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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非常用心地搜寻，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发现较多的本地铁矿床。由于中国特殊的地质状况，有色金属存在的可能性——铜、铅、锌、金、银、锑、钴、锡等——难以预料。但是不要以为中国人对金属的价值或是加工的方法一无所知，他们使用金属已经有两千或三千年的历史了。是中国人发现了从锌矿中提取锌的方法，也是中国人用钴作为颜料为瓷器上色，早在西方世界知道这些手法之前几百年，中国人就已经在熟练运用这些加工手段了。几百年前，他们就会用烤钵提取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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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查群山中含矿物质的核心地带时，我们发现了很多坍塌物和废石堆——它们的存在证明中国在古时候就有无数的矿业活动了。任何一个工程师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都会感到非常惊讶，惊讶于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但是中国人把每一个金属矿都挖空了，连碎片都不剩，似乎每一个矿都被挖到了水平面的程度。因为农民冬季赋闲在家的时候，可以去矿山工作，挖矿的人工成本也就微乎其微。因此，每一种矿产储备，每一个不同尺寸的矿山，他们都开挖过。因此，工程师的问题就是，并没有任何表面证明显示其金属矿储备的大小，就像我们未开垦的处女地一样，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到底是什么矿藏，因为所有的金属都被仔细储存了起来。如果真的重开这些老的矿藏，进行现代勘探的话，代价就会非常昂贵，因为我们必须安装泵。而真正用现代勘探方式重开的矿山，最后只有极少量的金属储备，而且都是低质量的金属，在今天很难有商业价值，这些金属都是过去的矿工藏起来的。通常开采金属矿的时候，我们发现的金属有一大部分是没有用的，只有一小部分有用，比例大约为100∶1。用数学方法计算的话，我们必须要打开100条矿内巷道，才能发现一个有商业价值的矿。我们也无法依据废石堆的尺寸来推测矿藏的大小，因为矿藏储备越少，因萃取剩下的废石就会越多，废石堆也就越大。大部分现象显示，中国的基底金属矿床开采几乎已经一无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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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规则是真正通用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不同之处。缅甸北部的大量矿藏一开始是位于中国领域之内的，中国人曾经开采过几百年的时间。这些矿藏非常显眼，从废石堆干旱的开口处就可以认出。开挖者到达出水面或是冶金困难难以克服的时候，这些矿藏就被抛弃了。然而，一般来说，从这些晦涩的不利因素来看，发现大量金属资源的商业性前景仍然难以确定，尽管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俄国和非洲已经发现过很多这样的金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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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第一资源和第一技术就是农业。为了保证其广阔平原甚至是陡峭的山腰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三千年来，几亿人民都在勤勤恳恳地耕种，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现象！一亩地产出的粮食重量可能都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对这些辛苦劳作的人民来说，最好的福祉就是我们实验站送来的改良种子和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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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们可能还有一个更加肤浅的错觉，认为有如此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可以转化成为工业大国，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并且通过向西方世界销售产品形成激烈的竞争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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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成为工业大国，第一个障碍就是缺乏大量矿物质原料，除了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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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困难在于，中国人思维中一些奇怪的想法导致他们无法很好地适应西方管理机构的方法，无论是政治机构，还是工业组织。我们管理体制的基础是将组织按部门分类，对每一个部门进行委任授权，并对每个部门分发足够的薪水和工资。要成功实施这样的管理机构，我们还需要规定基本的纪律、诚信和廉洁、忠诚和尽责尽力的工作表现。中国本地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分包制。即使在政府里，一千多年来，总督都必须每年支付给君主一定数量的资金，并以司法制度维持秩序。总督将责任转包给下一级的地方道台，他们依次转包给更小的地方知府。每一级官员在上缴税收的时候，都会产生大量的税款余额，通常情况下，这些多余的税款就会为私人所敛，也就是侵吞公款。他们本土的生产和分配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组织的。在中国人心中，这样的组织有很多优势，但是在从西方引进的生产和管理过程中，这样的组织方式效率低下，无法适应。在适应铁路运输这方面，他们将工作转包给铁路站代理人，每个月或每年让他们上缴一定数量的资金，以至于售票代理人不得不从车票销售和货物运费中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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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外国人常常把这种组织形式中每一层的边缘利润当作“压榨”或是贿赂。我说过，这样的理解的确包含了一部分的事实。那些可能作为薪水或工资的金钱，那些因为签订合约而可能赔偿的金钱，组成了边缘利润。这其中，有小部分自由企业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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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西方工业中，这样的组织形式不会起到任何效果。我的经验表明，大北方铁路公司在中国的组织方式下，从来没有向中国政府返还过超过外国债券担保的债券利息的钱款。在义和团暴乱的时候，协约国接管了中国铁路，当时铁路已经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损坏。但是在一年外国方式的管理下，铁路公司不仅能够支付重建的费用，而且还购买了更多的新设备，支付了债券利息，最终在国库里存下了大约一百万美金的钱款。第二年，在中国管理下，他们又只支付了债券利息。两者的差别只在于小部分非法抽取的利益，但结果却是天壤之别。根源问题还是管理方法导致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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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派去国外的中国军队都是在分包的基础上接受管理的。将军有责任为士兵们提供食物、衣物和军饷，用美国军官分级的说法来讲，就是将军把这些责任转包给上校，上校转包给上尉，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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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广西方的工业化，中国还有第三个障碍，那就是中国人的头脑要比起源于欧洲的民族缺乏机械力学的思维。我们的发明和机械来源于民族的直觉和素质，我们的人民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和改进能力，他们知道该如何有效地进行工作。中国人在思维上欠缺机械力学的天赋，因而很多时候他们都需要更多的人来运作我们复杂的机器。我在中国的时候，参观了一些纺织厂，常常看到每一个现代的织布机旁边都有人在看守。我们的工人可以同时操作十二台机器。但他们需要七个或八个人来操作一台现代机器——两个人注视着上头的轨道，三个人负责烧锅炉，两个人操作不同的装置，通常还有一个人监督其他七个人，看他们有没有认真工作。在唐山我们安装了一个很大、很复杂的卷扬机，这个卷扬机每天都要从一个很深的井里面拖拉几千吨的煤炭，每拖一次要停顿十次的时间。这台机器配备了信号装置、指示灯、计量表和小配件，以便操作者可以了解设备情况并顺利操作。但是我们常常因为操作者的失误而造成人员伤亡。最后，我们不得不为这台设备配备九个工作人员，负责看不同的仪表和指示器，另有一个来监视他们所有人。当他们吃饱了的时候，中国人天生的幽默感和喜悦感就会显露出来。他们很快编出了一首劳动号子，唱起来大约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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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装煤的笼子）现在已经到了十（号线的水平），她想要到九（或其他任何数字）。她到了九就要歇一歇。她马上就到顶——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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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山的所有岗位上，一共有两万五千个健康的中国男人在工作。从这次经验中，我们大致总结出来，一个美国人能够完成的普通工作任务，需要两个中国人才能完成，一个美国人能操作的机器，需要四个中国人才能操作，在安装操作复杂机械的工作中，十个中国人才能抵一个美国人。如果时间充裕，他们可以模仿一切行为，但是中国从未有过震惊世界的机械发明。但这并不适用于他们的艺术创作或建筑成就——但是哪怕是在艺术方面和建筑方面，他们的发展还是非常缓慢的。但我这些观察所得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在想法上无法比西方人更加先进。这些总结只是表示，西方世界在面对如此广阔的领域和四万万中国人的时候，其思想只能渐渐暗淡，所做出的天文学计算也都无法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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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还有一种普遍的误解，是关于民主与中国的。在中国，从来不曾有，在下一代人也永远不会有，真正让普通民众决定自己命运的代议政府。在90％的文盲面前，在人民群众极低的生活水准之下，这一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有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幻想，认为在中国能够建立某种民主的寡头政治，在中国大部分民众提升到至少有部分文化的水平之前，为中国提供政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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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正如我所说过的，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根本不能算作管理者。民主是西方人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实施需要建立一个我们应用于生产和分配的管理机制。我的担忧在于，在中国任何真正的民主政治都会败在它的管理方面。事实上，中国人并不是好管理者。虽然他们常常是成功的独裁者——但有时候，他们甚至连独裁家都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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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哲学的、感性的思维让他们常常诉诸暴力和武力，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国民党反抗都是很好的例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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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所说的这一切并不是要诋毁这个伟大的民族。只是为西方人提供一个警示，中国并不会被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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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八年后，我当时在华盛顿担任战时食品署署长，我跟夫人受邀参加中国驻外使馆的晚宴邀请。当我牵着部长夫人的手走出宴会厅的时候，顾夫人用完美的英语对我说：“我见过您！我是唐绍仪的女儿。在天津遇袭时，是您抱着我走过那条街道！”顾夫人已经长成魅力四射的年轻女性，不幸的是，她在数年后就去世了。二十八年后，我又在上海得到了她们姐妹的热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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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墨西哥银圆是中国当时流通的主要货币，单位价值约等于50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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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人展开了持久的争论。有趣的是，相关诉讼在我1928年竞选总统时被对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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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绍仪后来连任中国民国总理，并且始终与我私交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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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后来，我们在比利时救援中再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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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相关评论写于1915年至1916年间，在1910年国民党起义和清朝灭亡五年之后。我在其中呈现了一些反映当时时代面貌的图片，并且认为这些时代印记不应该被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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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诺拉·沃恩写的《流亡之屋》（The House of Exile）以剩下的10％为写作对象，而这本书是我见过描绘中国最为迷人、最有启发性的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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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还可以把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补充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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