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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救济与重建委员会——191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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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和平事业中的作为——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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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对历史的贡献就在于，它记录了一个人在他所生活和工作的不同时代中的行为、目的和观点。尽管人类在处理事情时，并不会特地寻求过去经验的益助，但像这样在大事之中的经验确实是值得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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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回忆录中，所有的事件都是按照粗糙的时间次序记录的。可能自传中的很多事件的发生时间都是相互重叠的，但我相信，这一形式将会让众多的学生们受益匪浅。关于欧洲救济和重建活动的部分是我在1920年至1923年撰写的，我并没有对这一部分进行过多的修改，但是对这一部分的内容进行了压缩。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人在当时留下的印象和观点是最真实的，如果在后来的回想中对其进行修改，就会让它丧失原本的价值。在这里，我加入了一些当时没有发表的文章，我的写作规范也能为他人提供借鉴——我的观点或行为皆以本书为准，不会有后续的界定或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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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的内容皆可在斯坦福大学的战争图书馆找到对应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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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文字中，我遗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对此我深感遗憾。那就是，文章的篇幅有限，我无法一一致谢在这段时间内帮助过我的几千人。如果要把我内心的感激之情全部写下来的话，可能需要几百页纸。从来没有一个公务人员能够像我这般幸运，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倾力相助和深厚友谊——我希望这些章节可以为那些仍然在世的朋友们带去我的感激，并让他们重新忆起那些伟大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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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比利时救济会 1914—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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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比利时救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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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9月25日，米勒德·谢勒——一位杰出的工程师——从布鲁塞尔来到了伦敦。我对他略有耳闻。埃德加·里卡德带他来见我。作为一个美国人，谢勒能够安全地出入德国人的战线，他身上的钱足够为布鲁塞尔市购买2500吨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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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的美国人借鉴我的经验，在那里成立了美国难民委员会，旨在将陷入困境的美国人送往伦敦。他们的行为恰好促成了对比利时人粮食援助的第一步。丹尼尔·海涅曼先生是美国难民委员会的主席，威廉姆·赫尔斯、米勒德·谢勒两位美国工程师与美国公使馆的秘书休·吉布森是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他们为布鲁塞尔市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而海涅曼赢得了德国军队口头上的保证——他们不会干涉委员会对粮食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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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勒先生十分单纯，没有预想到战时粮食封锁的潜在危险。很快他就从英国的商人那里购买了所有的粮食供给。英国当局知道这一消息后，即刻将这些食物拦下，阻止谢勒将所有的物资运出口，理由是德国人可能会将这些食物夺走，而且他们认为，德国军队有义务喂饱他们占领国度的人口。我建议让谢勒将这批食物交付给布鲁塞尔的美国公使，并且由公使指派代理人负责派发，这样的话英国当局就有可能给予运输许可证。有了这一想法，我就与谢勒先生拜访了美国大使佩奇先生，看看他是否愿意参与到这一事件中。佩奇先生听说这件事和我们的想法后，很快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担忧和对这一方法的赞同，但是他认为自己在没有美国国务院授权的情况下不能介入这样的事件。于是我起草了一封解释整个事件的电报，佩奇先生随机将这份电报发给国务卿布莱恩先生。还未等来华盛顿的正式回复和委托，佩奇先生与爱德华·格雷先生就开始着手处理谢勒先生的问题。为了减轻格雷先生的困扰，布鲁塞尔的美国外交大使特地向德国当局索要了一份其对海涅曼承诺的书面确认文件。几天后，这件事终于迎来了结果——谢勒先生得到了出口2500吨食物的允许，但是外交部告知他，这是最后一批允许出口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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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谢勒先生对比利时人现实可怜困境的陈述，我立即与我的朋友——美国联合通讯社总经理梅尔维尔·E．斯通先生取得了联系，他正在伦敦工作。我从谢勒先生那里接手了这个问题，我建议他通过美联社向美国政府和民众报道一下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悲惨状况。如果美国政府和民众了解了现在的情况，那么谢勒先生就能获得更多的帮助和希望。斯通先生非常慷慨地回应了我的请求，也为伦敦、柏林和布鲁塞尔工作的美联社员工提供了一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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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媒体报道完成后，我并没有想过自己要在这件事情上迎接更多的责任。我又一次为自己预订了回美国的船票，出发日期是10月25日，这是我能得到的最早的船票了。据我所知，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都已经被扔下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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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比利时的代表陆陆续续从其他的城市——列日、沙勒维尔、蒙斯和那慕尔——抵达伦敦，要求英国当局允许出口食物。随后，德国军队占领了安特卫普（10月9日），这个城市的代表很快也出现在了伦敦。谢勒先生把这些比利时人带来见我，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建议他们去找伦敦的比利时大使，由他安排与美国大使佩奇先生见上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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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我接到了美国大使的电话，请我前往大使馆一趟。在那里，我见到了比利时驻英国大使康特·德·拉莱恩、休·吉布森先生、埃米尔·弗兰奎先生和兰伯特男爵，后面三人才刚刚从比利时抵达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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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认出了弗兰奎先生，他是一位比利时银行家，十四年前在中国，我们曾有过一次不太愉快的合作。现在，他已经成为比利时顶尖金融机构的领导者。这些绅士们都在激烈地讨论那些复杂的问题——人们极度渴求的食物需要、英国当局的运输封锁、食物的购买、运输和供给的保护。佩奇先生告诉我，他已经接到布莱恩国务卿发来的消息，授权他利用自己调停斡旋的影响力避免牵涉进这样的事件，让美国政府不受此类义务的束缚。我什么都没有说。突然弗兰奎先生转向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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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有领导者来组织和指挥。我们需要的领导者必须拥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和对世界局势、情况的了解。他必须是中立的，必须是美国人。他必须赢得美国大使们的认可和信任。现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陷入了困局，千百万人的生命正危在旦夕。在我们看来，您本人就完全适合这份工作。如果您愿意接受这份工作，我愿意为您提供一切服务与支持，或是辞掉一切职务，由您全权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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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奇先生也补充了一些说辞，比利时大使和休·吉布森先生也纷纷开口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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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奎先生继续陈述当前的大致状况。他告诉我一些现实状况——比利时的农耕只能为30％的人口提供食物，大部分的城市还是要依赖食物进口。他说道：德国人已经掌控了一部分现有的粮食收成和几千只家畜。目前比利时的贫困人口已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而那只是比利时20％的人口。至于法国北部的情况，他并没有很多细节消息，但是他相信那边的情况和比利时的情况大致相同。他接着说道：英国当局的出口封锁只会让德国人也陷入饥荒，这对现在的状况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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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的很多方面都让我十分困扰。这方面的管理问题，像是购买食物、远洋运载和大批物资的内部运输并不会让我多么烦恼——任何一个工程师都能做到。但是整个过程中的其他步骤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任何其他人的经验可以借鉴。接下这份工作就意味着，我们要找到可供一整个国家使用的粮食供给；筹得足以购买这批食物的钱款；让这批食物通过海军和陆上占领军的防线；成立一个负责食物公平分配的代理机构；并保证我们的敌人不会得到这些食物。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成“救济”，这是对一整个国家的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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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询问弗兰奎先生，我们现在可以依赖的食物来源有哪些。他表示，比利时银行愿意让我们使用他们在国外的所有钱款。被驱逐的比利时政府还有一些从比利时带出来的资源。他还制订了一个计划，让比利时有能力支付的人购买食物，然后将比利时的货币兑换成外国货币以购买更多的食物。佩奇大使非常确信，如果我担任整个工作的领导人，世界慈善界会向我提供大范围的回应和大量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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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他们说，我需要一天时间来考虑一下。战时救济的职责并不是那么容易，我必须确保自己了解所有的困难和责任。并且我要为我现如今身兼的数个职位找到代替的人选。我必须向我的同事们询问意见，以确保他们认为我完全可以跨出这一步，而且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如果我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收入而接受这份工作，我无法确定这是否可行。我向他们表示，如果我接受了这份职责，我不要任何报酬，因为如果我自己都不愿为这份工作而做出牺牲，那我也无法号召别人来做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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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会的时候，威尔·欧文先生也在我们的办公室。当时，他是美国驻欧洲一位重要的战争记者，为《星期六晚报》和某些日常报纸提供文稿，更是美国媒体的一位代表。威尔先生是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友，他充满激情地鼓励我接下这份工作。我知道，这份工作预示着无数的牺牲，因为大致估计，我在多个国家的工程活动给我带来的总收入可能超过了任何一个美国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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