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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所有人都离开之后，斯金纳先生给美国驻英国大使沃尔特·海恩斯·佩奇先生打了电话，讲述了他今天一天的经历和暂时的解决方法。佩奇先生很快回答斯金纳先生说，他那里也有一批暴民，而且他没有钱打发他们。在电话里，佩奇先生让我即刻去伦敦西区见他。在这之前，我曾在大使馆几次正式的晚宴上见过佩奇先生。现在我意识到，他目前的处境更加糟糕，比斯金纳领事所面临的困境严重许多。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从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涌往英国，涌往美国驻英国使领馆。而同时，所有从英国开往美国的船次都被暂停。德国的客轮已经挤进了最近的港口，其中几艘船上聚集了些美国游客——奥斯卡·施特劳斯、西奥多·赫茨勒和威廉·布里德就在其中。那天晚上，他们在萨沃伊酒店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议，想要聚集所有人的力量，尽快实现回家的愿望。佩奇先生希望我参加这次会议，按照他的估计，目前欧洲大约有10万到20万的美国人，大部分美国人都处在战争来临的恐惧中，他们都想赶快逃离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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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的萨沃伊酒店聚集了一两千个陷入困境的美国人，他们四处乱转，后来终于选出了一个委员会。组成委员会的那群人大部分都是有财产的人，他们的首要需求就是找到回去的船位。但是说来说去，最重要的是，英国轮船局和相关部门无法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也不肯透露任何有关船舶的信息。战争来临前，所有船只都被征用作军事用途，横跨大西洋的轮渡都被取消了。总的来说，就是一片令人绝望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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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毫无意义的讨论进行了很久，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在我看来，这里的大部分人很快都会回到祖国，而在欧洲还有更为长久的美国籍居民。因此我建议为他们成立一个组织，并且针对眼前情形制订一些规定和方案，让一切变得井然有序。施特劳斯委员会非常赞同我的建议，几天后，他们就解散了。但在解散之前，他们从游客伙伴那里收集了几千美元的现金，然后将这笔钱移交给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将这笔钱用于慈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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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联系了美国工程师埃德加·里卡德、约翰·怀特、米勒德·亨齐克上校、罗伯特·柯林斯和阿尔弗雷德·马丁等人，让他们第二天早上到萨沃伊酒店与我会面。我太太也联系了一群美国女人，让她们明天同一时间到酒店与我会面。同时，为了确保明天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向萨沃伊酒店预订了几个接待室作为明天的办公室，酒店还同意免费为我们提供桌椅。等一切准备就绪，我便通知了美国驻英国大使和总领事，告诉他们从明天九点开始，我们就会帮助所有前来的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等忙完回到家，已经是深夜12点钟了。过去一周的动荡让人惊讶不安，我甚至都有点神经衰弱了。世界大战的到来让人难以适应，但是美国游客带来的麻烦却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我们的无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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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的同伴们坚持让我主持解救难民的工作。根据政府命令的指示，银行的大门仍然紧闭。我打了很多电话，其中有一家美国机构愿意提供帮助。我曾在那个机构里工作过，为了帮助难民们顺利度过今天，我请求工作人员给我们送几千英镑来应急——而且他们的确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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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许多伦敦的美国员工打了电话，主要打给那些收入颇丰的工程师。很快，工作变得顺利起来。我们从那些游客中选了一些风度良好、工作能力强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帮助我们进一步展开救济。到晚上，我们已经拥有了一队超过五百人的志愿者，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能干的人。这一天，一群可靠可信的人们在无数张桌子后面完成了艰巨的任务，而前一天在领事馆的应急措施也很快得到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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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游客们闻讯都纷纷从大使馆和领事馆涌向我们。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别的需求，只想找个人说说话，不管在哪里，不管怎么样，和那个人聊聊关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看法。而其他一些人需要经济上的帮助。他们共同的一点就是，所有人都想要回家。我太太的女性委员会承担了照顾孤寡女人、孩童的工作。她们常常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握住那些弱者的手，让他们不再害怕。她组织这些人在伦敦进行一些短途旅行，看看“风光”，看看“教堂和老城”，看看莎士比亚和《洛纳·杜恩》（Lorna Doone）的国家，我们尚未确定回国船舶和时间，在这之前，他们可以打发打发时间，稍稍有些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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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几个重要的城市我们都成立了美国委员会支会，或者应该说，是其他城市的美国人组织了委员会，然后把所有的“难民”都抛给了我们。我们在伦敦安排了住宿，还安排了额外的美国船只和中立国船只，以确保他们都可以顺利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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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群涌向我们的办公室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救济委员会因此就分成了几个部门，不同的部门解决人们不同的问题。财务部门的“前台”由六个精明的美国青年组成，他们评估货币申请人的各种情况和条件，将他们分成三组，每一组都采取不同的救济方案。对那些“看上去不错”的人，我们分发白色卡；对那些无法确定境况的人，我们分发红色卡；对那些穷困的人，我们分发蓝色卡。在其中一个办公室中，持白色卡的人可以凭国内银行的支票或其他已承兑的文件兑换现金，我们通常以4.85的标准汇率兑换现金。为了实现现金兑换，我们在伦敦银行开了一个账号。我们中的十个人确保了银行账户有超过一百万美元的钱款，然后与英国财政部商量决定，用在美国筹集的支票款项与英国银行进行现金的兑换。我们要求持红色卡的人——也就是那些存疑的对象——打电报给亲朋好友，让他们将钱打入我们在纽约银行的账户，待我们接到存款通知之后，我们就会向他们支付现金。对于那些持蓝色卡的贫困人群，我们已经收集了更多的钱款，这些钱全都是慷慨的美国同胞捐献的，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国内银行的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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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组织结构的细节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取得的一些成就的确可以帮助大家了解美国人的特质。在接下来的六周中，我们成功帮助了12万陷入困境的美国人——其中有3万人是教师，他们原本分布在欧洲的各个角落，但自从听到了救济会的消息，就纷纷涌向伦敦。据统计，我们总共支付了超过150万美金的钱款（不仅仅用于慈善用途），最后只损失了不到300美元。无论是我们年轻员工精明的判断能力，还是美国学校老师和游客诚实的个人品质，都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在八月末，我们自发进行的财务运营终于走向了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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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游客和老师离开欧洲之后，贫困的美国人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国会拨了一大笔款项，意在帮助他们回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美籍同胞，从战火纷飞的国度逃离出来，想要寻求祖国的帮助，或是一些次要的美国员工，怀揣着美国式的对欧洲大陆的担忧。其中还有成千上万的搬运工人，多半是有色人种，还有一些从事这类低微却重要的工作的人。从华盛顿来此的美国特派员原本应该处理这一切事宜，但是他却把这包袱丢给了我们。我们替他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并且没有给美国政府带来任何开支，除了那些支付给穷人的实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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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星期过后，美国救济委员会的工作已经进行得井井有条，我终于可以到办公室办公，无须再在现场监督指挥。在当时，整个国际金融的架构已经崩塌，承兑销售的提货单成了世界上最好的金融证券。在战争年代，银行需要大量的抵押品，因此我们的货运提单在欧洲大陆上有了广泛的销路。很快，我们就卖掉了所有的抵押品。然而，8月12日那天，英国政府授权英国银行将所有这类文件收集起来，充入政府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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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这种动物是非常屈从于习惯的，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弃自己日常的工作流程。无论发生什么，人们总是倾向于在自己的轨道中移动，并执行他们自己的纪律。在8月中旬，我把几位主要的铅锌生产商喊到我的办公室，询问他们是否可以重新使用在威尔士斯旺西的旧熔炉。他们在英国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大不列颠缺乏精加工的铅、锌和铜等资源，尽管整个帝国出产了大量的矿石，但是多年以来，他们不得不到欧洲大陆上的矿石熔炉和精炼厂去加工这些资源。在战争年代，英国对金属将会有大量的需求，而我们则迫切希望将自己的工作人员放到世界的不同地方继续工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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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救美国人的整个工作中，我们丰富的幽默感发挥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我们脑海中储藏了上千个药方，它们会在士气低落、心情复杂的时候起到治愈的作用。有一天我们接到了一封电报，一位父亲拜托我们找到她的女儿并立即送她回家。她是一位来自密歇根州兰辛市的女孩，我们翻遍整个欧洲大陆名单，终于找到了她。但我们却发现，她已经培养了对战争的强烈兴趣，完全不愿意离开这战火纷飞的大陆。她爸爸专横霸道的电报通过我们传到了女儿的手中，她终于不情不愿地挪到了伦敦。在途中，这粗心的姑娘很快搞丢了她的五件运动短裤。于是她给父亲打了封电报，让他通过我们寄来五千美元，供她买裤子和支付其他开支。他很快回复了我们，还打来了钱。这位姑娘买了一条裤子，然后，鉴于她不愿再相信任何外国人，她将包裹寄到了我们在萨沃伊酒店的房间。当时，我太太手下的美国女人已经成立了一个旧衣部门，为那些从欧洲大陆赶来大不列颠岛的贫苦妇女与儿童提供旧衣。自然而然地，所有衣服的包裹都被送往旧衣部门。这位来自兰辛市的姑娘的衣裳包裹很快就成为工作人员眼中珍贵的礼物，她们都十分感激寄件人慷慨的捐赠。旧衣部的人员立刻为这几件衣服找到了尺寸相符的“主人”，而穿上这些衣服的女人仿佛置身于梦中，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穿上了如此漂亮的衣服。就在这时，这位年轻的姑娘来到了萨沃伊酒店，她打算拿走这周购物所得的成果。当她发现自己的衣服被别人穿在身上时，一场风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们的女性委员会根本无法遏制她的怒火。她的父亲更是发了一封指责我们的电报，并声称要起诉我们以求赔偿损失。于是，我们发了一封由收件人付款的电报，邀请他到伦敦来，试试怎么起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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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从波兰远道而来的狂野西部秀。整个表演团队由12个美国印第安人和10个西部牛仔组成，他们穿戴着全副盛装，由一位经理人带领着四处表演。他们几乎抛弃了所有的东西——除了他们珍贵的服装。他们戴着羽毛装饰，穿着皮套裤，在每个城市的街道上掀起一阵旋风。我们从不担心他们，因为他们家里自有供给。和很多人一样，他们也在等待我们安排回国的船舶。在这期间，他们自发地装饰了我们的总部，还和同样在等待的同胞们开起了茶话会。原本他们是好心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样的茶话会非常恐怖，让人心惊肉跳。从听众的口中可以得知，他们或许对动物有一些怪异的癖好。当战争在波兰打响的时候，既没有顾客帮衬，也没有合适的运输工具带他们逃离困境。军队查获了他们的小马，他们无法谋生，所有的钱都消耗殆尽。没有钱，他们就没有办法给所有的动物买饲料。他们说，当时，他们只能把猩猩喂给老虎和狮子吃。因为交不出房费，他们常被旅馆老板威胁。后来有一天深夜，他们没有预先通知老板就离开了旅馆，把一头大象、一只狮子和一只老虎留了下来，让它们与旅馆老板“做伴”。在来伦敦的路上，他们在汉堡捡了一个十二岁的美国男孩，他们就把他带到了伦敦。据他所说，他是被父母送到欧洲来看望克罗地亚的爷爷奶奶的。他抵达汉堡的时候，战争已经爆发。没有人来接他，他只能一个人在街上徘徊。就在这时，他看到了这群打扮浮夸，身上满是珠子和皮草的人。在这个男孩的眼中，他们就像是美国的缩影。很快，这个男孩儿就决定跟着他们走了。印第安人和西部牛仔们也欣然收留了他。他身上有一点钱，在看到他的主人们什么都不吃的时候，他便把钱拿出来给他们买食物。等他们到达伦敦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办法借钱还给这个男孩。他被照顾得很好，救济会的女士们甚至在给他母亲的电报中说，他会被俄克拉荷马州波哈斯卡的白羽毛裹着回国。他是个健谈的年轻人，而且他已经坚定了从事表演事业的决心，他希望自己可以永远与印第安人一起为人们创造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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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女士发起了绝食抗议，因为她对我们提供的住船条件感到不满——我们只能让她住在统舱里乘船回国，而没有更好的住船条件。于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午餐餐厅里面给她放了一张轻便椅。在那里，每隔几小时就有食物的画面和香味传来，敲打着她钢铁般的意志。还有一位年长的女士，她要求我们提供一份书面的保证书，保证我们的船只不会被潜水艇打落水中。我们就按照她的要求写了一份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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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的家庭，我们陆陆续续地预订了回国的船次，后来他们分别搭上了五艘船，回到了美国。10月3日，太太和我的儿子们搭上了回国的船舶，她急着赶回帕洛阿尔托，让赫伯特和艾伦赶得及开学。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回国的安排再一次被搁置了。在下一章我会提及具体的原因。当太太和儿子们到达纽约的时候，她给我发了封电报，里面说到他们安全抵达了美国，还说到，在海上的某一天，赫伯特一口气吃掉了七个奶油松饼。我想，他是想用这件事来证明自己并没有按我们预期那样晕船，而是以生气勃勃的状态战胜了病蔫蔫的预兆。但这封电报对英国的检查员来说却是暗含深意、阴险神秘的代码。现在回想起当时这位英国官员的表情，我想我的解释一定没有说服他。他最终接受了我的解释，但当然，他带着强烈的怀疑态度，还凶狠地警告我不要忘记间谍注定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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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的确，在8月3日，星期一这天，我的工程师生涯就永远结束了。我已经踏上了公众生活这条泥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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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尽管我为接手比利时的救济活动而退出了工作，这些会议的决定是在奥地利和英格兰建立工业熔炉，而资金主要与我过去参与的工程工作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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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四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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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开始，我渐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四骑士”建立了联系。我会将这段故事分成如下四个部分来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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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救济会——1914—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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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管理局——1917—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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