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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美国、加拿大、比利时、德国、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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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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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织一个新的团队，我邀请了很多年轻的工程师加入，并向他们保证他们至少可以得到保底的年度金额。我并没有创立正式的公司，在法律意义上也没有真正的合伙人。我在纽约、旧金山、伦敦设立办公室，随后还在彼得格勒和巴黎设立了办公室。我们的工作理念是，在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工程项目，因为我们的无能或是方法的老套而降低了利润甚至是无利可图。如果我们可以接管这些工程项目，重新将它们的运营提上日程，重新让它们有效地工作起来，那么我们就能得到增加的利润的一定百分比数额。换句话说，我们就像是工程医生，治疗那些生病的企业。当我们对一项工作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保证了有力的管理之后，年轻人们就可以接手管理细节问题。约翰·阿格纽先生最后成为了我们的办公室主任。吉尔曼·布朗先生、迪恩·米切尔先生、路易斯·谢弗里永先生、埃莫·库恩先生、T．J．约翰斯先生、我哥哥西奥多和其他一些人负责不同办公室的日常事务管理，他们也负责大部分的技术工作。我们的办公室就像是个欢快的商店。因为我们只有创造生产企业的乐趣，只有为男人女人提供工作的乐趣，只有与自然的虚妄抗争的乐趣，以及修正人类的错误观点和无能表象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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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8年到1914年这六年期间，我的职业生涯可以用几个样本来标记，尤其是这些特殊活动的人文和浪漫层面。我们对现存公司的疾病和新建公司的前景进行了调查，但是很多调查都没有实质性的结果。例如，1910年一群日本银行家找到我，邀请我加入他们在朝鲜的铜矿和金矿开采工作，他们觉得那将会是大规模、高产出的矿藏。我搭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列车来回了一趟，收到的唯一的利益就是看到了鸭绿江壮丽的景色和很多装饰性的朝鲜宝箱，我把它们送回了家。我们坐着一艘老式帆船沿着鸭绿江前进。一次夜间停船的时候，一位会说英语的日本上校前来拜访我。他是一个团的团长，正率兵攻打满洲河北边的中国土匪。他们偶然间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通往朝鲜的河流上方。他说，几天之前，土匪的头领扬起休战旗请求与他会面，之后痛苦地抱怨日本人正在不断骚扰他，又补充说，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军火弹药。后来他干脆下了最后通牒，除非日本可以给他钱和武器，否则他还是会继续做土匪。日本军官被他说得糊里糊涂的，就去询问了中国当地的习俗。结果发现，这个地区的中国道台（本地主管）多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他们的目的在于侵吞更多的钱款——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压榨”——目标当然是地方的财库。如果那些土匪不再“工作”，那么道台也就少了很多的经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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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缅甸金属矿的主管，也是矿藏初期负责保护和提升价值的工程师，同时也是比威客莫林公司的合伙人。在离开那个公司之后，1914年，我成为该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也是董事会的董事长。我们有了自己的铁路，在曼德勒建立了临时的熔炼厂并将之投入运营。我们成功地将旧的炉渣变废为宝，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办法进到旧的矿藏中去。我们要和陷落岩石做斗争，要和热带气候条件做斗争，要面对没有受过训练的劳动力，也要面对大量因为开采旧矿而涌出的水。我们试过金刚石钻井，但是因为地表太过松软、破碎，我们无法成功找到可靠的核心点。1910年，我们开凿了一条隧道——“中国人隧道”，这条隧道撞击了在可能的矿藏之上的旧矿道。无论如何，我们从隧道里搭建了矿井，让我们能够一窥丰富的矿石资源。后来我们就被水湮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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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开始建造一条很深的隧道——“老虎”隧道——大约两英里长，通过它我们开挖了旧矿道以下700英尺深的矿藏。因为有很多沉重的滑石，隧道的工作令人非常沮丧而且造价昂贵，还需要超过三年的时间来完成它。最后我们不得不用拱形的砖石结构来支持隧道的长度。但是我们还是得益于这个隧道，发现了有史以来最大、最丰富的铅锌银联合矿体。我们后来从老虎隧道又完成了侧面的矿道工作，超过500万吨矿石都是超出平均水平的高质量矿石。我们建造了大量的制造厂以浓缩矿物，也建造了水力发电厂以提供电能。我们开了煤矿，建造了房屋、城镇、医院、学校和游乐场。1916年战争时期，我们的矿生产了大量的产品，从那以后生产量也大大提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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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程直接和间接为超过10万名中国人、掸邦人和印度人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工作，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过着有生以来最好的生活，机械文明的一些部分正在慢慢投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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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巴瓦王子也变得非常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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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我收到了美国人发来的建议书，他们对这些矿藏也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们并不愿意卖掉它。还有，当时我正专注于比利时救济会的工作，我根本无暇顾及这个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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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工作的另一个例子是，我和戈维特先生一起作为总经理加入了两个矿业投资公司，我们为公司购买了未来有前途的矿业利益。他和我也出任了布罗肯希尔山锌矿公司集团的总经理，这件事我已经提到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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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维特先生和我的努力下，莱克·维尤公司得到了西澳大利亚州卡尔古利一定数量的低质矿，从而降低了大量输出造成的开销，使其拥有了一个绵长而又繁荣的生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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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的六年时间里，我又遇到了一些到俄国进行工程检查的机会。对于一个工程师来说，我注定又要进行无数次旷日持久的旅行了。最有趣的事就是克什特姆，那是叶卡捷琳堡附近乌拉尔山脉地区的地产。这块地大约有150万英亩，包括农业用地、大森林、重要的铜矿床、一个制铁工厂、制钢工厂和化学工业，人口大约为10万名农民和工人。这里的财产属于罗曼诺夫家族一个遥远的分支，当时是由梅勒·扎克梅尔斯基男爵领导的。这个家庭积累了几代人的收入，生活的状况非常奢华。但是因为浪费和奢侈，前一代人陷入了巨额的债务，莱斯利·厄克特先生，一位能干的苏格兰商人，接手了他们的地产，重新提供资金，并对铜矿、制铁厂和森林工业进行现代化改造。厄克特先生出生在俄国，好多年来他一直在巴库参与石油贸易。在他对克什特姆进行现代化改造之前，这里的地产一直依靠英国工程师打理，他们运用了一种错误的冶金理念。他们建立的工厂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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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英国冶金师的想法不对。他们将自己的想法基于用高炉提炼更富有的矿石，但这种处理方式要求提供大量的焦炭和助熔剂，必须用很高的花费从很远的地方买来，每处理一吨矿石，就要亏很多钱。这个矿适用于通常的选择——大规模的“硫化铁矿”熔炼。这个加工方法的技术目的就在于利用矿石中高硫含量的热值，用一小部分的木炭燃烧这些矿石就可以了，而木炭在本地就能得到。这些矿石都是低质量矿石，所以大规模的生产计划必须以低成本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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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克特先生尚未能够完成公司内部资源的转变，1910年，他的代理人向我的伦敦办公室求助，不仅在财务上求助，也在工程问题上求助。我派出了我们的工程师调查研究他们的产业。在前几次俄国之行中，从亲身勘察过的美国工程师那里，我也知道了一些关于他们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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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公司的财务安排了重组计划，后来我亲自拜访了他们的产业。吉尔曼·布朗先生给出了技术上的指导，我们召来了布特、蒙大纳的经验员工，在那里他们处理过类似的矿藏。我们建造了新的熔炉，当火光重新燃起的时候，公司又开始赚钱了。每个人都从中受益——俄国业主、农民、工人、债权人、股东，尤其是工程师们。这份产业最终的年生产量超过了2500万磅，还生产了大量其他的畅销产品，每年的净收入大约为2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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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生意因为其复杂的人际关系而更加有趣。这里就是俄国的一个缩影。有的细节非常有趣，因为这就像是俄国悲剧的一个案例。俄国社会的顶层是贵族家庭，而底层有10万农民和工人，中间没有太多人，只有教士和监督人。在历史中，这些家庭有的时候履行了他们的封建义务，有的时候他们并不在乎这些义务。有几代人耗尽了蒙特卡洛和巴黎的产业积累。其他的人试图保持和改善农民和工人群众的生活。梅勒·扎克梅尔斯基男爵并没有封建主义的思想。我和他的每一次接触都让我感受到，他是一位致力于保护人民利益的政治家。有一次在欧洲大陆证券交易所，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但上涨后的价格在我看来非常不公平。经过询问之后，我发现是男爵先生在购买股票。他当然原本就持有了大量股票。我向他提出，他购买了太多股票。他回答我说：“我必须用我所有的股息购买这些股票，因为我必须为俄国存下足够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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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地产中的农田产量极低，农作物难以存活，农民被每次侵袭而来的饥荒压迫打倒。但是在男爵先生的指示下，多年以来，森林产业一直是俄国的模范行业，为农民们提供了额外的生活补助。150年以来，在这片地产上，一个制铁工业繁荣发展——以某种村舍工业的形式。它的主要产品就是俄国铁皮。这些铁皮是经过“秘密加工”后制成的，这种加工方法是从父辈传到子辈，代代相承的。这一方法让这些铁皮能够抵抗氧化和生锈，一度曾让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无比畅销。它们用自己的产品制造了大量老式的美国火炉烟囱，我们的化学师非常容易就看穿了他们秘密的加工方式。这一方法是通过交替加热铁皮，当它们过热的时候就用一根湿的松树枝刷洗。其效果就是制造一层铁的涂层，这层铁是可以抗氧化、抗锈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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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甚至更加普遍的村舍工业就是铸造大量铁的装饰品，其销售遍布整个亚洲，甚至在美国这样的装饰品也比比皆是——在那些活蹦乱跳的牛、马或者士兵身上都能看到，一度都超过了家庭自动添煤炉的装饰。在这些产业中并没有什么公司利润。他们很难维持自己的市场，很难与更加现代的产品，尤其是镀锌铁相竞争。铁制装饰品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人们用饰板进行装饰，而这些饰板来源于特殊铁矿石中较高的硫含量。俄国艺术家尝试进行了更好更畅销的设计，并且为农民建立了一个规模可观的买卖，主要让他们销售一些用于穆斯林洗礼的装饰性小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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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真正生意是铜矿的大规模开采和熔炼，以及一系列的卫星化学工业。硫化铁矿的熔炼需要3％到4％的木炭量。用现代方法制作木炭产生了大量的发生炉煤气，而发生炉煤气可以用作能量，以及一系列副产品——乙酸、甲醇、松节油等等。公司用矿内发出的硫酸气体制作了硫酸。通过精炼，铜被用于金和银的再生产。而被隔离的地区需要公司建造自己的铁路连接和大量的机械工厂，在那里可以制出他们自己的钢铁以及大部分的设备，除了更加复杂的机器，例如火车头、发电机和汽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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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的熔炼厂被建立在旧工厂的几英里处，而且周围建起了一个新的小镇，里面有温暖的木房子，有学校、教堂、电影院和医院。他们在这些设施里面尽可能多地配备了现代的设备，以满足人们固定习惯的需要。他们建立了一个技术学校，训练工人们的机械操作，以便提高技能，升为工长。他们在每个可能的工作点都用俄国的技术人员，将美国人限于后车间的指挥工作。他们支付的薪资高于乡村水平25％，但这并不是慈善活动，只是为了吸引更多能干的工人。他们把土地卖给农民——以很低的条件卖出，而且这是农民的毕生所求。我们这个进步而又快乐的社区让每个人都感到非常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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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俄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与俄国人以及俄国官员保持如此亲密的联系，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其可怕的社会和政府背景。有一天，在列车站的月台上，我看到一长队民众被残忍地用铁链拴起来，还被强行塞进了一个货车厢，这辆火车是开往西伯利亚的。他们中有人满脸绝望，有人意志消沉，有人带着蔑视和反抗。整个画面实在令人发指，我常常在噩梦中回想起这一幕。这样生动的画面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我们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这个国家总有一天会爆炸。男爵先生认为俄国能够在指引下走进民主主义的康庄大道，但是几百年来的贫困和压迫不会让人们以法律或和平转变的形式爆发他们的情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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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需要回顾几年前的一个故事。克什特姆的成功带来了重要的反响。俄国的工业从此常常被德国和英国的经营者操控。俄国人常常对他们非常怀疑，害怕他们的行动中有一些政治意蕴。他们厌恶英国和德国官员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但他们对美国人没有这样的情绪。俄国的工程师大部分都是能干的技术人员，但是他们在管理方面缺乏训练。俄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一种天生的友情，凭借这种默契，他们可以共同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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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政府中更加进步的力量以赞赏和欣慰关注着我们与俄国人民的关系。这一点不仅仅适用于克什特姆群体，也适用于俄国的其他企业，我和其他的美国人与这些企业皆有联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这些团体和俄国官员长期必要的联系中，从未有过一分一毫的贪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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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另一个巨大的矿区事件。1912年，梅勒·扎克梅尔斯基男爵和厄克特先生通知我说，我们的团队被要求承担一些内阁矿藏的开采工作。这些都是沙皇的私人财产，其中也包括了很大一部分西伯利亚的矿物资源。政府用最直接的言语说，他们想要我们按照克什特姆的例子打造其他的团体。我们没有人知道这些矿藏在哪里，也不知道它们会有什么样的价值。我对西伯利亚的矿藏有一点模糊不清的记忆，那里似乎是政治犯工作的地方。我知道一股革命的浪潮停止了那里的开采工作。突然我脑海中闪出了一个念头，我查看了乔治·凯南先生的书《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Siberia and the Exile System），这本书在1891年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揭露了采矿区政治犯受到的非人对待。事实上，正是这本书引领了改革的浪潮。再次阅读这本书之后，我们意识到，这些罪犯工作的矿区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建立了一个小团体，进行初步的勘探，然后派遣埃莫·库恩勘察其他的罪犯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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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结果显示，最有希望的就是西伯利亚南部边境处的阿尔泰山脉，在鄂木斯克上方额尔齐斯河上游750英里处，穿过群山55英里的地方。库恩的报告表明，那里加工了大量的氧化铅锌银矿，但奇怪的是，这些矿也含有铜和金。采矿运作被限于表面的氧化区域，而且在遇到深入的硫化物冶金问题时，采矿运作宣告失败。矿区巷道很难接近，他要求我们用金刚石钻头，我们随即给他运去了金刚石钻头。在适当的时候他报告说第一个钻孔达到了1000英尺的深度，要不就是撞击了150英尺宽的矿床，要不就是跟随一条细脉到了这一深度。分析数据显示，里面大部分是固体铜、铅和硫化锌，也有大量的金和银。这类矿床迄今为止只存在于博物馆的样本里。长久的采矿经验让我们持怀疑态度，随后谨慎地排除了一条丰富细脉的可能性，随后我们继续进行更加理智的工作。但是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库恩先生报告说，第二个同样深度的钻孔穿过了同一个矿床。听到这一消息，我们惊得坐起，随后开始进行精密的计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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