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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二十章 美国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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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2月的英国谈判之前，我开始与佩奇大使着手讨论和处理我们与交战国政府联系和谈判活动的全部问题。作为我们的赞助人和保护人，美国大使馆的大使和员工们不厌其烦地应对我们带来的麻烦——预约会面、参加会议、拿到签证、轮船运输以及其他无数个细节都需要和他们谈论才能做出决定，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一起参与与高级官员的主要谈判活动。我认为，我应该与政府官员和大使建立直接的联系，当事情出错的时候这样的直接联系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佩奇先生和西班牙、荷兰的大使们立刻对我这一想法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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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委员会一位成员因被辞退而心怀愤恨，他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投诉信，举报我经常违反美国政府于一百年前制定的罗根法，该法规定只有总统和国务卿才有资格谈论对外政策，如果普通公民与外国政府进行政府事务的谈判，即被视为犯罪。他在投诉信中还指出，我们通过这一组织与欧洲产生了许多的交集纠葛，而这样的行为违反了乔治·华盛顿先生曾经颁布的禁令。我知道国务院完全了解有关委员会的所有事情，因此我完全没有将他的投诉放在心上，直到豪斯上校告诉佩奇先生，参议员洛奇先生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准备对我和我们的工作进行打压，因为我们的工作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使美国危险地“卷入”了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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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让我们的组织长久地生存下去，它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公信力和信誉就必须得到维持和保存。在这一领域，我们的工作牵涉到的是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安全。我十分害怕这样的事件，因为洛奇先生已经下定决心打压我们，他完全可以利用耸人听闻的媒体报道让我们受到来自中立者的伤害，而这些伤害都是无法挽回和补救的，这样的事件更会让英国和德国的军事团体得到攻击我们的武器。我可能有些担忧过度了，但在约翰·怀特先生（他当时是我们纽约办公室的主管）的催促下，我乘船前往纽约（1915年5月7日）。我即刻咨询了美国联合通讯社的总经理梅尔维尔·斯通先生，他赞成我的观点——洛奇先生对我们的打击将会对我们的声誉和慈善事业的进度造成很大的伤害。他很快接手了这一事件，第二天晚上，他设晚宴邀请了纽约所有主要的出版商或编辑以及其他通讯社的领导人。我向他们描述了救济委员会的运作方式、成立发展历程和我目前遇到的困难。纽约《世界》（World）杂志的弗兰克·科布先生做了简要的“评论”，大致意思是说一百多年以来，美国难得有我们这样的慈善团队，美国应该以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感到骄傲，他确信这个团队一定能在他之前处理好所有类似的小问题，用精彩的反击来让那些人哑口无言——所有人都鼓掌称赞。我则认为我们的处境有点像恺撒之妻（因遭人怀疑有罪，被恺撒遗弃。在恺撒看来，作为他的妻子，行为引起别人怀疑也是不应该的。指不应当受怀疑的人），此时，正当的防卫是应当的，但我想要的是停止这种攻击，最好的情况就是，如果有人让参议员洛奇先生知道了人们的态度，他就会停止这一切。斯通先生也赞同这一做法。第二天早上我前往华盛顿与国务卿兰辛先生见了面。他是这样问候我的：“你的灵魂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那一千年的牢狱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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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的这次拜访中，兰辛先生向我引见了内务部长莱恩先生和农业部长休斯顿先生，兰辛先生认为他们会是我很好的顾问和咨询师，我从他们两位那里得到了很大的鼓舞。从那时开始，我就与他们建立了一生的友谊。在他们的建议下，我制订了一个需要威尔逊总统配合合作的计划。随后，莱恩部长就带领我去面见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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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先生颇有兴致地听我说完了我的困难（因为他讨厌洛奇先生），在谈话中我看出他对我们在欧洲的工作有充分的了解。我建议道，如果他愿意在美国任命一个出色的委员会来代表我们，那么我们委员会的声誉就会大大提升，而且也会把眼前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总统以非常慷慨大度的态度回应了我的建议。他发布了一个公共声明，大加赞扬了我们的委员会，并宣布将选出一批背景无疑的人成为“纽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例如美国轮船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卡廷、担保信托公司的董事长亚历山大·亨普希尔、纽约信托公司董事长奥托·巴纳德、纽约主要民主党人士S．R．柏特龙、前共和党商务部长奥斯卡·施特劳斯，以及我们自己的员工梅尔维尔·斯通和约翰·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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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曾经告诉过我，在总统先生下发声明之后，洛奇先生更加激进地打压我们的事业。因此我决定，亲自见参议员一面，当面和他谈谈。我前往波士顿与他见面，而他迟迟不肯现身，直到我们约定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之后。他的办公室并没有其他的拜访者进进出出，我想他只是想给我们个下马威。见了面后，我尚未开口，他就抛出一种“年轻人你什么意思”的冷漠氛围。他说，他知道我们所做的全部事情，还问我，我作为一个美国的平民百姓，凭什么和交战国政府制定合约，他问我知不知道这样的行为会把美国卷入争议，卷入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他接着说，可能我不知道法令全书里面有这样一本法律规定美国公民的这种行为是应处监禁的罪行。我回答说，我知道有这一法律，但是我们的工作是得到美国外交大使的赞助和批准的，而大使们与这件事的联系也是得到政府的许可的。我还回答说，其实交战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并不存在什么合约或协议，和交战国政府唯一有联系的就是我们这个完全中立的个人组织。更重要的是，其他一些重要的中立政府也是我们的赞助人，我们的行为都是经过他们的批准的。洛奇先生坚持认为，即使这样，我所处的领域对于个人来说还是太过危险，他并不赞成我们政府哪怕是在道德上牵扯进这样的事情，而在他看来，实际上这样的行为已经修改了国际法关于运输封锁和战争的相关规定。我向他说明，假设他的理解都是有据可依的，我也确信美国人民不会反对我们拯救一千万人民性命的行为，即使我们的方法并不得到认可。为了支持这一想法，我提到了斯通先生为我安排的新闻发布会。他问我谁出席了那次新闻发布会，而我很乐意地告诉他，我从出席人员和媒体那里得到了特殊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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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面之前，参议员得到的消息看来是错误的。会面后，我自信地离开了波士顿，因为我确信一切都已经办妥了，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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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得到了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邀请，他邀请我在蚝湾酒庄吃午饭。这次午宴是斯通先生促成的。当时我已经与他最好的朋友——参议员洛奇先生谈妥了这件事，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已经向媒体发布了威尔逊总统赞扬救济委员会的声明，因此我觉得这次午餐会面并没有新的进展可以期待。但是前总统却告诉我，如果民主党给我带来任何麻烦，他都愿意为我出面“去找他们”。我告诉了他我和洛奇先生的谈话。他大声地笑了起来，他说洛奇可以从任何细枝末节处看到美国与欧洲的“牵扯”，但是“我会抓住他的双手、控制住他”。他还让我放心，让我无须担忧洛奇会突然爆发。“对任何一个政治官员来说，他在办公室表现出的勇气都要多于他在媒体报纸前表现出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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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先生和我聊了一整个下午——我的其他安排不得不泡汤。从那时起直到他过世，他一直是我最温暖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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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二十一章 救济会中的一些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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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亲密的支持者就是伦敦的美国驻英大使。几乎是从战争开始时到“卢西塔尼亚”号沉没事件（英国远洋客轮，1915年5月被德国潜艇击沉），佩奇先生一直以协约国的立场热心地促进美国的介入。我完全无法赞同他这样的行为和观点，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介入战争。但他十分宽容大度，他包容了我与他在观点上的不同。他就像是美国文化的化身，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美国生活的绽放。当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在写大学荣誉学位授予时的介绍文字：他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一位伟大的编辑，他拥有智者真诚的灵魂、聪慧的头脑，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仁慈的好人，他的友谊牢不可破，他对祖国的奉献几近狂热，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这样的语句并不夸张，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美国人都适合这样的评价。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协议签订的六个礼拜后，他与世长辞。几年之后，战争的反作用让他陷入了不公平的谴责中。事实上，并非是佩奇先生将美国卷入了战争，是德国人把美国人卷入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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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荷兰的部长亨利·范·迪克博士，是我遇到的又一项考验。毋庸置疑，他的确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对鸟儿和蜜蜂的描写都十分动人、成功。他十分渴望得到公众的注意。他常常建议我们在新闻派送的时候多提几次他的名字。我们的船只每次都会进入荷兰港口重新装载食物送往比利时，因此他将自己看作我们交通线上一位重要的哨兵和守卫。但他的表现恰恰说明他缺乏商业经验，无法胜任与荷兰外交部的例行谈判活动。于是，我们求助外交大臣劳登（我们的一位赞助人），让荷兰政府在我们鹿特丹港的办公室设立一位联络官，从而完全避开了迪克博士。亨利·范·迪克这个人，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他常常要求我们在鹿特丹的员工前往海牙向他“报告”，我们的员工已经因为过度工作而精疲力竭，有时还要应他要求不远千里地赶往海牙，而他只不过想听听从比利时或法国北部那里听来的有关德国人的闲言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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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大约凌晨的时候，我到达荷兰角港，打算转车前往柏林。最早一班直接前往柏林的火车第二天早上才会出发。在码头的时候我收到亨利·范·迪克托美国领事给我捎来的紧急消息，他要求我即刻搭乘晚上的火车前往海牙，说有要事与我相商。我告诉他，我只能在早上四点到达海牙，五点我就要离开，因为我在柏林还有事务要处理，而且如果我现在就赶过去，我就没有任何时间休息了。这位美国领事给公使馆打了个电话，转达了我的意思，并询问迪克博士他所说的紧急事务到底是什么。而这位荷兰大臣却说他正在焦急地等着我，他要和我商量的事情十分紧急，不能在电话里讨论。我并不相信——但是我还是去了。当我到达海牙的时候，他开口就问：“你去柏林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每一次经过荷兰或是在荷兰周边的时候，都必须向我汇报，你现在在干什么？”事实又一次证明，我真的是一个耐心又礼貌的人，因为我非常亲切礼貌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但没有做任何其他的解释。从那以后，不管他如何声音洪亮地命令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我，都没有再靠近他一次。休·吉布森先生为迪克部长创造了著名的一句话：“外交部门里面只有亨利·范·迪克先生能够在坐着的时候还那么趾高气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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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见到德国驻美国大使詹姆斯·W．杰勒德之前，他在我心中一直是典型的坦慕尼派律师的形象——他的任命是扭曲的政治机器强加于不情愿的总统身上的结果。在见到他之后，我才发现，他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怪物，反而是一个颇有造诣、观察力强、智慧超群的人，他乐于提供帮助也充满勇气，我马上对他的正直和诚信产生了信心。1915年初，我第一次拜访他所在的大使馆，他在门口迎接了我，见到我之后他马上说道：“我们都在这里迎接你呢！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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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里，我和德国人有很多其他的谈判活动。在柏林，杰勒德为我打开了每一个办公室的大门，而且，他并没有在门口抛下我。他在谈判上富有技巧，有需要的时候，他还会为我们的谈判活动带来实质性的进展。他时刻准备着接过我们的传球然后继续向前奔跑，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美国加入战争，德国当局将他召回之时。在谈判的时候，他只要一嗅到危险的气息，不需要我们求助于他，他就会即刻做出反应。他不想从我们的活动中求得任何的公共关注，但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证明了，他正一心一意地促成我们工作的成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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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法国外交大使威廉·G．夏普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很友好，但是有一点害羞。和杰勒德不同的是，他从来不会主动担当我们的代表。他之所以不愿意将我介绍给法国的外交部长，是因为他非常羞怯，而不是因为他对我们不够友好。他是一个富有普通常识的人。他曾经是一位国会议员。他不会说法语，因此他也没有任何法国朋友。威尔逊先生似乎已经忽视了他，因为所有应该由他负责的谈判活动都在华盛顿的法国大使馆完成了。他总是哀怨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一般来说，他完全是个诚实善良的美国人。在政界，有很多人因为参加政党服务而得到升职和回报，他就是很好的例子。但他完全不适合出任战争时代的外交大使，尤其是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首都之一的城市从事这份工作。当法国授予他荣誉军团勋章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但我一直对这类事件有着深刻的偏见，因为我认为美国人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受到迷惑。当他兴高采烈地向我解释他被授予勋章之后经历的天翻地覆的改变之时，我忍不住告诉他，我觉得他值得得到一个比荣誉军团勋章更高等级的荣誉，因为负责这类事务的博雷部长曾经告诉过我，在这个团队里受到过这份荣誉的人大约有超过80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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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的布兰德·惠特洛克大使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然而，惠特洛克先生天生就是一位诗人，在职业上更是一位小说家。他在地方政界的活动中慢慢了解了“新闻机构”的价值。但他实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常常逃避和德国官员打交道的苦差事。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周遭正在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所以他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写作和润色文章，他的作品数量十分庞大。其中的一部分随后都得到了发表和出版，写作的确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他写作的文字十分精妙，在描写叙述方面他有着惊人的天赋。他在比利时的时候就写了两本小说的主要部分，也写了很多诗歌。救济会的大部分人从来没有见过他，事实上，他从来不曾真正了解救济委员会的工作和运作方式。这期间的两年半时间里，尽管大使馆和救济会只有不到一英里之隔，但在我印象中他只来过救济会一次。因此，他的文章其实并没有真实记录我们的工作。我说这个并不是在批判他的作为，只是为了说明他不愿意处理困难的问题，而食物的管理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其中几乎不会发生什么戏剧性的事情。惠特洛克先生后来渐渐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粗暴的硬汉，因为我常常向他施压以督促他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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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渐渐发现，如果想和德国人取得更多的进展，我们可以通过直接的接触或通过休·吉布森先生来实现。如果这都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权限的话，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西班牙大使马奎斯·德·比利亚洛瓦尔先生。在救济会的起步和运作工作上，马奎斯先生比惠特洛克先生勤勉得多，惠特洛克先生总是一副困惑的样子，好像救济会的工作都是虚无缥缈的一样。惠特洛克先生天生敏感，而他的敏感有一个悲剧性的例子——他坚持说在抗议处决卡维尔小姐的活动中，吉布森先生取代了他的位置。在这件事情中，西班牙部长毫不犹豫亲自加入了抗议活动，而吉布森先生已经竭尽所能处理了所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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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宣布加入战争之后，比利亚洛瓦尔先生、伦敦的西班牙大使以及荷兰的官员们将会是救济会唯一的依靠。比利亚洛瓦尔先生对我似乎有用不完的兴趣。他出生于西班牙一户显赫的人家，但是他出生的时候是个畸形儿，没有耳朵和头发，四肢也都没有长全。他的家人将他藏了起来，并为他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我想，这位教师一定有着与众不同的性格品质。他为这位异常聪明的残疾男孩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教育，而他也及时地适应了人造的身体部位，弥补了天生的缺陷。他在西班牙外交部谋得了一个低级的职位，然后渐渐凭自己绝对的能力晋升为西班牙驻外大使。大部分时候他都穿着正式，常常以干净完美的形象示人，从不展现他的残疾——这一作为和美国人不太一样。但是他非常专注于比利时的救济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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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吉布森先生的精力非常充沛，他不仅在救济会工作，还在公使馆其他部门贡献着自己的激情与活力。这一点激起了惠特洛克先生潜意识的嫉妒心，渐渐这种嫉妒心越发地明显，乃至在他发表的报文和期刊中都能看到那种充满嫉妒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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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森先生很早的时候就说过，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外交事务中的专业人员，是因为他拥有勇气和能力。我们都非常了解他为这份事业付出了多少——他帮助我们承担了布鲁塞尔公使馆的主要责任，并且不断地为他的首领提供保护和支持。因此对我们来说，惠特洛克发表的那篇文章是对吉布森先生不实的展示——文章将吉布森先生的形象弱化了，而事实上他值得拥有更多的敬仰和关注——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不快。惠特洛克先生其实是个很好的美国人，在停战的时候他请求威尔逊总统将他升职，让他获得其他国家的大使职位，他还请求我为他说话。我的确这么做了。但是总统似乎并不想让他为国家提供更多的服务。他将吉布森先生升为了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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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西班牙大使也是我们在困难时期重要的支柱。他十分庄严威武，从不询问细节，只是问：“我能为这件事做点什么？”有好几次，在他的帮助下，我们获得了与欧洲另外几位西班牙大使通信的设施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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