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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对比利时与法国贫困人群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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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所说，对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的关怀就是“善行”的功能。“善行”组从“供应”组购买了粮食配给券，然后免费分发给失业人口与贫困人口。但除了向他们免费发放配给券之外，他们还为这群人提供燃料、衣服、租金、医疗护理和其他一些服务。他们照料医院的病人、精神病院的病人和其他公共机构的老弱病残，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供应”组提供现金支持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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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都能受到鼓舞和启发——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展现了完全无条件的付出和奉献。他们中间，最终出来工作的有超过5万人，大部分人都是女性——而他们能得到的最高的报酬就是免费的配给券。自从这些女性同胞意识到她们在拯救自己的民族，她们就受到了这种精神意识的鼓舞，这种鼓舞发展成了无限的激情和热诚。她们主要负责管理和实施“善行”。“善行”任务中有一项就是施粥场。战争爆发的前夕，在当地公民和委员们的慈善行动中，施粥场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在那里人们可以领到面包和浓稠的汤水。我们的组织和工作变得越来越系统化，同时，施粥场也持续发挥着作用。在特殊情况下，它们可以补充我们稀少的粮食配给。它们也是经济分配的工具，肉类、脂肪类和蔬菜都能得到节约的分配。施粥场分发的汤水可不是普通的汤水。多年以来我看到过成百上千种汤水，而负责熬煮它们的女人全情投入在这份工作中，她们坚持让我随机取样检查这些汤水。她们的确是不错的厨师。“善行”组发放的汤水券是人们领取汤水的凭据，孩子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去领汤水。在战争年代，比利时的象征就应该是一个孩子拎着打汤水的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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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组的又一项服务实在是充满了感情。我们很快从某些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流行病的疾病中了解到，孩子们必须摄入特殊的脂肪类食物，我们平常分给成人的固定主粮实在分量太少，无法弥补孩子们特殊的营养需求。渐渐地，我们在学校和公共建筑为孩子们开设了特殊的中午饭。最后，超过250万的孩童和待产妇女每天都能食用我们特别提供的食物——又一次，比利时和法国的妇女志愿者成为了工作的主力。在救济会的其他服务中，有一项是我们发明的——一种又大又坚固的饼干，由动植物油、可可粉、糖粉和面粉制成，其中包含了所有正在长身体的孩童需要的化学物质。最后，我们大规模地生产这种食品，并且每天都给250万孩童每人一块饼干。以这种饼干作为开始，我们又向孩子们供应了某种炖汤和进口的浓缩牛奶——或者，在可能的时候，我们还会供应新鲜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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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服务重新赋予了比利时的孩子们以活力和热情。在救济儿童的时候，我们享受了比利时救济会工作中最大的乐趣。健康快乐的年轻人蹦蹦跳跳、吵吵闹闹地排成一队来领取他们的食物，然后他们在长桌上吃吃喝喝，接着把他们自己的碗碟洗干净。这一个过程让人非常快乐，在被占领人民那监狱般的生活中，给人带去了轻快的心情。孩子们的确也越来越健康了。战争结束之后，孩子们的死亡率和发病率甚至比任何时候都要低，这在比利时和法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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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逐渐形成的喂养孩童的工作系统注定会在战后传播到欧洲几乎每个角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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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组其他一个次要问题就是蕾丝工人的问题。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比利时的女工们以手工制出了世界领先的蕾丝和花边。然而在战争年代，市场大幅缩减，不仅这些女工陷入了贫困的局面，制造蕾丝花边的工艺似乎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缺少了传承的能力。“善行”组的妇女们建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出售蕾丝产品，人们可以用配给卡和进一步的补助来购买这些产品——她们的收入足够她们活下去。每一片蕾丝上都标记了制造者的名字，也有书籍记载了这些手工劳动者的名字。我们希望在战后可以售出这些蕾丝花边，如果这一希望得以实现，任何进一步的收入都将归制造者所有。我们为整个项目提供资助。当战争结束，我们大约拥有了价值400万美元的蕾丝花边。我并不期望这些花边能变成那么多钱，但是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手工制品竟然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其价格也为每位蕾丝工人提供了大量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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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组还有一个次要的问题，那就是贫困人口的穿衣问题。我们进口了超过5500磅的二手和新布料、原料、纽扣、针线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妇女们有序地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室，将这些进口衣物进行分类、改造和修补，修改好的衣物也从那里分配出去。有一个现象我特别感兴趣。全世界的妇女都开始为比利时人织毛线衣，而那些衣服大部分是针织衫和毛衣。比利时的妇女仔仔细细地拆开这些衣服，然后重新将它们织成披肩和围巾——这才是她们对织衣服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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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民族似乎从内心散发出一种快乐的情绪，加上她们对女帽类的敏感程度，工作间的妇女们能够在我们进口得来的二手美国衣服中区分出各个款式的晚礼服，从三十年前到现在的各个款式，她们都能如数家珍。她们利用这些衣服举办了一次展览，还向每位观众收取了入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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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善行”组的财务吸收了配给销售所得的主要部分。事实上，我们的补助金总额上升到了615237147.47美元。但是这些钱是用来关怀贫困人口、孩童、爱喝汤水的人、蕾丝工人、医院病患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对比利时和法国的妇女来说，这也是一个纪念碑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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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超过四十个国家在莫里斯·佩特先生的领导下，在我们救济会人员的帮助下，借鉴了我们在比利时的经验，执行、管理了这样的工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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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十七章 船只运输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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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利时救济会的工作中，很难确定我们最糟糕的麻烦是什么——政府、食物、财政或是船只的运输问题。不过无论如何，船只的运输还是在这一行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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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头两个月的经历，我们发现租用船只永远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德国潜艇和水面袭击者常常击沉商船，而协约国常常需要更多的船只用以运输。救济计划需要我们长期租用大约60艘货船，总吨数为30万吨，按月计算，最多每月可以运送15万吨货物抵达鹿特丹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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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前期，我曾确认比利时政府已经征用了所有比利时旗帜的合适商船，比利时政府给了我们大约10万吨数的船只。剩下的船只我们必须向中立国家租借，而且我们要租借的船只数量必定会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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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月，我请求英国政府同意我们租借当时正停在中立港口避难所的德国货船。英国人非常友好地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之前我提到过，我曾与德国人谈论过这个问题。汉堡美国航线公司的巴林先生同意这个主意。但细节方面还需要冗长乏味的协商。后来，我们终于谈成了大约15万吨船只的租用，在战争时期我们都可以使用——这简直是给了我们一个舰队的中坚力量。我与荷兰船舶公司协商，由荷兰的船员操作运营这些船舶。英国人也正式同意了这个合约。但是法国政府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这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愚蠢、最无情的行为。他们声称，法国永远不会赞成让德国的船只出航，他们提出的理由可以说是空虚浅薄之至。他们足足耽搁了我们三个月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内，德国人开始明智地意识到这个事实——船只将会变得格外稀有和珍贵，如果他们将自己的船只开放给我们使用，那么我们不使用的其他船只就会被协约国阵营所使用。然后，他们就撤销了这一安排。后来法国人又催促我们再一次向德国人提出这一申请，但是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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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另一个灾难就是，英国当局坚持认为，我们每次在鹿特丹和比利时不应该取走超过四星期所需的食物。我争辩道，我们在两个月时间内进口的食物存货是用来救济1000万人口的，实际上按照德国人的饮食习惯与速度，即使他们查封了我们供应的粮食，这些食物也只够7000万德国人吃十天而已。这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德国人，从而拖长打仗的时间。英国人的头脑常常不够灵活。这几年来，约翰·怀特先生常常满怀忧虑，他负责安排船只租借和运输进港，为了遵守英国当局的要求，他可谓费尽心思。此外，英国常常干扰我们在比利时的分配，他们坚持要求每一个仓库同样不能储存超过四周所需的食物，理由是德国军队常常阻碍我们的铁路和水路运输行动。我们粮食的来源各异，美国、加拿大、印度和阿根廷都是我们进口粮食的来源地——只要价格低廉，我们就会从这个地方购买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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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我们的船只运输得到了稳定，我们也通过各种协商活动保证其安全。我们与英国人和德国人都达成了协议，救济会将在其专用船只上标上一个很大的标识，必须让海上其他船只或潜艇随时随地、从头到尾都能看到这一标识——“比利时救济会”，该标识必须足够大、足够醒目，在10英里的距离也能清楚看到。救济会船只的甲板上也必须标有标记，并且要在主桅杆扬起“比利时救济会”的旗帜。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救济会船只，使其不受英国海军的阻碍和干扰，不受德国潜艇和雷达的攻击。我们的船只必须装满货物，不得承载任何乘客。大部分的船只最后基本上都没有再升任何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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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也和交战双方达成了协议，为救济会确定了一条从北海通往鹿特丹港的线路，这条通道可以让我们的船只免受水雷的困扰。但是起初的时候，英国当局要求我们将所有救济会的船只开到英国港口的南部接受检查。从加拿大和美国开来的船只，如果要去英国港口转一圈，就会浪费好几天时间，也会增加我们的开销。于是，我们最终说服英国人，让他们的领事馆工作人员在我们的出发地点对船只进行检查。针对这条避开水雷的通道，德国人也常常改变他们的主意，但是他们始终保持荷兰人对实时状况的知晓权，所以荷兰人能够通过无线电给我们的船长提供指示。按理来说，我们应该完全能够避免德国的潜艇攻击。然而，1917年1月31日，无限制潜艇战开始之前，我们出于某些原因损失了19艘货船（大部分都是被水雷击沉），其中三艘船是被潜艇击沉。只要我们能够向德国当局证明救济会的船只被德国潜艇击沉，我们就能得到赔偿——但是问题就是该如何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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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月，德国宣布开始无限制潜艇战。这一消息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将会对驶入某些海域的船只进行攻击，无一得以幸免。这些海域其中就包含了救济会船只的运输线路。从这一刻开始到美国加入战争——也就是65天之后——这段时间内，情况的紧急程度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了好几个等级。德国在声明中表示，海上的船只有四天的时间到达它们的目的地，还有一天的时间离开英国、法国和其他潜艇封锁的港口。当时，我们在鹿特丹储存了足够的食物——如果加上比利时本土小麦的原始存货——这些食物可以保证人们正常生活到大约三月底的时候。19艘救济会的货船还在海上驶往鹿特丹港。两艘船及时到达了那个港口。我们被迫命令其他船只驶往最近的港口进行停泊，因为它们无法按照德国人的要求在限期内撤离海域。15艘船抵达了英国港口。另外两艘船被水雷击沉。“幼发拉底河”号船于2月3日沉没，仅有一位幸存者生还。“拉尔斯·克鲁斯”号船于2月6日沉没，船组人员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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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立刻尝试与德国人协商，希望他们可以给予救济会船只以安全通行证，因为暂停在英国的货船即将驶往鹿特丹，而且，我们也需要德国当局批准我们将救济会在伦敦的存货转运出来。德国当局拒绝了我们的请求。因为时间耽误，在英国储存的食物开始变质，于是我们不得不向英国人出售了大约十万吨的食物。潜艇封锁的情况下，英国的食物价格飞速上涨，我们通过销售这些食物获得了很大的利润。但是这次转运的失败导致比利时人损失了三个礼拜的粮食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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