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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军事占领的过程中,英国人已经宣称拥有距离唐山二十英里外一个较大城市的监护权。斯特朗上尉以及一队印度士兵负责维持城市秩序。这位斯特朗上尉频繁地拜访我们在唐山的工程人员们,对于维持秩序、清扫街道以及教导中国如何管理自治政府等方面颇有心得。最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支中国居民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这些成员都是早前主动要求与其合作的民众。英国撤退以后,我开始从中国人那里听到关于斯特朗上尉言行的奇怪传言。不过,我并不打算偏听偏信,还特意写信给斯特朗上尉,询问当时谁在北京,并且建议他展开调查以维护自己的声名。在我们中国员工的帮助下,他最后完成了这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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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才知道,这个所谓的“顾问团”不断地提醒上尉周围可能出现强盗,上尉会派遣一些惊恐不安的锡克教徒前去攻击这帮强盗;他从来没有真正抓捕到传闻中的强盗。同时,顾问团跟别人说,斯特朗上尉怀疑他们是强盗,因此对方需要支付一大笔钱来买通斯特朗上尉及其手下的印度人。等到证据确凿时,斯特朗上尉以亲身经历来描述了一位试图教导中国人如何管理政府的外国人的无奈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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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频繁前往北京,跟德·伍斯特拜访各国公使——包括:英国、德国、俄国、比利时、法国以及美国的各位公使——解决合同提及的关于中国北方占领军的相关事宜。我们还要跟他们的军事将领保持密切联系——同时还要联络李鸿章掌控下的中国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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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军队占领了北京唯一的宾馆,我跟几位美国人共同租下了距离美国使馆不远的一座寺庙作为临时居住地。在这些美国人中间,有两位自称贾米森先生和“泽西”钱伯伦的纽约《太阳报》记者。一天早晨三点钟的时候,贾米森跟一位英国陆军上校突然造访我的住所,并且把我叫醒。他们不断地说,两人有了重大发现,可能因而获取大笔财富。他们继续描述说,上校命令部分印度士兵驻扎在天坛,发现其中的一栋建筑使用黄金铸造屋顶。根据随军医生兼科学家的预测,这些黄金价值约为两百万美元。上校和他的士兵们悄悄移动到屋顶下方,将所有的黄金偷偷运到城市另一端的空置仓库内。他们希望我参与计划,将黄金转移到市场上。我表达了怀疑的态度,同时坚定表示自己不想参与。贾米森震惊于我的怀疑态度,强烈要求我陪他去查看真相。最终,我同意前往仓库。我们拿着几盏灯笼,艰难步行两英里距离,穿过北京空荡荡的大街小巷,最后来到那座仓库。我发现,仓库地上堆满了砖块形状的金属,面积约有一平方码。用小刀刮弄金属后,我发现这些只是覆盖着薄薄一层金箔的铜块。二十金圆能够延展成为面积二十平方英尺的金箔。此外,这些铜块只有一面贴有金箔。上校显然很不高兴,贾米森建议将这些砖块直接丢弃。然而,上校不愿意轻易放弃希望,他还想做进一步的测试。我告诉他,如果把这些砖块放置在烧热的木炭上,表面的金箔就会剥落下来,这样他就能将金箔收集起来,将其熔化成块状并且称重。上校认为,他们缺少实验的场所,同时质疑自己的操作能力。最后,正当我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时候,贾米森提出将两块砖瓦带回寺庙,在那里尝试我说的方法。于是,我们风尘仆仆地在第二天凌晨赶回寺庙,两名苦力用头顶着两块砖瓦跟我们一同返回。当我们抵达时,钱伯伦正在吃早饭,听说我们的经历后,他立刻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贾米森负责实验操作。根据他的计算,整片屋顶价值约在五千美元左右。他一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此时这种念头变得更加强烈,他甚至试图激发出上校内心的道德感。最后,上校被他说服了。不过,钱伯伦依然坚持要知道更多细节。为此,他给《纽约太阳报》发送了一份娱乐性质的电报,标题叫作“英国人还在掠夺”。结果,他们被送上军事法庭,处置结果至今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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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的铁路系统完全被彻底排外的义和团运动摧毁。军方需要铁路来运输军队以便维持秩序。我们需要铁路来运输开采出来的煤炭。因此,军方委派专门的军事小组负责重建事宜。在他们的要求下,我成为他们的合作者,并且派遣工程人员——既有外国人,又有中国人——前去协助他们的工作。义和团团民和农民们拧松了全部铁轨上的接合板,把道钉狠狠地拔了出来,把铁轨分散在方圆几英里范围内。这些铁轨分散到周围的数千个村落,村民们在几年间不断将其用于铁匠铺的金属供应。他们甚至将枕木用作建筑材料和燃料。在考虑如何修复铁轨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中国人应该很快就会发现这些金属并不是铁,而是无法削成碎片的钢材。我们认为,等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只要我们给出价格,承诺他们不会受到任何责罚,加上违抗可能带来后果的些许威胁,村民们就会很乐意以合适的价格卖出铁轨。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给出了每份三十五美元的买价。几天后,原本荒芜的地方变得人头涌动,大家纷纷将铁轨送还回来,人潮绵延数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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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组中国工程采矿公司的过程中,我们很快就感受到中国式的“压榨”现象。这绝对不是以讹传讹的故事。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官员在名义收入以外另有其他收入是很正常的现象。因此,中国的工薪出纳员经常抱怨工作难做。我们后来发现,公司理论上有两万五千名在职员工,然而里面居然有六千名虚构的员工。于是,我们给每位员工发放数字号码牌,他每次来上班都要将这块号码牌寄放在公司。这件事情引起了出纳员的极大不满。他非常悲伤地来到我们办公室,解释说:自己的工资只有每月五十墨西哥银圆——而他此前用五万墨西哥银圆买通一位长官才能得到这份持续三年时间的工作。他在这个岗位上只有一年时间。更糟糕的是,他当时组织亲朋好友筹集五万美元,因此他们都牵扯到这件事。为了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以及基本人权,我们决定做出一定妥协,至少保住他的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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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金属号码牌系统使我们陷入窘境。由于人道和经济原因,我们支付给工人的工钱不够他们购买食品,而我已经给他们加薪了四成,远高于周围城镇的工资水平。因此,有人注意到了金属牌本身的价值。求职者需要购买金属牌以获取一份工作。金属牌的价值涨到工人一个月工资的水平。我们还发现,我们根本无法根据应聘者的技术水平和性格来作出判断。不过,我们能够阻止技术工人当中发生这种事情,工头会立刻发现出现在其中的任何陌生人。然而,在龙蛇混杂的普通劳动者中间,要预防这种情况是相对困难的。此外,技艺超群的工匠们已经能够做出以假乱真的仿冒品。在向当地地方官抱怨此事时,他建议降低薪酬。不过,我们通过更加有效的身份验证手段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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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压榨现象”不等同于外国人严重的“贪污受贿”。经过几百年来的不断实践,人们心照不宣地设立了一套规则限制。事实上,这就是利润体系的附属品。外国人很难理解其中的道德置换。举例来说,在陷入围攻后,外国政府代表外国居民及其员工,要求获得相应的赔偿。我问过我们的管家柯,他是否丢失了任何东西,我会给他要回来,他制造证据以证明自己丢失了九百美元的物品,而且得到了赔偿方的认可。十八个月前,我以十五墨西哥银圆的月薪雇用了柯,当时我就知道他破产了。当我的夫人开玩笑说自己也想分得部分酬劳时——因为她同样做了家务——柯并没有给出任何回复,甚至没有任何面部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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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的工作之一就是确保其他人都遭到了最低程度的压榨,而他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有一天,我的夫人向他抱怨说,我们的家用开支几乎是邻居的两倍之多,而两家的规模基本相同。柯回答说:“主人拥有弗朗西斯先生两倍多的工资。”不过,我们确实将所有的现金和之前的东西托付给家里的十位仆人(他们每月的工资加起来约等于108墨西哥银圆)。就是这个名叫柯的管家,即便在租界陷于围困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跟我们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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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当时的道德准则。以中国人制定合同为例。他以书面形式来制定合约。这代表着最高规格的真诚。如果违抗合约,他通常都会自刎以谢罪。不过,合同必须明确指出压榨和掺假行为,否则将视为违法。这种极其忠实于契约的精神可能源自当时中国尚未出现完整的商业法。很少出现执行清偿的情况。然而,中国人开展了集中的商业活动。违约的唯一责罚就是遭到流放。数百年来,忠实契约几乎成为迷信。中国也有坏人——各个民族都有坏人。好人和坏人的比例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需要吃多少食物。我有些怀疑,如果美国人的食量跟中国人一样小,他们当中的好人和坏人比例是否也会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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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压榨现象普遍存在的前提下,我们根本无法展开西方的工业化运作。不过,我们逐渐打压了这里的压榨现象。在九十天的时间内,我们通过减少“压榨现象”的方式将不断亏损的这家公司打造成每月赢利十五万墨西哥银圆。起效之后,这些手术式的运作手段变得更加广泛。当然,张燕谋先生只能作为其中的反面教材。他发现,尽管自己作为总经理,但是名义工资只有每月五百墨西哥银圆,因此开始给德·伍特斯制造麻烦:向英国公司发送财产转移的具体细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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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伍特斯最终选择跟张先生和解(至少他认为是和解),承诺向后者及其顾问团分配公司股份,保障他们的“压榨”权力,跟我签署单独的备忘录,正式指派张先生作为当地委员会首脑以及公司在中国的代表,并且给予大幅加薪。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情,完全是因为这份“备忘录”还将引发一系列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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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数月期间都在和平相处,直到1901年秋天的降临。我们的业务正在不断扩张,我们购置了新仪器,完成了秦皇岛不冻港重建计划。尽管仍处在冰冻季节,那里的港口已经开始装载煤炭。我们引进了一位美国新员工,重新改进了技术方法,这一切因素进一步提升了盈利能力。随着新股票的发行,中国最初在公司持有的股份出现了百分之五百的市值增长。我一直雇用唐绍仪先生作为顾问——他是中方最大的股东——他非常支持我的举措,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在担心:这家公司在张燕谋的严密掌控下,能否取得任何成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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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秋天,伦敦方面告知,比利时人已经买得其他欧洲国家以及中国股东在这家公司的多数股份,因此他们即将派遣公司主管埃米尔·弗兰奎以及一名比利时方面的技术人员来取代原本负责矿井的美国员工。等到弗兰奎先生抵达的时候,他向我保证我将继续担任总经理一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布“备忘录”失效,公司将要终止与张先生方面的全部合作。他还宣称,这些人仍在贪污。弗兰奎的抱怨不无道理,张先生已经卖掉了公司位于香港的一处地产,并且宣称这处财产是他本人所有。根据账本,公司早在几年前就拥有这处地产,早在张先生未与公司发生任何关系以前。然而,我跟德·伍特斯都认为,备忘录不仅合法,而且具有道德约束力,它是公司为了杜绝贪污现象而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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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奎先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但是非常武断。最终,我跟德·伍特斯决定辞职,弗兰奎将公司管理层变成比利时人的天下。我当时认为,弗兰奎对我的离职没有任何的不舍;针对是否终止协议,我们俩发生了激烈争执,而我认为单方面终止协议是不道德的行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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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这些事情告诉莫林先生,并且提出返回美国的意愿。几天后,我收到他发来的电报,询问我是否接受莫林公司初级合伙人的职位。当时的我刚满27岁,很高兴自己能够离开中国,进一步地在工程领域大展拳脚。我跟我的夫人、德·伍斯特乘坐轮船途经日本长崎,再借由加州返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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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度过的岁月里,我的夫人开始对精美绝伦的中国古董瓷器产生浓厚兴趣。很快,她就将关注点缩小到明朝(1368—1662)和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0)的青花瓷。她不断扩充自己的收藏,寻找价位适中同时品相良好的青花瓷。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她的收藏品日益增加。在1901年冬天,她当时正在日本,而我的中国仆人无意中找到了一位中国古董商人,对方当时有十二只盘子出售。中国仆人强烈要求我买下这些盘子送给“亲爱的夫人”,每只盘子售价10墨西哥银圆。不过,我对自己的判断力并不是很自信,因此决定买下其中的一只盘子送给身在日本的夫人。她立刻发电报给我,要求无论如何都要买下剩余的十一只盘子。结果,我们再也没能找到那位商人。几年之后,同款盘子在伦敦的拍卖价格攀升至一千美元。在这只盘子的刺激之下,我的鉴赏能力在后来得到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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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大利亚开始,再到中国的所有经历,到再次回到美国,总共度过了三年多的时间,同时还有两次环球旅行(6)。在工程项目的催化作用下,这些事件其实就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不断碰撞的自然产物。无论这个人的经历有多丰富,无论他对这个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有多深刻,他都无法对一个历史上下三千年,拥有四亿人口的庞大民族妄加评论。在印象中,我对中国人民怀有恒久不变的敬佩之情。90%的中国人徘徊在饥饿边缘,几乎每年都有村庄发生饥荒。然而,他们始终对生活保有耐心和宽容。他们具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对于自己的孩子满怀情感。他们勤奋工作,工作时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长。他们确实有超出信仰范畴的迷信思想,但是他们同样拥有幽默感。他们的军人表现出这个民族的勇敢无畏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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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到绝望的是,尽管中国凭借科技发展提升了自身的生产力水平,但是他们的庞大人口必将阻碍生活水准的进一步提升。教育普及可能给更多人提供新的机遇,因此众多人口中间的贫困率应该会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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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10%,他们的智力水平很高。他们有思想,也有道德感。他们的文化是全世界最古老且最悠久完整的文化。在艺术、文学和哲学领域,中华文明都孕育出了丰硕的成果,这10%的人口——其中包括满洲官员们——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民主派,仕途升迁并没有过多的阶级局限性。事实上,数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公务员系统始终采用竞争激烈的考试机制来选拔人才。这10%的人口很容易受到某种“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天生具有投机心理以及纸上谈兵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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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几年前,中国人都谈不上有任何的民族精神。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我们称之为爱国主义的这种强烈情感。他们的语言中并没有这类词汇。在中国眼里,时代变迁极其缓慢。对我们来说,世界的变迁以分钟计算,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变迁以年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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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整体,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从本性上就不适合跟好战民族相互竞争。事实上,来自北方的好战民族在三千年间不断跟中原王朝发生接触。因此,中华民族不断吸收好征服行为的北方部落,并且造成了他们的汉化。灵活应变的民族精神最终吸引了他们的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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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悠久历史不断给外国作家们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灵感。其中有人这样描述中国沿海地区:“在前十天写完你的书,否则你就永远写不成了。”“关于中国的全部书籍都是关于90%的普通人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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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声称“了解中国”的人向美国人宣传中国的贸易和发展机会。他们向欧洲传达的画面存在着两种假象。第一种就是,中国有四万万的民众,在那里一定有大规模贸易扩张的机会。但是这四万万民众中,90%的人们都处在非常低的生活水平中,而且很可能会继续保持非常低的生活水平,他们根本负担不起外国产品的成本。因此,外国贸易只能针对剩下的10%人口。为了更好地说明我的观点,我愿意引用我当时在大北方铁路公司得到的数据: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农业国家之一,只有600英里长的铁路,而这些铁路要为三千万民众服务。除了煤炭,这条轨道线上几乎没有运输过其他的货物。地上的任何东西,中国人都能放进嘴巴里。一个地区没有剩余的物资可供出口,因此他们也无法购买进口物资。中国的交通大部分都是由旅客构成的,只有极小一部分的铁路交通为三千万人服务,那是相当于美国或欧洲的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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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假象就是,中国将会开发出大量的金属资源。粗略来说,中国的中心就是一大片农业的平原,周围环绕着半月形的高大山脉、高原和沙漠。在这片平原上也有一些如小岛般的山区。这些环山和岛山的实质就是两侧有大石炭层夹击的古石,在石炭层上有一些外露的岩石。在这样的地形构造下,工程师和地质学家能够预测,侧翼的岩石内部有煤炭的存在,山体较老的核心中有金属的存在。事实上,这里的各类煤炭资源,可能要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煤炭资源加起来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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