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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另一优势在于荷兰外交大臣约翰·劳登。从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位有教养、有能力的人。更重要的是，他随时都准备着参与到任何争论和冲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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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组织中有两位出色的比利时人——埃米尔·弗兰奎先生和菲尔曼·范·布里先生。后来，弗兰奎先生真的成为了他这时代比利时人的领导者。他是一个粗暴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他思维的机智和敏捷使他完全能够胜任任何形式的智力斗争。他天生就是一位管理者，有的时候，他并不是那么好相处，和他合作还会有点困难。我们在比利时的人员常常和他起矛盾，而他的脾气有时候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他经常要求我换掉那些无法与他完全达成一致的人员。但是他的行动却证明了，他更愿意为他的国人奉献忠诚与热爱，而不是为全世界的人。他不仅在救济会工作上充分发挥了他的天赋和才能，在后来几年里，他还代表比利时人参加了和平会议以及其他每一项重要的国际谈判活动，直至他的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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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奎先生拥有巨大的勇气，德国人常常纠结于是否应该将他放入俘虏收容所，他们不知道究竟怎么做才能对他们更加有利。他非常有幽默感，有一次，我急切需要他参与我们与法国和比利时政府的谈判。他以探望在英国生病的儿子为由请求德国军方批准他出行，而事实上他的儿子的确在英国接受治疗。但是德国人不同意他离开比利时，他们害怕他离开之后会对德国军方造成伤害。最终德国军方同意他以150万法郎作为抵押离开比利时，如果他不能在十天之内回到比利时，那么这笔钱就归德国军方了。我们提供了这笔押金。弗兰奎先生开玩笑地抱怨道，这么一笔钱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因为这笔钱的价值完全低估了他离开比利时能够对德国军方造成的伤害。无论如何，他最终在比利时之外多逗留了一个星期，他发现，如果他的归来价值150万法郎，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欢迎他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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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一天深夜，他开车来到了荷兰和比利时的边界。边界上通往比利时的高速公路被一道大门拦截，一位荷兰护卫守着一边，另一边则由一位德国护卫把守。弗兰奎在荷兰这边停下了车，然后前往德国司令官的办公室出示他的护照。陆军上校在看到他护照的时候即刻逮捕了他，他被直接带入警卫处，有六个德国士兵负责看守他。这位上校说，第二天早上他会来处理弗兰奎先生的事情，而弗兰奎先生注定要在又冷又硬的板凳上待上一整晚。他点燃了一根雪茄，抽着抽着突然警醒，又抽出两根雪茄，给看守他的两个护卫点上。他不停地向其他护卫道歉，因为他无法提供更多的雪茄，但是他补充道，他的汽车上有一整箱的雪茄，如果他可以出门去拿的话，那么每个人都能抽上雪茄。大家都一致赞同。他穿过大门口，将那个箱子递给荷兰护卫，让他转交给那群德国人，然后他走进车里，开车回到鹿特丹，找了一张舒服的床睡觉。因为他没被逮捕，我们获得了有利的优势，在谈判中我们成功地谈妥了弗兰奎先生回归比利时的事情，他无须被逮捕，我们的保证金也不会被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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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救济会另一位出色的比利时人是菲尔曼·范·布里先生，他是我们在比利时组织的秘书。在美国人的标准中，他不仅仅是一位秘书，还是一位有效的管理者。他有着优良的个人品质，受过很好的教育，对工作有足够的热忱和投入，他是我们所有美国人的最爱——他也是美国人的好朋友，在任何麻烦的情况下，他都会维护美国人。不过，他是一个极其讲究美食和生活享受的人，他有自己的私人厨师，这位厨师可以用救济会的配给食物做出一桌丰盛的晚宴——他还有私人的珍藏酒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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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的美国员工怎么样呢？他们都是自愿加入的志愿者，有的年轻人身上至多只有足够往返的船票钱。这项工作并不像坐旋转木马那样愉快。人和志愿者的区别就在于，志愿者有甘愿奉献的人格品质和理想主义。他们中的有些人坚持了整整四年。在整整四年中，埃德加·理查德先生和约翰·怀特先生不仅持续为我们救济会的这个或那个重要办公室提供指导，还在食物管理局充当志愿者。另外，在我们重要办公室主持事务超过两年半时间的还有：普伦蒂斯·格雷、沃尔特·布朗、威廉·杭诺尔德和威廉·波兰。其他办公室负责人，弗农·凯洛格、奥斯卡·克罗斯比、林登·贝茨、阿尔伯特·康内特、米勒德·谢勒、丹尼尔·海涅曼、约翰·卢西和卡尔·杨服务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人全都是工程师，只有一个人除外。我要向他们每个人致以特殊的感谢和敬意。其他人员由超过300位的志愿者组成，他们也服务了或长或短的时间。在那些人中间，有的人随后在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们是：哈勒姆·塔克、爱德华·亨特、威尔·欧文、特蕾西·基特里奇、查尔斯·利奇、罗伯特·麦卡特、西德尼·米切尔、莫里斯·佩特、威廉·佩尔西、加德纳·理查森、阿尔弗雷德·拉多克、爱德温·沙特克、约翰·辛普森、多尔西·史蒂芬斯、吉尔克里斯特·斯托克顿、路易斯·施特劳斯、本·阿利安、弗兰克·安吉尔、福斯特·贝恩、奥利弗·卡迈克尔、阿尔弗雷德·弗莱彻、约翰·盖德、约瑟夫·格林、沃伦·格雷戈里、埃米尔·霍尔曼以及约翰·格伦。剩下的人也和提到的人们一样重要，包括超过三十个在美国军队从士兵升为军官的杰出人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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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着战争结束，我们在战争上的观点分歧也结束了。但我能非常自豪地说，二十五年以来，这一事实从未影响过我们对彼此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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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为对这里所有三百人的评论，我应该要说说在救济委员会进行最终清算时，我创立了一个基金，目的在于帮助他们中间那些可能会在困苦年代因为厄运而遭受苦难的人渡过难关。在这一天——三十年后——除了利息这笔基金并没有其他资产的增加，但却比创立时的数目大了许多。很明显，他们都是一群自我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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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二十二章 一些家庭事务、美国外交事务以及陆军上校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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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太太自1914年10月带儿子们回到加利福尼亚之后，便将他们送入学校，由我们的斯坦福大学教授邻居看护和照料。这之后的十二月初，她就回到了伦敦。我第二次去布鲁塞尔的时候，她无惧北海海域可能会遇到的危险，陪着我一同前往。我们到达的时候，刚巧要过圣诞节。每一个慈善救济的活动，无论什么类型，她都亲自前往参与。在圣诞节当天，她前往圣居雨勒大教堂——所有苦恼、困惑、受苦的比利时人的圣殿——参加了特殊仪式。成千上百的妇女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神父那震撼人心的祷告词激励着所有听众的心，他们都渴望所爱之人能够安然无恙，都渴望自己的压抑苦闷能够得到纾解，在战争的影响下，比利时人们的心头始终笼罩着悲剧的阴霾，胡佛太太被这种心灵上的悲痛深深影响。她问了一个问题：“那些德国人真的觉得自己能够控制住一群用灵魂在抗争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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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我们的家庭活动路线和往常一样不太稳定。冬天的时候，太太决定和我一起待在英国伦敦，不回加利福尼亚州了。然后她还决定将红房子作为食物补给处对外开放，让那些来来往往需要救济的人可以随时在这里得到食物。同时，她成为了于佩恩顿建立的美国妇女医院的主要组织人之一，还承担了该医院的管理工作。在战争时期，这家美国妇女医院曾为千千万万的英国伤者提供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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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末，太太必须回家照看儿子们。在那里的几个月时间里，她和校园里的年轻人一起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像是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和一些山区野营旅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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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0月的时候，我必须到纽约了解并处理救济会在美国这边的运作情况。太太和儿子们在那里和我会合。随后，我们于11月9日一起乘船前往欧洲。我和太太两人并不想暂时中断儿子们的学业，但是在战争时代，我们不想和他们一直分开，如果让我的妻子不停地在大西洋两岸穿梭来履行她的两份工作，她会非常辛苦。战争时代，海上的船只也并不安全。无论如何，孩子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些遥远的战争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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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末至1916年初，比利时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我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在比利时的事务中，无暇他顾，甚至都无法为伦敦提供任何充足的服务——无论是作为一位工程师，还是作为一名主管人——更不要说关心美国、墨西哥、南非和俄国这些地方的矿藏了。正是如此，我在伦敦的员工们都肩负着额外的责任。在那些企业中，他们渐渐培养出许多的领导者品质，而我的美国员工们则更加游刃有余地继续处理纽约和旧金山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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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纠结我该不该完全放弃我的工程实践。要赢得一个更好的未来，工程经验是我强大的优势，我的商务联系也能助益我的事业，应该说，这是我要牺牲的最后一个对象。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我十分熟悉世界上的原料来源，作为工程师的我能够在战争中不断遇到巨大的商机。然而，我只能选择一样。因此我断绝了所有的商务联系，只保留了缅甸铅矿董事会的成员资格——我个人对这个矿藏非常感兴趣。我在其他方面的兴趣很小——工程师的费用是按照收益的百分比来计算的——因此我将这些会分散注意力的东西全部清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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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我们的家庭生活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脱了节。其中一段时间太太和孩子们留在了伦敦，而我却鲜少有时间待在那里。太太依旧承担了很多的救济会职责。她和其他美国妇女成立了一个编织工厂，让英国那些因为战争而失去物质支持的妇女能够通过工作来养活自己。她们的产品主要被分配给贫困的海员和士兵。她们还为受伤的士兵们提供康复服务，为那些士兵们的妻子提供救济服务，因为这些女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在那些已有慈善机构的救助范围之内。她们的组织有个有趣的名字——美国妇女经济救助委员会。然而，太太最伟大的一项活动就是与其他人共同创立了佩恩顿妇女医院。这家医院一直由美国人资助、管理和经营，直到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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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的儿子们则在附近的一家小规模的私立学校上学，很快他们就完全掌握了牛津那样的英文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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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德国人开始用齐柏林飞艇向伦敦投射炸弹了。一天晚上，在一次突袭中，一个炮弹降落在我们周围，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太太赶紧往孩子们的房间跑去，想将他们从床上拉起来，赶往地下室避难，但是，床上空空如也。我们焦急地在整间屋子里搜寻，从阁楼到地下室一遍一遍地找，都找不到我们的孩子。突然我想起来，他们这两个顽皮的孩子偶尔会搭一个爬梯从阁楼的天窗爬到屋顶。我推开阁楼的天窗，就发现他们正平静地观察着四处搜寻的探照灯和正在战斗的飞艇。我和妻子决定加入他们一起观察四周，我们看见一架齐柏林飞艇在伦敦北部坠落，火花满天。我们在心中记下了那个方向和大致位置，等天一亮，我们就开车前去搜寻飞艇的残骸。在一位友善的警察的帮助下，两个孩子都得到了齐柏林飞艇珍贵的残骸部分，他们高兴地带着这些纪念品回家了。几年以来，尽管这些物件跟我们家里的其他物品不太搭配，我们还是一直保留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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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样的原因，以及我不得不花三分之二的时间待在欧洲大陆上处理事务的现实，还有我们希望孩子们逐渐改掉他们的牛津口音并深刻领会美国生活方式的愿望，太太决定带着他们离开伦敦，回到加利福尼亚。当她离开红房子，准备前往火车站的时候，我们有点伤感地说，也许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这座房子了——事实的确如此。整间屋子，包括它那个古雅有趣的花园，地处一个伟大城市的中央，它凝聚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情感，许许多多快乐的会议，还有许许多多令人兴奋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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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拜访者，就像爱德华·M．豪斯上校，他每年都是我们的座上宾。他常常代表威尔逊总统访问欧洲，还常和我待上好一段时间。我对他来说，有点像是军队里面的警戒哨兵。事实上，几乎没有几个美国人像我一样，常常从一条战线移到另一条战线，还和那些高级的官员有频繁的联系。尽管我的工作需要我忽略军事事务，但我不可能完全对运作中的政治力量装聋作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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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以来，威尔逊总统就一直想要找到一个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依据和理由。因此，我经常向豪斯上校提供相关的备忘录和其他信息，以期发现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这些信息与我当时的笔记整合起来，可以总结为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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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豪斯上校完全不了解英国的政治情况，也不了解战争中四处征战的军队。威尔逊总统和上校两人都生活在远离地表的平流层，因此他们对地面上发生着的战争知之甚少。他们想要通过谈判协商来促成和平，但他们只知道说些类似“无苦痛的和平”“国家的解放”“公正的和平”的伟大词句，看似大义凛然，实则没有意义。他们推崇某种“国家之间的联合”以保持永久的和平。很明显，他们并没有想到，欧洲并不害怕血流成河的战场，也没有想到，欧洲真正应该意识到的是，它正处在悬崖的边缘，准确来说，是欧洲的文化正悬在深渊之上，要如何保存这些珍贵的人文文化才是欧洲真正面临的难题。威尔逊总统和豪斯上校似乎认为，国家的领导人私下里可能明白这场战争最终将会成为一场僵局，既然终会如此，为什么现在不终止它呢？但这些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残酷的现实是，战争双方的国家领导人并不认为这场战争会成为一个僵局，他们急切地想要胜利。他们渴望拥有统治世界的能力和新的疆域领土。每个国家的群众们都相信，他们的战争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园，他们必须战胜和报复如狼似虎的敌人，让敌人完全补偿他们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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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威尔逊总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似乎并没有认清现实——欧洲的军队是由不同民族人民组成的，他们之间差异极大，但他们组成的军队提炼了所有民族的风俗和文化，更集合了这些民族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危险、野心、委屈、恐惧和憎恨。这场战争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整个欧洲几百年传承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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