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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我接到了美国大使的电话，请我前往大使馆一趟。在那里，我见到了比利时驻英国大使康特·德·拉莱恩、休·吉布森先生、埃米尔·弗兰奎先生和兰伯特男爵，后面三人才刚刚从比利时抵达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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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认出了弗兰奎先生，他是一位比利时银行家，十四年前在中国，我们曾有过一次不太愉快的合作。现在，他已经成为比利时顶尖金融机构的领导者。这些绅士们都在激烈地讨论那些复杂的问题——人们极度渴求的食物需要、英国当局的运输封锁、食物的购买、运输和供给的保护。佩奇先生告诉我，他已经接到布莱恩国务卿发来的消息，授权他利用自己调停斡旋的影响力避免牵涉进这样的事件，让美国政府不受此类义务的束缚。我什么都没有说。突然弗兰奎先生转向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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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有领导者来组织和指挥。我们需要的领导者必须拥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和对世界局势、情况的了解。他必须是中立的，必须是美国人。他必须赢得美国大使们的认可和信任。现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陷入了困局，千百万人的生命正危在旦夕。在我们看来，您本人就完全适合这份工作。如果您愿意接受这份工作，我愿意为您提供一切服务与支持，或是辞掉一切职务，由您全权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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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奇先生也补充了一些说辞，比利时大使和休·吉布森先生也纷纷开口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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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奎先生继续陈述当前的大致状况。他告诉我一些现实状况——比利时的农耕只能为30％的人口提供食物，大部分的城市还是要依赖食物进口。他说道：德国人已经掌控了一部分现有的粮食收成和几千只家畜。目前比利时的贫困人口已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而那只是比利时20％的人口。至于法国北部的情况，他并没有很多细节消息，但是他相信那边的情况和比利时的情况大致相同。他接着说道：英国当局的出口封锁只会让德国人也陷入饥荒，这对现在的状况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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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的很多方面都让我十分困扰。这方面的管理问题，像是购买食物、远洋运载和大批物资的内部运输并不会让我多么烦恼——任何一个工程师都能做到。但是整个过程中的其他步骤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任何其他人的经验可以借鉴。接下这份工作就意味着，我们要找到可供一整个国家使用的粮食供给；筹得足以购买这批食物的钱款；让这批食物通过海军和陆上占领军的防线；成立一个负责食物公平分配的代理机构；并保证我们的敌人不会得到这些食物。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成“救济”，这是对一整个国家的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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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询问弗兰奎先生，我们现在可以依赖的食物来源有哪些。他表示，比利时银行愿意让我们使用他们在国外的所有钱款。被驱逐的比利时政府还有一些从比利时带出来的资源。他还制订了一个计划，让比利时有能力支付的人购买食物，然后将比利时的货币兑换成外国货币以购买更多的食物。佩奇大使非常确信，如果我担任整个工作的领导人，世界慈善界会向我提供大范围的回应和大量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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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他们说，我需要一天时间来考虑一下。战时救济的职责并不是那么容易，我必须确保自己了解所有的困难和责任。并且我要为我现如今身兼的数个职位找到代替的人选。我必须向我的同事们询问意见，以确保他们认为我完全可以跨出这一步，而且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如果我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收入而接受这份工作，我无法确定这是否可行。我向他们表示，如果我接受了这份职责，我不要任何报酬，因为如果我自己都不愿为这份工作而做出牺牲，那我也无法号召别人来做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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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会的时候，威尔·欧文先生也在我们的办公室。当时，他是美国驻欧洲一位重要的战争记者，为《星期六晚报》和某些日常报纸提供文稿，更是美国媒体的一位代表。威尔先生是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友，他充满激情地鼓励我接下这份工作。我知道，这份工作预示着无数的牺牲，因为大致估计，我在多个国家的工程活动给我带来的总收入可能超过了任何一个美国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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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天下午和第二天的时间里，我咨询了我的合伙人，并发电报咨询了我们主要的国外客户。他们同意接纳我的工程师同事们，让他们暂时接管我负责的一些工作。但客户们提出，偶尔我必须在重要的问题上给予同事们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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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天，我又与弗兰奎先生和佩奇大使会面。我告诉他们我愿意接受这份工作，但条件是我必须全权掌控所有的事务。我坚持认为，这份工作需要一个人领导全局，而不是像只蜜蜂一样毫无组织地飞来飞去。我表示，我们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大的慈善机构，不仅要保证资金的来源，也要创造一个世界性的机会，在食物运输封锁的时候给比利时人民打开一扇大门，同时避免德国人从中取得粮食。我认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比利时人的中心组织，将所有的当地委员都团结在一起，让他们监督指导粮食分配的细节。我建议让弗兰奎先生担任这个组织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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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佩奇先生说，美国驻伦敦大使必须给予救济会全力的支持与保护。我提出的这些要求，弗兰奎先生和佩奇先生都表示赞同。我们考察研究了最直接的一些资源，看起来，如果我们不依赖慈善事业的收入，我们至少需要一千万美元的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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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一位经纪人，订购了一千万蒲式耳的芝加哥小麦期货，战争即将打响，小麦的价格肯定很快就会上涨，而且如果以比利时的名义购买，价格势必会被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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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给米勒德·亨齐克、约翰·怀特、埃德加·里卡德、米勒德·谢勒、约翰·卢西这几位工程师打了电话，还给美联社的休·吉布森、本·S．艾伦两位先生以及一位银行家打了电话，他们都是美国人，我希望他们第二天一早可以在我的办公室与我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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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面后，我们进行了简短的商议。很快，比利时救济会就诞生了，尽管没有出生证明这张纸(1)。这并不是一个营利的组织，而是一种合作的组织，它意味着无限制的经济责任和支付能力。意识到这一点，银行家就有点想退缩的意思。卢西先生被派去鹿特丹开设救济会的运输办公室，里卡德先生的职责是在伦敦开设办公室，怀特先生负责粮食的海路运输和购买。谢勒先生掌管我们的布鲁塞尔办公室，吉布森先生是我们的外交顾问。我发电报给林登·贝茨先生，让他在纽约开设救济会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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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我们没有人预料到战争会持续那么久。我们估计战争会在明年夏天结束。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帮助比利时人度过接下来八个月的困难时期，那么到下一次粮食收成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就圆满结束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份工作意味着四年时间的持续工作，我们要找到10亿美元的钱款，要完成500万吨压缩食品的运输，要保证定量配给的监管、价格控制、农业生产，以及和好战政府打交道、应对世界性的食物和船只短缺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还没有暴露在我们面前。我不知道我们即将迎来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一组织并不仅仅是对贫困人口的大规模慈善救济，而是历史上第一个对整个国家进行粮食监管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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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很明智地在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一些原则和政策。我们起草了一份对慈善组织的规划大纲，也制订了应对世界公众舆论的计划。我们决定选择一位美国志愿者作为我们的人员，将他派往比利时工作。我们决定，不仅要把佩奇大使作为救济会的荣誉主席写在救济会书信的信头上，还要将其他所有美国驻欧洲的大使和公使的名字也注明在信头。后来，我们又总结认为我们必须保证所有重要的、中立的美国外交大使和公使都是比利时救济会的庇护人和赞助人，以彰显救济会的中立本质，在与交战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我们也能得到这些大使与公使的支持、帮助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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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约翰·怀特先生发言说：“从事这份工作时，我们经手的金额应该有数百万美元。也许某一天会有一些卑鄙的人冲出来说我们在这一工作中中饱私囊，或是说我们侵吞了这些钱款。”我当即派埃德加先生去面见约翰·普伦德爵士，他是英国顶尖审计公司的审计师。英国审计员不仅会审查核实我们所有的账目，而且会负责保管所有的账本和票据，我们所有的支票都将由他们签署和确认。对一个审计公司来说，这份工作不太寻常。约翰爵士不仅同意承担这份工作，更愿意无偿完成审计任务，我们除了要支付他派到我们全世界各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的基本薪资，无须付出其他钱款。事实证明，约翰·怀特先生的预言是正确的，这样卑鄙的人后来真的“冲出来”了。但是我们不仅有独立的审计员证明我们的清白，更能提供从救济会创立以来所有的会计数据，这些清晰的数据让我们在面对这些卑鄙之人时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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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谢勒先生和比利时人那里收集了所有我可以得到的信息。另外，我自己过去从工程工作的访问中——我们曾在比利时的熔炼厂熔炼过从世界各地矿藏中提取的矿石——得到了许多经验和知识，这些东西对已有的信息有一定的补充和完善。我将这些暂时的结论制成备忘录，递交给佩奇大使检查。事实证明，这样的信息储备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份工作需要我们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以满足组织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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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美国驻英国大使馆请求选派更多的美国外交大使和公使成为我们组织的荣誉主席或赞助人，佩奇大使非常爽快地答应这一邀请。为了促成此事，他在邀请中附上了他以个人名义发出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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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们的信头不仅有佩奇大使的名字，还有美国驻柏林大使詹姆斯·W．杰勒德先生、美国驻巴黎大使威廉姆·夏普先生、美国驻海牙公使亨利·凡·戴克先生以及美国驻布鲁塞尔公使布兰德·惠特洛克先生。在佩奇先生的支持下，我们赢得了荷兰外交事务大臣约翰·劳登博士、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唐·阿方索·梅里·德·瓦尔先生、西班牙驻布鲁塞尔公使马奎斯·德·比利亚洛瓦尔先生、荷兰驻比利时公使约恩克海尔·德·维德先生的支持和认可。后面两位已经成为布鲁塞尔委员会的赞助人，他们也非常乐意加入我们的组织。瑞典、挪威、瑞士和丹麦政府的相关官员拒绝了我们的请求。毫无疑问，他们的政府害怕救济会组织会将他们卷入一场浩劫。然而，在美国、荷兰和西班牙官员忠诚有效的合作下，我们的组织在整场战争中一直保持着中立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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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慈善事业上赢得更多的贡献和世界公众对我们的支持和认可，我们很快利用电报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比利时救济委员会。我们的纽约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梅尔维尔·斯通先生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我给美国每个州的州长都发去了电报，要求他们建立州委员会，最后有超过四十个州建立了州委员会。我的老朋友考特尼勋爵也帮助我联系了诺福克公爵，让公爵先生出任不列颠帝国委员会的首领。而考特尼勋爵在威廉姆·古德爵士的强烈建议下，依次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加拿大建立了救济委员会。我们也在瑞典、挪威、丹麦和瑞士建立了救济委员会。我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同事路易斯·谢弗里永先生正在管理墨西哥的一些矿山，法国人对这些矿藏非常感兴趣，因此他帮助我们在法国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渐渐地，从阿根廷开始，我们在大部分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成立了委员会，后来在日本也成立了救济委员会。英国和德国双方军事家不定期地对我们的活动进行打压和限制，而这个慈善组织就成了我们最有力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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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位美国员工去比利时工作。正当贝茨在招募志愿者帮手的时候，一位名叫佩兰·C．盖尔平的年轻人走进我们办公室，说他是牛津大学领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在报纸上看到了我们组织的消息。他问我们他是否可以成为我们的志愿者。我立即问他，我们组织是否可以招募其他一些领罗氏奖学金的美国学者。他认为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人招募起来。几天之内，美国历史上最优秀、最勇敢的十五位年轻人被选往布鲁塞尔。这群年轻人热爱冒险，又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思维。牛津大学的人才被我们选完之后，纽约办公室为我们召集了同样的一批志愿者。那些对美国年轻人和男人抱着悲观态度的人，都应该看看这些志愿者们，他们在比利时的出色工作，和紧接着在美国军队的服役，以及他们后半生的杰出事业都证明了美国年轻人充满希望。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跟了我很多年，一直是我得力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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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大臣劳登先生的合作帮助下，我们在荷兰收集了两万吨小麦和其他作物供给。我们开展了一次组织动员大会，大会之后一周内，我们通过水路将这些食物运往了大部分的比利时城市。因为这些食物在名义上是荷兰所有，所以它们的运输不需要英国的批准。当时的食物运输封锁还没有严谨到可以控制中立国家间接的食物供给。但是很快英国的封锁就得到了完善。然而，在六个星期之内，除了荷兰供给的那部分食物之外，我们还运送了来自海外的大约六万吨食物，在封锁命令下，爱德华·格雷爵士特地申请了运输这一数量食物的批准。比利时的城市瞬间得到了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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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救济会组织成立之后的几周内，我前往比利时，参与建造负责分配的机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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