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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会计事务所，普伦德，格里菲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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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很多学者认为，德国纳粹党人的意识形态是后几年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从本质上来说，德国从1914年到1918年就已经在奉行国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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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备忘录的完整版本以及我与劳合·乔治先生的书信来往均在《比利时救济委员会的公共关系：文件》（Public Relations of the Commission for Relief in Belgium：Documents）一书中刊登，此书由G．I．盖伊先生与H．H．菲舍先生编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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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十五年之后，当比利时再次陷入德国的残忍占领和同盟国的无情封锁之中，比利时政府又一次请求我组织一个救济会来援助他们的人民。我在另一本书中详细解说了这些问题。但是那时候，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和罗斯福总统一起拒绝了我们的请求。二十五年后的情况比当时好很多，因为我们和德国人达成了更好的协议——我们说服了德国人，他们同意供应一半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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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当然知道这些钱来自法国政府。但是在战争中，尽管我常常见到法国的官员，我们都从未提起过这些钱的来源。他们坚决不会公然驳回德尔卡斯先生的意见，以德尔卡斯先生的身份，他们绝对不会和他作对。在停战之后，我向法国国库结清了这些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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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十六章 探索与创立历史上第一个食品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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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济会运作的整段时间内，我们在比利时遇到的问题肯定是一般人从未遇到过的。在侵略和饥荒的环境下，这样的情况很快就会出现。工业立即崩溃，一般的人口都是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我们尚未采取行动，食物的价格就大幅度地上涨。富有的人得到了足够的食物，农民为他们的家庭储藏了足够食物，中产阶级得到了一些东西。但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除了汤汤水水其他什么也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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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会仅仅躺倒然后死于绝对的饥饿。他们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会对接触性传染病失去抵抗力，其他人也是如此。实际上，《圣经》所说四骑士中的两个——饥荒和瘟疫——其实是一样的。然而，我们很快就补救了这两种灾难最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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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1月，我亲自去了一趟比利时。在这次访问中，我们明确了组织工作的大致路线。埃米尔·弗兰奎先生作为主席、菲尔曼·凡·布里先生作为执行秘书——两位拥有杰出能力并做出非凡奉献的先生——扩大了国家委员会，使其领导来自国家各个地区的比利时人。在市镇，他们建立了省级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我们也在法国北部建立了一个法国人委员会，由埃德蒙·拉贝先生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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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政府与法国政府的要求，任何食物在抵达消费者嘴里之前，其使用权都归中立的委员会所有。他们坚持要求，比利时救济会的人员必须负责管理船只和铁路的运输、食物加工处理和仓库储存，以保证德国人无法染指这些粮食。另外，协约国要求我们把比利时委员会和法国委员会当作比利时救济委员会的代理人，比利时救济委员会应向这些政府组织汇报解释所有资金的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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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食物的最后一步由各个委员会掌控，在公选市长的监督下进行。市长一般从大约在几百到几千人中选出。美国人依据职权被分配到不同的委员会，因为德国军队不允许比利时人自由行动，我们的人员也承担起大部分的沟通工作，充当比利时人与委员会委员的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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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很多情况中，我们的部长赞助人或是比利时救济委员会的人员必须处理与德国人的关系——德国人常对比利时人进行施压和强迫的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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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说，比利时救济委员会通常在与比利时委员会和法国委员会进行磋商之后决定对外的政策，而比利时委员会和法国委员会在与救济委员会磋商之后会决定对内的政策。这种不同的机制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但因为每个人心中的善意是共同的、不变的，我们的协作还算顺利。当我在这段文字里使用“我们”这一字眼的时候，我指的并不是救济会自己而已，我说的“我们”指的是这整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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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快就在布鲁塞尔为美国人员安置了工作室——一栋六层楼的新办公大楼。比利时国家委员会也有了一个三层楼的办公楼。用不了多久，打字机的嗒嗒声就从每一层楼里传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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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快决定用卡片给所有待救济人口进行标记，以方便我们定量配给。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得到食物，我们将正常的每日摄取量减少了三分之一，每个人都必须这样过活。我们一开始分发的是面包，但是后来情况变得更加紧张，我们只能分发其他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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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配给并不像听上去那么容易。我们必须给每个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家庭分发不同的卡片，这些卡片是用于领取大件商品的，另外，我们还要分发粮食券或是方形打孔器，上面都标记着日子或是星期。我们对农民有特殊的安排，家里有牛或鸡的家庭我们也有其他的安排。有的人家里并不煮饭，他们都在餐厅解决三餐，所以我们必须对一百种不同的情况进行分类和不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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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化组织形式和账目记录，我们将对人们的“供应”完全分成两种——“善行”和对贫困者的救济。这两种不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它们所需要的工作人员也完全不是一个类型。“善行”其实更适合女人去做。公社委员会会以和别人相同的价格现金购买以“供应”的名义出售的配给量。“善行”组会把从“供应”处购买的粮食券分发给那些贫困的人们。“供应”组则可以通过这里得到的现金收入弥补“善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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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组最终掌握了仓库、面粉厂、屠宰场、制酪厂、面包店和餐厅所有食物的控制权。我们适时地征用了所有农民超出家庭所需的剩余产品。我们保证以有利的价格收购他接下来的农作物，以期提高农作物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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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的本国货币几乎是一夜之间全消失了。一开始我们发行了一种紧急债券，用以支持我们提供的各种服务，这种债券有其自身的稳定性，因为它可以用来购买粮食配给量——在近代唯一一种以食物为基础的货币。然而，德国人很快推行了垄断性债券，我们被迫撤掉了我们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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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的，我们开始遇到价格问题。因为我们必须严格规定配给量的价格，并且保证农民得到的价格必须与配给量价格相同。一开始我们遇到了后来被称为“黑市交易”的情况。我们提供的食物非常有限，人们自然就会想办法应付局面。起初我们尝试给那些未定量配给的商品制定最高零售价格，然后将这些价格制定回生产者得到的价格。最终我们的境况变得非常困难，我们只能从农民那里接手所有剩余的产品，然后和进口商品一起定量配给出去。终于，黑市交易在我们强大的攻势下被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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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北部我们建立了一个委员会，领导者为里尔大学的埃德蒙·拉贝教授。最终负责分配的官员又是市镇的长官。法国一共有1200个市镇，但是在被侵略之前，所有健全的法国人都因为征兵而离开了本土，而且事实上很多长官与流亡者逃离了自己的家乡和国度。很多市镇目前都没有了自己的领导者，也并没有任何当局能够委任新的长官。因此，我们假定自己为当局。到最后，救济会里面超过500人都是妇女。事实证明，她们非常忠诚可靠，也非常吃苦耐劳，简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每一生丁（法国货币单位）和每一克她们都要精打细算。她们常常计算账目和报账。我们配给的粮食必须卖给有能力购买的人们。根据法国政府提供的暗示，我们决定为法国士兵的妻子和遗孀支付分离津贴，并用我们的销售进款支付其他政府抚恤金，这一决定也得到了德国人的批准。这些得到津贴和抚恤金的人也会转而购买我们的粮食配给券。但是法国法郎也消失了，没有别的货币可以代替它的位置。因此我们又发布了一种自己的货币。德国人在有的城镇征收了“赔偿金”，以此来侵吞我们的货币。他们想用我们的货币购买我们的服务或做诸如此类的事情。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为每一个公社发布了不同的货币，而这种货币只能在这一个市镇使用。因此，我们有了1200种不同的货币。每一张票据都要由长官亲自签署，他还要亲自记录账面余额。我能想到的最生动的画面就是，深夜仍然亮着灯的长官办公室，一位工作效率很高的法国女人仍在签署50生丁的票据。当我们在和她讨论食物和委员会的问题的时候，她的笔也没有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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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几年，当我们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粮食配给中得到的现金票据总额超出了“善行”的需要，救济会就会帮助维持学校的运作并支付老师们的薪资。我们甚至为一些信用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以防止它们走向破产。还有，我们为小法官、警察和其他官员支付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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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创立的第一个粮食机构懂得所有关于粮食加工、分配、定量配给、价格控制、担保、农民农作物征用等问题的方法，而创立第一个粮食机构的结果之一就是后来当德国人想要对自己的人口进行粮食控制的时候，他们借鉴了我们的经验，并且继承了我们很多的机制。两年后，英国人向我咨询粮食控制的方法，以安排英国的粮食控制，而几个月后，法国政府也召我去咨询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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