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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政治家们很快就明确地显示出这样的态度。一般而言，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在战争中占有了小小的一席之地；美国人民其实根本没有承受与盟军相当的流血牺牲；美国人真是一群蠢蛋，对盟军坦白的宣传总是容易趋同；威尔逊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幻想家，完全与欧洲现实不协调。赢得这场战争后他们就打算分享战利品。他们正准备建立与德国或者其他联合体相抗衡的欧洲政权，想一劳永逸地控制整个世界。他们的目的便是以权势保护他们自己或他们帝国的利益，远不像拯救人类那样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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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国家因战争所致的贫困被迫去寻找每一个经济利益点，每一片可利用的土地都将带给他们的人民一些安慰，他们认为可以在美国之外的地方取得进一步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继续着嘴上功夫和无尽的奉承。他们设定了各种各样的行动计划，打定主意要回避美国愚蠢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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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些观点，我建议他阅读接下来的有关欧洲救济与重建工作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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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中从我们与那些人长期相处的经验中给出的那些警告态度，和他们民族错综复杂的目的和需求并没有能够被我们的美国同事很好地接受。但没有人能够对和平议会的记录详细地考察或研究随后对劳合·乔治先生、巴尔弗、丘吉尔、克莱蒙梭、奥兰多或者其他人的报道，或者回顾政府当时在和平之后的行动，同时并没有对这一切找到足够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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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求证以上所有盟国政府的态度，我们将引用那些绅士政客们自己的一些话：劳合·乔治先生在他的《战争回忆录》（War Memoirs）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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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这个声明，随后组成了停战和和平会议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声称，除了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协约国各国无法达成一致——主要是有关海洋自由的条款——协约国各国接受“十四点”作为缔造和平的原则——尽管我们从未正式接受它们，它们也不能算作盟国官方政策的一部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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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威尔逊的“十四条”，它们可能是或者绝大部分是与我们所渴望的条款相一致的，但他们却在模糊的理想主义语言中，在没有实际的申请并可能导致多种解释的情况下到处用言语表达。要德国对以上“十四点”为基础来协商准备就绪。那些对德国来讲是不够充分的。除非我们一直处于一种坚持让他们接受我们对这本神圣的教材的注解的姿态。劳合·乔治先生在他的《和会回忆录》（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3)中说，紧跟了他的步伐，就像一条看门老狗睁大眼睛瞪着一条闯入自己农院的奇怪而不受欢迎的狗一样，而他的意向则更多的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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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认为，一开始这位理想主义总统把他自己视为一个传教士。一个能将欧洲贫困异教徒从与生俱来的虚假与暴躁地对上帝的崇拜中拯救出来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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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善于以一些简单而基本的事实开始他的论述，他认为权利比强权更重要，公平比武力更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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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因此对布道组，对他们的传道失去了耐心。那些布道都是一些充满残遗的关于他们已经奋斗了好几年来证明的事物的句子。而总统却来宣布他因太自豪而不屑于为他们奋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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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所遇到的最愚蠢的混合物。他是一个高贵的空想家，一个难以沟通的不审慎的虔诚信徒。一个兴奋过头的理想主义者，以及一个深怀琐碎个人敌意的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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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弗先生要求代表团好好记住这个“十四条”是怎样被接受的，首相先生突然发现他自己正面临着这“十四条”，并且那时时间太短以致没有时间讨论它们（十一个月花在了里面）。是否应当有一个停战期，事实上是毫无疑问的。时间才是本质问题。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十四条”。他们在其中做了些修改，还增补了些结束语。他认为如果“十四条”被从法律的角度加以实施，那么很可能出现很尴尬的情况。只需把“十四条”读出来则可知将“十四条”严格地以法律相行是行不通的。例如，有一条是与俄国相关的，有了它所有的盟国都需保证他们自己欢迎俄国进入自由国家联盟。并给予它可能所需要的和希望的任何形式的协助。逐字地解释那些文字并由他们形成一个公约是不可能的。与意大利相关的条目便又提供了一个例证。条约规定意大利边界的调整应当受到其可辨认的国界的影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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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观点则更为明确。他在停战后的一次英国内阁会议中，也就是在1918年的十月底，考虑了“二十五条”和平原则。来自劳合·乔治先生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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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先生）认为唯一的实质便是引导美国让我们脱离曾与他们的债务关系，并归还我们曾给他的金条和纸币。在如此理解之上，我们应当对盟国成员做同样的事，就像我们对待先前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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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威尔逊总统对那些已做好了准备，我们还可能赞同他的意见……而对于剩下的，我们应当有礼有节地坚持我们的基本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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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书——《余波》中，丘吉尔先生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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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那些极为重要的战争目标的支持（“十四条”）涉及了他结束了抗德战争，这些对盟国来讲是极为可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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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过水域的美国商船队载着一个人，他不仅经历了欧洲的道德耻辱，还创造了一种为政治敌人所接受的拯救世界的形式。而那些政敌却是他新近所冒犯的。在其身前，放置着巴黎下流的铁丝网，在其身后，是议会愠怒的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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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威尔逊先生只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或仅是一个参与会议的政客，他或许已经成功了。他试图同时扮演这两个角色便是他计划破灭的原因。他在欧洲所发起的宏大的慈善事业，仅在他自己国家的海滨地区便骤然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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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威尔逊）并不希望与欧洲盟国有一个快速的轮转，他不希望在同一张桌子上遇见自己的领导人。他眼看着自己在一个世界峰会的延长期里抑制盟国成员，责骂德国，并最终为人类给出了法律。他相信他有能力超越人们本国的政府对人民和议会做出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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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会议上——在欧洲人的眼里——威尔逊总统寻求在打破平衡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这关乎他的国家已经贡献和计划贡献的欧洲事务……他寻求着使世界屈服——毫无疑问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从他个人的观点出发……如果威尔逊总统一开始就让他自己同劳合·乔治、克莱蒙梭寻找共同理由，这三巨头的所有力量，在统治地位民族的领导人便有可能参与到这全体出行的可以全范围覆盖欧洲惨景的慈善事业的权力机构中。他消耗着他自己的力量，加剧在既得利益范围内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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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先生在他的《和平会议纪要》里说明了一个不列颠内阁和主权国家首相在停战后，和会之前的一个会议。休斯先生（驻巴黎澳大利亚代表团代表）说（源于劳合·乔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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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曾经的我们不是万分谨慎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很不必要地被拖在威尔逊总统的二轮战车后面。他准备好了承认美国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并不至于在机构中使和平问题的处理和制定未来世界所赖以依存的条款上都将威尔逊总统奉为上帝。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做出任何的经济牺牲，他们甚至没有消耗掉在战争开始两年半以来所谋取的利益。从人员上讲，他们的牺牲甚至比不上澳大利亚。美国既没有给予物质上的，也没有给予道德上的援助。但却给予了它先于法国到来的权利。他希望做出如此巨大牺牲的大不列颠王国和法国能捍卫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不要让他们的未来被一个不能为自己国家维护主权的人所决定。劳合·乔治先生获得了来自他乡下同乡的压倒性选票……他和克莱蒙梭总理可以随他们喜欢地解决世界和平问题。他们可以给予美国敬重，而这份敬重源于一个伟大的民族进入一场战争相对较晚却能有如此大的好处，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然而对威尔逊总统而言却是向我们讲述这世界是如何被统治的，如果文明的拯救依赖的是美利坚合众国，那么今天所呈现的便满是眼泪和锁链。当提及国联，休斯先生认为：一个国联的持久和时代的大动荡是否会成为英帝国一样的事物，在历史团体和现实需要的一致性上遭到陷害。然而，威尔逊总统却根本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也没有能够承受住考验的建议书。国联对于他正如玩具对于一个小孩。——得不到它，他是不会高兴的。他曾想过回美国，就当他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那么其他所有事情就都可以留到国联去完成了……至于澳大利亚，休斯先生很想知道澳大利亚基于他的牺牲想获得什么，当他获得了他所想要的……赔款和补偿，然后他便对移交其他问题给国联毫无异议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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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大会结束工作之前，我们都不应当把我们自己交托给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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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先生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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