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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应该纠结于更进一步的细节。充分资料显示,那里发现了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丰富的单体矿床。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这个公司产出了几年的产量。我们的财务朋友为我们提供了营运资本。公司随后安装了许多竖井,在矿区建造工厂,搭建通往河流和蒸汽机船的铁路,还在去往鄂木斯克半路上一个靠近河流的地点建造了熔炼厂和精炼厂——铅、铜、锌、金、银,所有这些金属都要进行加工。距离这个地点的75英里,他们在一个便利的地点建立了一个精炼焦煤的工厂。那些工厂因为战争爆发而推迟了运作,直到1917年才终于开始工作,也就是革命的几个月前。然后,就在可怕的威胁下,在这些不断向北进行残忍屠杀的嘴脸面前,美国人逃离了这里,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这一百个美国人和很多俄国工程师及其家人——男人、女人、孩子——逃到了内蒙古。在马匹和骡子的帮助下,他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行进了4000英里的距离,终于到达中国——平安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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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先生目击了工程师被虐待的辛酸画面,也正是这些画面的刺激,他大幅度地系统改善了矿区的情况,将矿山变成了体面得体的工业,在健全的社区中体面地对待矿区的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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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团队仍然承担了另一个内阁财产的钻井工作,其中凯南先生尤其生动地描述了涅尔琴斯克(俄国西伯利亚南部城市)的铅银矿开采。涅尔琴斯克的矿山带来了大量的工业和高额的回报。除了这个特定的组织之外,我在俄国还参与了很多其他的工程活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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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工程治疗案例就是林登·贝茨的案例。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一位土木工程师和承包人,他在伦敦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在一幢楼里。他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好朋友。有几次我曾经代表他出任相关董事会的成员。他承包了很多建筑合同,这些合同让他能够从石油生产或是石油公司股份中获得未来的利润,最终他在石油生意里面越陷越深。在其中的一些企业,他从戈维特先生和我其他一些朋友那里得到过财政支持。到1912年为止,他因为开支过大而周转不灵,情况让人担忧。在他的恳求下,我查看了他的事务。和大部分不屈不挠的乐观主义者一样,他也陷入了纠结的情况,他从一开始就忘记了自己债务问题的始末。这项工作,虽然一开始看上去简单,但却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私人问题,而且还很难解决。贝茨先生去了纽约,在那里清理整顿自己的美国事务,把整个伦敦的烂摊子留给了我。然而,在戈维特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得到了解决秘鲁合约的资金——在秘鲁,贝茨先生获得一份颇具前景的石油财产的利益,并将这份利益卖给一个大型石油公司。我们对他在特立尼达拉岛的一份合同也进行了同样的操作。他签订了一份合约,要在俄国南部建造一条管道线,而且已经完成了一部分。这个问题牵扯到太多方面,因为这些管道服务的油田已经被消耗殆尽了。然而,我们还是为俄国石油公司安排了一条管道,以承担合约中关于救助管道的剩余债务。最后,我们为他恢复了一定数量的金额,他也感到非常舒心。就在那个时候,他选择了退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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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工程疾病是在克朗代克地区出现的。1911年,A.C.贝蒂先生将我介绍给他的朋友A.N.C.里德格尔德先生。里德格尔德先生最初是从英国中部地区来的,他是一位自封的工程师,当然也是一位天生的促进者。他和J.B.波义耳先生有断断续续的合作关系。他们购买了克朗代克地区40英里小溪底部的大部分碎石,或是获得了它们的期权,在著名的淘金热之前,这些碎石中最昂贵的部分就已经被提炼出来了。有人提出用现代的提取方法再次加工这些碎石。因而里德格尔德先生就以此为目的建立了好几个公司,还从几个来源取得了高数额的钱款,大部分钱都被他浪费掉了。然而,有一个公司是由能干的波义耳先生管理并且共同拥有的,他选择了一种可供提取的方法,并且取得了成效。因此他挣得了一些利润。里德格尔德先生多数的公司都处于破产或是负债状态。他们解决了融化冻结碎石的问题,而且成本不高,但是要实现长寿命的工业开采,很大的希望在于将所有的碎石整合在一起然后共同清理。我向戈维特先生转述了这个问题,他在我们的投资公司中找到了一些初步的现金,用以检验和尝试解开里德格尔德先生的促销捆绑。我与一位经验丰富的挖泥工程师——旧金山的牛顿·克利夫兰先生签订了合约,目的是对这些财产进行进一步的勘察。他非常赞同我的想法。我们也与里德格尔德先生签订了合约,但那只是麻烦的开端。合约对他来说没有约束力。更重要的是,他随时随地都处于一种和别人斗争的状态。这个生意一直拖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就被束之高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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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义耳先生是一位独特可爱的爱尔兰绅士,他险些就让我陷入麻烦。当他不参加克朗代克地区的活动的时候——事实上,是每个冬天——他都忙着策划爱尔兰的国家阴谋。有一天,当爱尔兰事务爆发至紧要关头的时候,波义耳先生来到了我的伦敦办公室,当时我正在美国。他说他为一位朋友预订了一些机械:办公室是否愿意接受这些货品,并且将之运输到一个爱尔兰的地址?我们的人员同意这么做。我在下一次回到伦敦的时候,这件事变成了一次粗鲁的冲突。苏格兰场的警察出现,他们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机关枪的来龙去脉,他们说,我们借口为中美洲购买了这些机枪,然而这些枪却会运往爱尔兰。在世界大战期间,波义耳先生成为加拿大军队的一位上校,他在军队表现很好,用他自己的钱为他的机关枪队提供武装设备。这些机枪就是他的爱尔兰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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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关于生意和工程医疗的事情是石油问题方面的。1911年,一场发生在英国股票市场的油浮选企业宣告破产,他们还持有加利福尼亚的股票。有一些深表遗憾的股东到我们办公室来寻求帮助。我当时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勘察这份财产,随后我发现其中一部分与通用石油公司在科林加和其他地方的财产相连接。我询问公司是否对此事感兴趣。最终这些财产作为公司的抵押物被通用石油公司购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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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它让我认识了通用石油公司的主席约翰·巴恩逊上尉。约翰上尉有美国生活高尚的灵魂。诚实、勇敢、直率、慷慨、忠诚,还有很强的幽默感,凭借这一切,他从普通水手升到了上尉的位置。在美西战争中他获得了指挥海军供给船的机会。他凭借自己的力量进入了船舶行业,从那里又进入了石油燃料行业,最终进入了石油生产行业,并且建立了通用石油公司,还将它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行业。后来不久,我向他介绍了一些英国和纽约的投资公司,为他提供更多的资金,以便建立从科林加到圣佩德罗(美国港口)的石油管道。因为提供这些服务,我收到了非常可观的报酬,并且成为约翰上尉的一位顾问。1913年上尉为了寻找更多的资金,和一个苏格兰的船舶组织扯上了麻烦,还有一位亚瑟·格伦费尔先生,也和上尉发生了纠葛,这一切对他来说已经超出了他能承受的极限。他到伦敦之后,我成了他主要的顾问。我们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保证不让他被拖垮。上尉的敌人们都有某种苏格兰的特征,后来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这位绅士提出了很多关于生意重要性的问题,而且据说,自由党的一位人员曾经告诉他,国王希望授予他贵族的地位。但也提及党派的资金很低,他们的需求却很大。他们讨论了订金的数量,自由党的人员建议10万美元。在确定这一数额并不是不可能实现之后,他又转移到授予何种头衔的问题。他们都认可“布兰克勋爵”的荣誉。然后他又重新提及了迫切的资金需求。从那之后,未来的“布兰克勋爵”在支票上写下了一个较少的金额,并签下了“布兰克勋爵”的字样。然而,甚至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对手面前,约翰上尉还是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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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春天我们纽约办公室接到的各类专业问题中,有一个是威尔士一家大型煤炭企业的管理问题。我亲自前往调查了这一问题。那是一个非常赚钱的生意,对我们的组织来说也意味着非常可观的职业收入。所有者的想法是引进更多的现代美国技术。但是那里工厂工人的生活环境简直令人恶心。工人实际的工资只有美国工资水平的三分之一。在美国从来不会存在这样彻彻底底令人绝望的贫困情况。在煤炭的竞争价格下,上涨工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在美国人的机械生产和方法指导下,每个人的输出量很容易就能翻倍,设施可能翻两倍。我会见了当地的工会主席,询问是否允许在他们的规定下进行美国式的创新。很明显,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要降低雇用的人数。当工厂开始上轨道之后,我们才可能在竞争性市场上占有更大的席位,并且为他们所有人提供工作。领导人们认为这会让很多其他矿的工人失业。我们的意见是,作为英国的经济命脉,煤炭的出口市场扩张才是最理想的结果,但如果继续这样的运作方式将会毫无帮助。这种相同的旧思想导致暴乱者将愤怒发泄在惠特尼的轧棉机上。当然,如果整个煤炭工业能够得到新的设备配备,并且降低价格,出口和销售的总量就会上升。节省下来的钱就用来支付人工薪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得到利益。然而,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单枪匹马、不自量力地取得胜利,要改革英国经济,我们就要拒绝触碰旧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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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提起这段时间我作为工程医师的另一种体验。1913年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我到加利福尼亚银行兑现一张支票。银行主席弗兰克·安德森先生把我拉进了办公室,问我是否知道旧金山的斯洛斯家族和利连索尔家族。我回答:“知道一点。”我知道他们拥有大部分通用石油公司的股票。我是从纳托玛斯掘金公司的消息中知道的,他们曾经从我认识的英国公司获得过资金。我也和他们有一些私人的联系。很多年前,当我还在从事办公室工作的时候,现在已经过世的皮·M.利连索尔先生当时是盎格鲁加利福尼亚银行的主席。他对我非常友好,甚至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借过我一笔贷款。我同样和斯洛斯先生有比较亲密的关系,我们常常讨论一些关于斯坦福大学董事会的问题。我对他有着高度的尊敬。安德森先生告诉我,这些家族就在街对面开会,他们要决定是否申请破产,因为他们事业太过分散,范围太广,以至于现在周转不灵,破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说他们需要一个冷静的朋友。他打电话给他们,然后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发现他们十分沮丧、郁郁寡欢。他们欢迎我作为友好的顾问参与会议,并且开始阐释一个非常严峻、绝望的局面。他们给大约400个加利福尼亚银行发布了很多私人授让的票据,发行债券的本金和利息即将到期,但是金额不足够——大体来说,大约还有6000万美元的各类有价证券问题,还有大约十个他们非常感兴趣的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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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困难基本上是因为这位乐观主义王子让·德·萨巴拉先生引起的。他认为他可以将整个世界转变成为天文股票和债券,同时让世界变成一个更加有利可图、更美好的生活区域。如果斯洛斯家族破产的话,整个国家都会遭受沉重的打击,而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建设性的一个家族也会从此给他的职业生涯画上句点。而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支付在伦敦发行的债券的本金和利息,也就是在四天或者五天之内必须还清的款项。我建议我们奋起战斗一次,我的伦敦办公室也许能够推迟支付这些特殊款项的时间。这一点我们的确实现了,也让我们有时间缓冲。但是在接下来的六十天中,有九到十天的时间我们依然在会议桌上度过。涉及的十个问题都有自身的重要性,但是当然也有很多纸质文件、极少的现金和极其突然的债务。我花了很多时间,不仅试图延缓债权人的诉求,找到解决一些问题的整体方法,也想保持这方面管理的秩序以便停止目前的运营亏损。除了我提到的这些方面的考虑,还有北方电气化铁路、荷兰农场和西萨克拉门托的农场问题。曾经我就是凭借他们才当选总统的。因此在短暂的时空里,我成为了铁路公司主席。我自己有一条专车线和一个专人车厢——这意味着一辆没有付费乘客的街车。T.T.C.格雷戈里先生,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是他们律师团的一位律师,后来证明,他就是这个团队中间最大的力量支柱和无忧无虑、快乐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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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发现了一个解决整个难题的关键。斯洛斯家族的创始人老路易斯·斯洛斯先生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他把自己的财产平均分配给了他的妻子和几个儿女。儿子们一直仔细守护着母亲的部分,现在那部分的金边证券已经达到了大约200万美元的价值。他们出于孝心,既不愿意告知母亲他们的困难,也不愿意请求母亲的帮助。而我记得,他们的母亲当时已经是九十多岁的高龄,身体也不是非常好。我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和另一位朋友拜访了这位年迈的女士,在她面前阐述了目前的问题,并强烈建议,这是一个拯救儿子们的机会,而且我相信,对她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我们的建议就是用她资产的一部分来帮助她的儿子,我们将以证券公司的普通股票来替代这部分的资金——当然,这部分资金是她减去用以舒适生活的必要花费剩余的钱。我们还会补上一些其他相关人的其他松散资产。我们将会利用这个企业向任何愿意降低和推迟利息并且将付款延长到几年的债权人提供保证。那位年迈的女士用敏捷的理解力倾听我们的陈述,她最后接受了我们的安排。她只有一个保留问题,那就是她结束人生的时候,她的宠物慈善机构能保持10万美元的善款,还是5万美元的善款。我记得我们最终给出的是2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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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非常成功,债权人没有损失,斯洛斯家族渡过了难关,从那以后又重拾繁荣兴旺。让·德·萨巴拉先生在其他领域寻求更高的晋升。我拒绝接受任何的报酬。这是一次人道主义的交易,而非一次商业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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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3月2日晚,这个机构在法律上完整了,债权人也全都安静了。太太和我启程回欧洲,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摆脱困难,并顺带查看我欧洲办公室的工作。孩子们一直跟着我们,现在一个七岁,一个十岁。我们预计在八月份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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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伦敦的时候,找到了另一份,或者说我人生最后一份工业修复工作。当时,伦敦出现了一颗采矿界和石油界的新兴之星。他就是亚瑟·格伦费尔少校。我曾在一段时间之前与巴尼逊上尉一起见过他。他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家庭,在禁卫军里做过军官。在其他企业,他控制了坎普·伯德公司,运营在科罗拉多和哥伦比亚的矿井;控制了圣热特鲁迪斯公司,运营在墨西哥的矿井,还有德兰士瓦(南非省名)的玛瑟纳铜矿公司,也在他的控制之下。还有——我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他在巴尼逊上尉的通用石油公司持有股份。他的纸牌屋开始陷落,刑事法庭盯上了他。这些公司的财务库都被挪用,以支持格伦费尔少校的其他投机事业。公司董事和大量的股东要求我审查并且重新组织相关的矿业工作。我并不想要承担更多的英国责任,有的时候我会拒绝他们的请求。然而,我渐渐觉得,我似乎可以从这些失利的股东那里得到点什么——比如为我的同事提供进一步的就业,也能保证很多人不失业。因此,就在战争前夕,我成为主管这些问题的主席,将戈维特先生和汉密尔顿先生安排进董事会,让我在纽约和伦敦的下属进行技术控制,并且正式开始重组工作。但是当战争赋予我新的职责的时候,我非常乐于将这些公司转交给新的董事会以及我的下属。格伦费尔少校参军去了,他在军队中的表现非常出色,法庭便撤销了所有的指控。在重新组合下,这些公司又重新辉煌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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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来临的时候,我结束了我的职业生涯,但我们曾经打造过一份伟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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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程实践遍布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中国、俄国、缅甸、槟榔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我们实践的多样性和不同的国家方案设计给了我们无数的兴趣,总共也为我们带来了高额的费用。我们丰富多样的关注点和对这些国家人民无止境的好奇心就是驱使我们的动力。后来,在我结束职业生涯的时候,美国淘金热潮中的外国工程师也结束了他们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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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它开始工作以来的三十年,这个矿为世界提供了超过150万吨铅、1.35亿盎司的银和大量锌——总价值超过3.5亿美元。而且它依然还有好多年的可能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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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42年,这些矿被日本人控制,而供应给美国的大量铅资源被中断。后来缅甸的新政府控制了这些矿,现在这些矿都已经被关闭了,也许多年之后,他们会需要大量的资金来重新开始生产,为大约10万贫穷人口提供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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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个公司和它吸入的矿藏在第一个三十年就生产了超过150万吨金属铅、140万吨金属锌和4000万盎司的银,价值超过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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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从我们当时最初的重组活动之后三十年,它生产了价值超过8000万美元的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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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个企业就是后来俄国的一个缩影。他们一直生意兴隆,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1915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已经辞去了总经理的职位,好让我全心全意地投入比利时救济会的工作。1916年,布尔什维克开始在工厂车间发动暴乱。最终,1917年俄国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共产主义者集结了大量的工人组织,财产归工人所有;(1)废除管理制度——工厂工作应由工人委员会管理;(2)增加100%的工资。 一个俄国委员会拜访了美国人员,友好地提供了一辆有卧车厢和火车头的列车,上面装载着各种鲜花、食物和煤炭,想将他们带走。他们建议前往海参崴——3000英里远。面对这些愤怒、残忍的人,我们的人员自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委员会对美国人一贯以来友好的态度表示赞赏。我们60个美国人员,以及他们的妻子、孩子,都顺利地抵达了海参崴。 然后那里就开始了极度无知愚蠢的可怕悲剧。俄国的技术和管理人员都被粗暴地驱赶出去。很多人都遭受了残忍的对待,有的人则直接被当作“资本家”杀害了。 当权者这种破坏行为显示了他们内在的无知和愚蠢。要了解这样从智慧到愚蠢的转变整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就必须先了解,化学和冶金的工作以及机械设备都是要由受过高级训练的技术人员每分每秒地操作的。大部分的操作都要根据矿容量、助燃剂、燃料、热度、化学和气体反应等进行微妙的调整,仓库里面充满了模板和模型——机械都是根据这些被设计和建造的——从这些东西中可以瞥见庞大的机械设备的样子。每一件物品都在卡片目录上有记录,而卡片目录就在技术员的手中。每个工人想要定期拿到自己的薪资支票,就必须保证商品得到销售,钱进账,然后继续复杂的会计工作,工人就能分到钱。几百年来一个民族受到的苛待让他们负担太重,以至于一瞬间就会被盲目的愚蠢所驱动,卸下他们伪装的智慧。 最开始,在一个大熔炉中,金属混合物的相互反应失去了平衡,然后这个熔炉就“冻结”了。这样的灾难我们也遇到过一次。那时候的工人观察到我们的补救方法,那就是爆破大部分冻结的熔炉,然后重新建造它。他们可以这么做。当权者在破坏方面受过很好的训练。但是当他们寻找模板和模型,想要参考制造新的铁制机械的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资料。化学的循环同样也失败了。一周之内,所有的机械都被停工,而那10万人依然非常穷困。但这一切,他们的无知才是罪魁祸首。 好多年后,应该是1923年,当我正在管理俄国饥荒救济工作的时候——这是一场由无知引起的饥荒——所有这些细节又涌上心头。我派出了四位救济人员,因为他们会说俄语也了解俄国,他们过去都是工程师。他们其中一人在乌拉尔管理饥荒救济工作。在克什特姆他发现数千人都是死于贫穷和饥饿。那些人认出他之后,将他团团围住,一直问美国人是否会回来重新运营那些工程。他们甚至还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希望他们可以转交给我,上面说他们将会“友好并且服从”,如果我们愿意再给他们工作,他们只要工作。但是,谁知道受难中出现的人性能战胜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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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据我所知,现如今,它们之中没有一个还能继续为这些豺狼提供支持。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可能会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多的工程费用。在后来一些年,美国共产主义者指控我试图从苏维埃政府的这些财产中得到一些回报,以此来交换我为他们安排的救济工作。同样的,莫斯科媒体也阐明了我反共产主义的情感,基于我是一个贪婪的资本主义家,而他们将我放在了一个适当的位置。 事实证明,这都不是真实的。当我接手比利时救济会的工作时,我失去了与所有工程师的联系。我对额尔齐斯河和其他财产的兴趣随着我的辞职已经被债券持有者禁止了。即使他们最后被遣送回国,他们还是会求助于英国和法国的债券持有者,而不是让我或者其他任何美国人获得利益。还有,在革命爆发之前,我已经把我个人在所有俄国企业的股票悉数卖出,而且我在这些企业中所占的份额非常小。当媒体公布这份报告的时候,我正式通知苏维埃政府,我对俄国的任何企业都没有任何兴趣。 也许这里甚至有些讽刺的幽默。我认为,俄国人如果不革命的话,根本不可能度过这场战争。但是这样的观点已经超出我故事要说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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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他随后帮助我管理在纽约的比利时救济会,从那里又衍伸出来更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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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战争结束之后,在阿格纽先生和戈尔德斯洛普·海先生的指示下,那些混乱的头衔,滑稽的财政问题,法律诉讼和开采方法都得到了解决,尽管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在里德格尔德先生和波义耳先生去世之后圆满结束。到1935年为止,它依然是最好的矿产公司之一,它生产了价值超过2500万美元的黄金,而且大约还有五十年的寿命。然而,这几年来,固定的黄金价格和不断上涨的工资水平可能会让整个企业陷入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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