过的，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根本不能算作管理者。民主是西方人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实施需要建立一个我们应用于生产和分配的管理机制。我的担忧在于，在中国任何真正的民主政治都会败在它的管理方面。事实上，中国人并不是好管理者。虽然他们常常是成功的独裁者——但有时候，他们甚至连独裁家都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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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哲学的、感性的思维让他们常常诉诸暴力和武力，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国民党反抗都是很好的例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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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所说的这一切并不是要诋毁这个伟大的民族。只是为西方人提供一个警示，中国并不会被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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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八年后，我当时在华盛顿担任战时食品署署长，我跟夫人受邀参加中国驻外使馆的晚宴邀请。当我牵着部长夫人的手走出宴会厅的时候，顾夫人用完美的英语对我说：“我见过您！我是唐绍仪的女儿。在天津遇袭时，是您抱着我走过那条街道！”顾夫人已经长成魅力四射的年轻女性，不幸的是，她在数年后就去世了。二十八年后，我又在上海得到了她们姐妹的热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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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墨西哥银圆是中国当时流通的主要货币，单位价值约等于50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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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人展开了持久的争论。有趣的是，相关诉讼在我1928年竞选总统时被对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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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绍仪后来连任中国民国总理，并且始终与我私交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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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后来，我们在比利时救援中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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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相关评论写于1915年至1916年间，在1910年国民党起义和清朝灭亡五年之后。我在其中呈现了一些反映当时时代面貌的图片，并且认为这些时代印记不应该被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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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诺拉·沃恩写的《流亡之屋》（The House of Exile）以剩下的10％为写作对象，而这本书是我见过描绘中国最为迷人、最有启发性的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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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还可以把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补充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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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七章 全世界的工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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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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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伦敦是世界金属矿业的中心。比威客莫林公司就是典型的英国机制——合伙企业（不是一个法人团体），他们从事矿业已经有大约150年的历史了，开始的时候主要在康沃尔和德比郡，后来逐渐扩张到整个世界。因为合伙人年纪大了、退休了，新的人员接替了他们的工作。这一组织方法传承了几百年，英国的工业、船舶和销售公司大多都采用这一方式。这些公司的名字有时被新的合伙人替代，但是通常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保持过去的名字，哪怕公司的所有人已经去世多年。合伙人团队通过个人筹资和与朋友筹资的方式为每个新的企业提供资金，新的企业有时是以公司形式，有时是以合伙企业形式出现。这些企业的费用和利润率由公司自身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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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夫人在1901年11月上旬来到伦敦。我很快与莫林先生以及他的同事们确立了合作关系。我的两个合伙人比威客先生（比威客家族企业中的老二）和爱德华·胡珀先生将要退休，他们把股份的20％分给了我，另外两个新伙伴A．S．罗和T．W．威尔斯特也每人分到10％。在这样的安排下，这种公司直接持有的不同矿山的所有权就被分配给了老合伙人，一个新的公司开始了全新的历程。除世界各地办公设备和实验室资产之外的资产是无形资产以及管理费用的合约，是建立在每年的总收入和利润的百分比之上的。公司的无形资产（即商誉）相当于过去三年企业的净收益，而我们这些新的合伙人将用公司未来的收益支付这笔金额。合伙契约具体规定，合伙人不可以从事股票投机活动，事实上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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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个有实力，并以发现、发展新矿区为目的的勘探集团合作，公司根据合同派遣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去世界各地二十个矿区。莫林先生作为保守党的活跃成员和议会候选人，他的主要兴趣是金融和公共事务。身兼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两个职务，我的工作是管理矿区。罗不是一个工程师，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公司的总会计师，并持续管理着世界各地的矿区账户。强壮的威尔士人威尔斯特则负责办公室管理、矿区物质采购、合同细节等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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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进入公司时，它的业务包括中国、威尔士和德兰士瓦的煤矿，康沃尔的锡矿，西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西非的一些金矿，昆士兰和加拿大的铜矿，内华达州的一个铅银矿，以及埃及西奈半岛的绿松石矿。此外还有其他涉及新的前景和工程工作的不断考察。该公司在纽约、卡尔古利、墨尔本和约翰内斯堡都有分支机构，这些机构由当地人领导并参与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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