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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一部 家乡: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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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一章 上校和他注定失败的事业 1899—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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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发现拉丁美洲已经五百年,然而对于此处的居民而言,拉丁美洲似乎令他们非常的失望,仿佛它的命运已经被哥伦布这位“伟大的船长”所决定,他误打误撞地发现了新大陆,误名为“印度”,在16世纪初苦涩而幻灭地死去。又甚或拉丁美洲的命运是由“伟大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所决定,他在19世纪初结束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却因为新近解放地区不团结,苦涩地认为“起而革命的人乘风破浪”,最后绝望地死去。更接近近代的是切·格瓦拉,他是20世纪最浪漫的革命象征,于1967年在玻利维亚牺牲,这一切只是更加肯定了一个想法:拉丁美洲仍是未知的大陆,仍然是属于未来的土地,是浮夸梦想和悲惨失败的家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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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格瓦拉的名字闻名世界之前,在一个哥伦比亚的小镇上,一个小男孩儿就听着他的外公讲述持续了一千日的战争。20世纪初,以波士顿为总部的联合水果公司选择在此种植香蕉时,历史也曾有过短暂的闪光。故事结束时,这个小男孩儿也经历了战败者苦涩的孤独、过去年代的光荣传说,以及如鬼魅般英雄和恶棍的故事。这些故事让小男孩儿知道,正义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正义并不总是代表胜利,故事中占据许多男女心思的理想也许会失败,甚至从地球上消失。除非他们忍受存活下来的回忆,并活下来诉说这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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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班牙独立七十年后的19世纪末,共和体制的哥伦比亚只有不到五百万的人口,但掌控它的是也许仅有三千人的大农场地主精英,大部分是政治人物和商人,也有许多律师、作家或文法学家,这也就是首都波哥大为何被称为“南美洲的雅典”之故。19世纪有超过二十起全国性和地方性战争使哥伦比亚遭受重创,其中,“千日战争”是最后一场,也是最惨烈的一战,由自由党对抗保守党,中央派对抗联邦派,布尔乔亚对抗地主,首都对抗地区。在大多数的其他国家,19世纪由自由党或其相似政党赢得历史地位,然而在哥伦比亚,保守党至20世纪30年代仍然保持优势,自由党于1930年到1946年之间短暂地居于主导地位,但保守党于1946年再度执政,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仍势力庞大。在20世纪末期,哥伦比亚的大选仍由传统的自由党和传统的保守党竞争,没有其他党派占有一席之地。[2]此现象的确无出其右,但终于在过去十年间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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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名为“千日战争”,这场冲突其实在开始前就已经结束。保守党政府占尽资源优势,自由党只能仰赖他们虽然能启发人心,但却无能的领袖拉法耶·乌里韦·乌利贝的古怪行径。然而,这场战争仍然拖了将近三年,战况越来越惨烈,越来越苦涩,越来越徒劳。从1900年10月,两方阵营都不再押解战俘;双方宣布“死亡之战”,哥伦比亚至今仍然与这灰暗的含义共存。此战役于1920年11月结束时,整个国家已经民不聊生,百业萧条,即将永远失去巴拿马省,也许有十万名哥伦比亚人遭到屠杀,双方冲突导致结下的仇恨与报复延续了数十年。这使得哥伦比亚成为一个奇特的国家,两个主要政党曾经互为死对头将近两个世纪之久,却在此策略性地结合,确保人民永远无法抒发真正的民意。在20世纪的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变或是独裁政权比哥伦比亚少,然而,哥伦比亚人为这看似安定的政权所付出的代价,却高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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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日战争”的触角深入全国各地,但重心逐渐往北转向大西洋沿岸地区。一方面,身为政府首都的波哥大全然没有受到自由党反动分子的威胁;另一方面,自由党的领袖经常接受命令到邻近富有同情心的国家或美国避难,并为下一轮的冲突筹募基金购买武器时,他们的阵线不可避免地往海岸线败退。此时,北方三分之一的地区称为海岸区,居民则称为“岸边人”,此处包括两个主要地区:西边的玻利瓦尔,首府为卡塔赫纳港,以及东边的马格达莱纳,首府为圣玛尔塔港,隐身于伟大的内华达山脉之下。内华达山脉两侧的大城包括东边的圣玛尔塔以及西边的里奥阿查,其间所有的城镇,山脉四周的运输道路遍及的谢纳加、阿拉卡塔卡、乌帕尔山谷、新庄、圣胡安、丰瑟卡以及巴兰卡斯等,这些城镇在战争中换手多次,为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和最大的两个儿子(私生的何塞·马利亚·韦德伯朗奎兹和卡洛斯·阿贝尔托·韦德伯朗奎兹)提供剥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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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初的某一段时间,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和特兰基利娜·伊瓜兰带着两个孩子,胡安·迪奥斯和玛格丽妲搬到哥伦比亚瓜希拉地区的小镇巴兰卡斯。他们在妥土莫街租了一栋房子,距离广场只有几步路,如今这栋房子仍然存在。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开了一家珠宝店,出售自己打造的作品——项链、戒指、手镯、链子,以及他所专长的小金鱼。这看来安定而又营利的生意使他成为社区里受人尊敬的对象,他有一名年轻学徒欧亨尼欧·里欧斯,后来成为他的合伙人,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待他几乎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把他从玻利瓦尔的卡门带到里奥阿查之后,曾经一起共事。里欧斯是尼古拉斯的表妹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梅西亚同母异父的哥哥,尼古拉斯和表妹一起在卡门长大,后来带着她一起去阿拉卡塔卡。“千日战争”开始时,三十五岁的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已经在自由党历经多年苦涩的挣扎,年纪已不适合冒险。况且,他已经在巴兰卡斯为自己建立了舒适、富有而满意的生活,很乐意累积财富。不过,他还是加入了乌里韦·乌利贝的军队,在瓜希拉、帕迪拉和马格达莱纳省打仗,有证据显示他参与得比别人更久、更认真。身为司令官,他从一开始就参与战役,也参与自由党军队占领家乡里奥阿查,在1920年10月冲突结束时,他都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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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8月底,如今乌里韦·乌利贝经常不定时地公开露面,刚刚得到增援的自由党军队接受他的指挥,从里奥阿查向西朝山脉前进,于9月5日抵达已知为自由党要塞的小村阿拉卡塔卡。在此处,乌里韦·乌利贝会同克罗多米罗·卡斯堤欧、何塞·罗萨里奥·杜兰将军以及其他军官会谈了两天,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名列其中。在阿拉卡塔卡,他们做出了再度奋战这一命运性的决定,结果导致谢纳加一役灾难性的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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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韦于1902年10月14日清晨朝谢纳加推进,政府军的战舰一从海上开炮,自由党便处于劣势。乌里韦·乌利贝在他的骡子上被射伤,好几颗子弹打中他的外套,却奇迹般没有打进身体(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一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对此事也许会愤怒地说:“这些野蛮人以为我有几套制服可以换!”(野蛮人是自由党给保守党的封号)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年少的儿子卡洛斯·阿贝尔托英雄式战死,而担任保守党军队卡拉祖阿师第四号主帅的哥哥何塞·马利亚则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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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受到卡洛斯·阿贝尔托之死的冲击,何塞·马利亚骑着骡子离开谢纳加,朝着被击溃的自由党营地而去。他的父亲身处自由党阵营,正在疗养伤口。何塞·马利亚带来保守党的和平协议,他骑的骡子接近溃败的自由党时,被一群先遣部队拦截,他被蒙住眼睛、骑着骡子将保守党的和平条件递交给乌里韦·乌利贝。在这样历史性的一刻,十九岁的非婚生子与其反叛军的父亲之间笼罩着年轻儿子的死亡阴影,他们之间有什么交流,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乌里韦·乌利贝和他的高阶军官讨论保守党的提议之后,决定接受。年轻的信差骑着骡子回到谢纳加,很晚才抵达火车站,兴奋的群众在此处兴高采烈地迎接他和这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十天后,1902年10月24日,带着旗下的高阶军官,保守党领袖和乌里韦·乌利贝在离谢纳加不远处名为“尼兰地”的香蕉园会面,签署和平协议。难以掩盖的是苦涩的真相:自由党遭到空前的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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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年末,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回到巴兰卡斯和妻子特兰基利娜的身边,恢复旧日生活。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路易莎·圣蒂雅嘉于1905年出生,生活似乎恢复正常。[3]然而1908年时,尼古拉斯参与一项暴力事件,此事永远地改变了他家族的命运,他亦被迫离开巴兰卡斯。八十五年后,我于1993年经过巴兰卡斯时,大家都还记得这个故事。不幸的是,每个人的版本都不同。不过,没有人否认以下的事实:事件发生于1908年10月19日星期一,一个雨天的下午,大约五点钟,这一天是长达一周的毕拉圣母节的最后一天,游行队伍举着她的照片向几条街外的教堂而去。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是当地的政治人物、地主、银匠,也是顾家男人,当时四十多岁的他,开枪杀死了一位叫梅达多的年轻人,他是朋友兼军队同行法兰西斯科·罗梅若将军的外甥。另一件没有人会否认的事是,尼古拉斯很“受女性欢迎”,或者更直率地说,他是个风流坯子。对于某些读者而言,这样的特质也许和他在邻居中受尊敬有所冲突,然而在这样的社会里,至少有两种声誉是男人沾沾自喜的:其一是他的“好名声”,传统上受人尊敬,总是混杂着恐惧,知道如何以此对付别人;其二是“唐璜”或“男子汉”,其他人很乐意为他传播这样的名声,通常也在本人的默许之下。而秘诀在于确保这两种名声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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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的第一个版本和接下来的版本同样有说服力。费雷蒙·艾斯特拉达正是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出生,如今已经全盲,但由他说来,这个久远的故事却残留着其他人所无法传达的生动。费雷蒙说,当时已经有数名非婚生子女的尼古拉斯诱惑老朋友罗梅若将军的妹妹梅达达·罗梅若,并在广场上喝酒时夸耀。有很多流言蜚语流传着,大部分是针对梅达达,有些和特兰基利娜有关。梅达达对她的儿子说,“我的儿子,你一定要用血把这个中伤人的嘴巴洗干净,没有其他的方法。如果你不去解决,我会帮你穿裤子,你可以帮我穿裙子!”梅达多是个优秀的射击手,在战争中和尼古拉斯并肩作战,如今住在附近的马铃薯田里。他不断地公开挑战、侮辱他的前任指挥官,而他的指挥官也很认真地面对这个警告,等待着年轻人的出现。庆典的那一天,梅达多穿着白色斜纹呢雨衣骑马进城,走一条(如今已经不存在的)小巷抄近路。下马时,他一手拿着一株草,另一手拿着朝圣者点燃的蜡烛。尼古拉斯说:“梅达多,你有带武器了吗?”梅达多说:“没有。”“那么,记住我以前告诉过你的。”——尼古拉斯开了枪,有人说是两枪。住在巷子里的一个老太太出来说:“所以,你终于把他杀了。”“正义的子弹战胜了力量。”尼古拉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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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盲眼的费雷蒙说,“老尼古拉斯·马尔克斯骑马到街尾,跳过水坑,一手拿着他的枪,一手拿着雨伞,找朋友罗伦索·索拉诺·高梅兹陪他去自首。他被关进监狱,但后来他聪明的律师儿子何塞·马利亚·韦德伯朗奎兹设法让他出狱;由于梅达多是非婚生子,不确定他是姓帕伽科还是罗梅若,因此,韦德伯朗奎兹认为被害人的身份并不清楚。你知道,这是技术问题,韦德伯朗奎兹就是这么让他免于受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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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清楚地莫过于尼古拉斯的合伙人欧亨尼欧的女儿安娜·里欧斯,她当然比其他人有更好的理由知道,她告诉我,特兰基利娜和整件惨剧有着密切的关联。[4]她回忆特兰基利娜非常的嫉妒,而她当然也有很好的理由去嫉妒,因为尼古拉斯总是背着她偷腥。梅达达是寡妇,小镇居民对寡妇总是有很多流言蜚语,大家都谣传她经常扮演尼古拉斯的情妇,特兰基利娜因此开始沉迷于这样的可能性。也许因为梅达达来自更高的社会阶层,因而比他其他的战利品更加危险。据说,特兰基利娜曾经问过女巫的意见,从河边带回河水清洗门槛,在房子四周洒柠檬水。然后,据说有一天她上街大叫: “梅达达家失火了!失火了!失火了!”她付钱给等在圣何塞教堂钟塔的小男孩儿敲钟报警,很快,尼古拉斯就被撞见在光天化日之下偷偷跑出梅达达的房子(他的将军朋友应该是出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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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笔录给有关当局时,尼古拉斯·马尔克斯被问到自己是否承认杀了梅达多·罗梅若·帕伽科,他说:“是的,如果他活过来,我会再杀一次。”保守党市长决定保护尼古拉斯,派部下去领取梅达多的尸体。他被放在雨中,面朝下双手反绑之后才放在车上运走。大多数的人都接受这场冲突是由梅达多起头,发生这种事是他“自找的”。即使如此,仅有的事实似乎显示是尼古拉斯选择了最后一场表演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并没有足够的资料能解释他行为的合理性,或是该受到多少谴责,但非常清楚的是,这件事毫无英雄气概;尼古拉斯并不是什么呆坐的农夫,而是有经验的退伍军人,他偷袭杀死的是自己的军队下属,也比他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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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兰卡斯有许多人将此看成是宿命,这种事的西班牙文是“不幸”,比较接近厄运而非羞辱。据说,梅达多的许多家人都同情上校的不幸,不过,还是有谈论到私刑处死和暴动的恐惧,因此,尼古拉斯一被释放出来就有武装警卫把他送回家乡里奥阿查。不过,连那里都不安全,因此又送到圣玛尔塔的监狱[5],位于内华达山脉的另一边。看来似乎是特兰基利娜颇具影响力的亲戚设法让刑期减为在圣玛尔塔服刑一年,第二年以“城市作为监狱”。特兰基利娜、孩子们和其他家人在几个月后随他而去,有些人说他用自己工艺品卖的钱换得释放,他在监狱将他做的珠宝、小金鱼、蝴蝶和圣餐杯出售,以贿赂出狱。尚没有人发现和这案子有关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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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从来没有面对这个事件完整的意义,只流传经过“消毒”的版本。根据这个版本,在某个阶段谣传梅达达本来就不是省油的灯,她又在“给本地男子些好处”。在广场喝酒的时候,尼古拉斯的一个朋友评论这个流言,尼古拉斯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而梅达达听到这故事的方式则显示尼古拉斯才是散播流言的源头,因而要求她的儿子捍卫她的名声。后来,路易莎常常回忆到,暗示没有提到的这一段时,特兰基利娜说: “都是为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在这个版本中,枪战由“双方”参与,死的那个死有余辜,杀人犯成了这场谋杀“真正的受害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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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百年孤独》成功之后(相比于其他家人,加西亚·马尔克斯书中对这场谋杀的版本美化程度较少),略萨问作者书中的主角是他童年的哪些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是我外公。不过,请注意他是我在书里后来找到的绅士。他很年轻的时候不得已杀过人,住在小镇上,似乎有人一直找他麻烦,挑衅他,他没有多加注意,直到处境变得很困难,他只好给对方一颗子弹。小镇居民似乎对他的作为抱以相同的意见,因此死者的一个兄弟那天晚上睡在门口,在我外公的房门外,以防死者的家人来报复。我外公因为无法忍受小镇上对他所存在的威胁,动身起程离开了此处,也就是说,他不只是去别的地方,他和家人去了很远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城镇。是的,他离开建立新的城镇,但我对外公记忆最深的是,他总是对我说‘你知道死人的重量吗?’”[7]在那之后的许多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我说:“我不知道外公为什么惹上那些事,又为什么要发生这种事,但那是战后很艰难的时期,我仍然相信他是不得不这么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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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只是巧合,然而,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里,10月总是最抑郁的月份,邪恶预兆的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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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羞愧地离开巴兰卡斯,随后的行踪围绕着一股神秘气息。[9]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路易莎所说的版本则因对象而有所不同[10],她告诉我,尼古拉斯被转到圣玛尔塔监狱的几个月后,她和特兰基利娜从里奥阿查坐船到圣玛尔塔(路易莎只有四岁),他在一年后被释放,这家人搬到附近的谢纳加住了一年,于1910年抵达阿拉卡塔卡,这成了官方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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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谢纳加的居民坚持尼古拉斯一家人从1910年到1913年在那里住了三年,到1913年才搬到阿拉卡塔卡。[11]也许,尼古拉斯以谢纳加为基地,在邻近的地区寻找新的机会,若果真如此,他也许在阿拉卡塔卡这个主要为自由党的城镇开始发展政治和商业的兴趣,然后才把家人迁到那里。另一个可能性是,无论他为了什么理由留在谢纳加,无论是一年或三年,事实是,住在谢纳加的是伊莎贝尔·卢伊兹。尼古拉斯于1885年在巴拿马认识她,大约是他和特兰基利娜结婚之时,她则在1886年生下他的女儿玛丽亚·葛列高利亚·卢伊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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