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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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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联合政府支付这些食品物资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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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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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出口商品来交换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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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停战协定，在道德上和常识上，我们最直接的第一步应该是允许德国立即进口食品，并出口染料和碳酸钾这类的物品。这类物品的出口对协约国的贸易是没有竞争压力的。我指出，如果盟军政府继续实施这样的拖延政策，迟早德国就会发生暴动，那么随着食物购买的延后，德国可能不得不用黄金来支付供应品的价格，而这样一来，协约国收到的赔偿就会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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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欧洲之后，派遣了凯洛格博士、泰勒博士和赖安上校到德国报告。前两位先生不仅是食品方面的专家，在战时处理比利时救济会的工作时他们还常常待在德国。而赖安上校对公共现象更是有敏锐的观察力。他们都会说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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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向我报告，停战之后德国的食物短缺情况远比战时要严重得多。政府的干扰和分解妨碍了物资的运输。目前的政府还很脆弱，无法让农场主停止囤积食物，也无法制止贩卖食物给富人的非法贸易。人们的口粮配给量正在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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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报告说，孩子们的死亡率已经上升了30％，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的死亡率上升了33％。三分之一的孩子都因为营养不良而身患疾病。而我们最擅长的恰恰就是对儿童的救济——战时在比利时高效的食物供应控制就是最好的例子，比利时的儿童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泰勒博士和凯洛格博士还报告说，所有工作人口的体重都低于正常水平；被遣散的军队士兵们到处抢劫农场主，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罪行；停战时期，工业几乎是停顿的，失业率非常高。中欧和东欧的整个区域，铁路的载荷下降到正常水平的40％，只有40％！这些国家都缺乏煤炭，原材料也已经消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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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报告说，德国的自由主义政府每况愈下，它一边面临着军事革命的危机，另一边共产主义者正在不断利用那些饥饿民众的情绪。共产主义者一直试图把握对政府的控制。在大约六个城市里，埃伯特先生和他的支持者最终用机关枪解决了这些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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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威尔逊总统抵达巴黎。几天后，我给他发了一封简报，大致描述了德国危险的政治局势，并催促他立即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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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六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的讨论还是毫无结果。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孤身一人在和食物运输封锁斗争。但是万斯·麦考密克先生，我们战争贸易委员会的主席，现在也抵达了欧洲，他勇敢地捍卫我们的政策，是我们英勇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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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我听说我们曾在22日打开的一扇小门又被“砰”地一声关掉了。我随即召集巴黎不同经济组织中的主要美国成员开会。会议目的在于就如何反抗持续的运输封锁达成一致的意见。塔斯克·布利斯将军是当时美国和平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因为无法出席会议，于第二天给我寄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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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会冒犯某些统治阶级，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以善意的名义要求他们解除对中部力量的运输封锁，我们或许可以团结全世界的情感力量。以共同的人道主义的名义，我建议我们向总统提出强烈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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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到了美国人的总体赞同，向总统抛出了这一问题。他要求我就此事给他再写一封简报。1月1日，我发去了这封简报，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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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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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来说，继续在敌军区域实施食物运输封锁已经不再有任何军事或海军价值。继续保留封锁的确有其政治价值——有助于盟军政府正确处理根本的政治问题。但是目前看来，封锁的影响主要适用于经济方面……而目前残酷的封锁行径可能会完全破坏其政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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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先生用手写的回信赞同我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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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赞同你们的这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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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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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豪斯上校的简报中，我又一次讨论了行动方案的选择，并建议对运输封锁进行有限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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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最高封锁委员会、联合财政委员会、船只运输管理局、部长委员会、最高供给与救济委员会、最高经济委员会、最高战争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都充满了麦考密克先生和我的争论声，我们都试图让他们采取一些行动。但尽管我们费尽心思地到处争论，我们还是毫无进展，只能不断敲开一个又一个委员会的大门。我们受到的阻碍主要还是来自上头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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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终说服威尔逊总统在“四大领导”的一次会议中提出这整个问题。我们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日期是1月13日。我坐在威尔逊总统右后方的一张小椅子上。万斯先生坐在威尔逊总统的左后方。为了达成胜利，我们只能把脑袋磨尖了往前挤。我们的头前前后后、来来回回，合成了整场辩论。而我们的委托人丝毫不知道这些简单问题背后的技巧和巨大的阴谋诡计。因此，我们的路途并不顺利。总统先生强烈地向其他几位领导人阐释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也成功得到了他们对这一原则的一致认可——德国人应该得到食物，如果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用黄金和出口有限数量的物资来换取这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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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至少我们已经打开了封锁的一扇门。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盟军政府封锁委员会拒绝下达必要的命令。英国海军依然不允许船只进入德国。占领军依然不允许我们运送供应品穿越边境。柏林的盟军委员会依然不允许德国人将黄金运送给我们。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每一天我们都被各种各样的借口驱走，从一个委员会跑到另一个委员会，最终还是毫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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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2月1日，威尔逊总统同意再一次向“四大领导”提出这整个问题。他要求我再提供一份简报，恢复他对我们过去争论的记忆。我的简报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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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2月4日，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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