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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评论家说，小凯斯的股份在哥伦比亚相当于“海盗的特许状”。[26]1920年中期时，香蕉区是全世界第三大香蕉输出地，每年在圣玛尔塔港口离开联合水果公司的香蕉超过一千串，其铁路网从圣玛尔塔延伸六十英里到丰达西翁，其间有三十二个车站。联合水果公司几乎垄断所有土地、灌溉系统、输出海港，输出至圣玛尔塔，横跨大沼泽，也几乎垄断电报系统、水泥制造、肉类和其他食物，还有电话与冰块。[27]由于联合水果公司拥有香蕉园和铁路，实际上控制了区内的九个城镇，并间接控制了当地警方、政治人物以及媒体。[28]属于联合水果公司的最大农场之一名为马孔多，位于瓜卡玛雅尔区塞维利亚河畔一百三十五英亩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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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治上仍属保守派，但圣玛尔塔的指挥高层、统治阶层已和纽约、伦敦、巴黎有来往，文化素养较高。然而，如今联合水果公司的白色舰队每天都为众人带来与美国、欧洲和加勒比海其他地区的接触。同时，来自世界各地、哥伦比亚两地区的移民，包括瓜希拉半岛以及从前奴隶逃奔至此的玻利瓦尔地区，他们来到此地在香蕉园工作，或是做小生意，为农场和工人提供服务。工匠、商人、船夫、妓女、洗衣女工、音乐家、酒保都出现了。吉卜赛人也来来去去，不过在那个年代，几乎香蕉区所有的居民实际上都是吉卜赛人。日渐成长的社区开始与国际市场接轨、引进新产品，戏院每周播放两三部电影，蒙哥马利·华德百货公司的目录、桂格麦片、曼秀雷敦、代替发酵粉的安诺水果盆、高露洁牙膏等，当时许多在纽约和伦敦找得到的东西这里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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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阿拉卡塔卡的人口只有几百人分散在乡间河畔。到了1913年增加到三千人，在那之后，人口于20世纪20年代末遽增至约一万人。这里是此地区最炎热也最潮湿之处，也是香蕉产量最大的地区，每天工人都非常的辛劳，因为对于大部分的人而言，在阿拉卡塔卡的温度下，即使坐着或躺着都很不舒服。到了1910年，上校开始带着家人搬到此处之时，铁路已经一度从圣玛尔塔经由谢纳加、阿拉卡塔卡通到丰达西翁，这也是此地区最边界的一站。香蕉园种在铁路两旁，延伸将近六十英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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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卡塔卡是繁华的城镇，也带有这样的氛围。星期天有彩票开奖，乐队在大广场演奏。首次于1915年举办的阿拉卡塔卡嘉年华会特别吸引人，每年广场上满是临时搭起的酒馆、摊位、舞池，商人、治疗师、药草师各色人等出场，女性穿着外国风情的服装、戴着面具，当地男子穿着卡其裤和蓝色衬衫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融入一阵雪茄烟雾、朗姆酒和汗水之中，由谢纳加沼泽吹来的盐味微风散播着气味。据说在那样的黄金岁月里，几乎每样东西都可以出售；不只是世界各地的消费品，还有舞伴、选票与魔鬼的契约。[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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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最兴盛的时期，这个小镇的大小也不过只有每个方向约十条街道的面积。如果不是这么可怕的温度，任何稍微健康的人都可以在二十分钟之内从一头走到另一头。镇上只有几辆车子。联合水果公司的办公室就在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家的正对面，靠近他委内瑞拉朋友阿夫列多·巴尔波萨医生的药店。铁路的另一侧是另一个社区，亦即美国公司的行政营地，旁边的乡间俱乐部有休闲草坪、网球场、游泳池，在这里可以见到“美丽慵懒的女性穿着印花布洋装、戴着宽边薄纱帽，在花园里用金色剪刀剪着花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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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蕉园的时代，阿拉卡塔卡这个地方对于上帝或法律仅有有限的尊敬。为了回应当地居民，圣玛尔塔的教区从里奥阿查派驻了第一位神父佩德罗·艾斯毕霍来到阿拉卡塔卡，他以兼职方式运作，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推动教区教堂的兴建[31]，某一天弥撒时，以能让人浮在空中而闻名的也是他。他成为马尔克斯·伊瓜兰家族亲近的朋友，每到阿拉卡塔卡时就住宿在他们家。如今许多年之后，旧宅所在的街道仍称为“艾斯毕霍先生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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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年底，阿拉卡塔卡的黄金时代以暴力的方式结束。联合水果公司需要劳工建造铁路、灌溉运河、清理土地、种树、收获水果、把货物装上火车和船，并把香蕉运走。一开始，公司很容易分隔、统治工人；不过，工人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组织成工会，并于1928年11月提出一连串要求，包括加薪、减少工作时数、更好的工作环境，但管理阶层拒绝了这些要求。1928年11月12日，香蕉区的三万名工人宣布罢工，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婴儿，只有二十个月大。罢工的工人在同一天进驻香蕉园。执政的保守党总统米盖尔·阿瓦迪亚·门德斯回应的方式是在第二天派卡洛斯·科特斯·巴尔加斯将军来到这个地区领导平民和军队，随他前往的还有来自高地的一千八百名士兵。科特斯·巴尔加斯将军到达圣玛尔塔时，他和手下军官受到联合水果公司管理阶层的盛情款待，士兵住在联合水果公司分散四处的营房和仓库里。据说，联合水果公司高层为军官举办放荡的宴会，当地的妇女被欺负且受到侮辱，妓女亦一丝不挂地骑在军队的马匹上，并在公司的灌溉沟渠里赤身裸体地洗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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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2月5日清晨，三千名工人抵达谢纳加，占领广场，因为控制谢纳加就是控制了整个地区的铁路通信。谢纳加和阿拉卡塔卡是此地区最强烈支持罢工的城镇，如同谢纳加的商人一般，阿拉卡塔卡当地的商店和地主直到罢工最后一天都给予罢工工人显著的物质协助。[33]何塞·罗萨里奥·杜兰将军有着好雇主的名声，他尝试和工会维持良好的关系；的确，许多保守党认为他对“社会主义者”太过友善。[34]12月5日中午，杜兰将军（当时在军队通讯中形容他是“整个地区的自由党领袖”[35]）发了一封电报到圣玛尔塔，要求火车载他和同行到圣玛尔塔，他希望能够由奴涅斯·罗卡州长协助，在工人和公司之间居中协调。科特斯·巴尔加斯将军表面上虽然同意，但无疑是不情愿地派了火车前往。[36]杜兰和他的代表团包括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一行人终于在当天晚上九点抵达谢纳加，受到工人热烈的欢迎；他们继续前往圣玛尔塔进行协调，却在抵达时遭到逮捕。保守党政权、联合水果公司和哥伦比亚军队似乎已经准备好血腥镇压，给工人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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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纳加，与军队对抗的群众超过三千人。[37]每个士兵都有一把来复枪和刺刀，火车站前立了三挺机关枪。小喇叭响起时，一位军官贾拉维托上尉向前宣读“一号命令”：开始包围状态、宣告宵禁、马上生效，禁止四人或四人以上的群众集结，若不在五分钟内解散就会遭到射击。群众一开始还对着军队欢呼，高喊爱国口号，如今开始破口大骂。过了一会儿，科特斯·巴尔加斯本人向前对群众喊话，要求解散，不然就会被开枪。他又给了他们一分钟，此时，群众里有一个人大叫出一句不朽的还嘴之言，永远地记录在《百年孤独》中：“我们再送你一分钟！”“开火！”科特斯·巴尔加斯大叫，三挺机关枪里的两挺（另一挺卡住了）以及两三百支来复枪的枪声在广场上回响。许多人倒在地上，可以跑的赶紧跑。[38]科特斯·巴尔加斯后来说，炮火只维持了几秒钟，但将军的儿子萨尔瓦多·杜兰当时在广场旁的房子里，他则说维持了五分钟，之后周遭安静到他可以听到房间里蚊子的嗡嗡声。[39]据说，士兵用刺刀杀死了那些受伤的人；[40]据说，科特斯·巴尔加斯威胁所有士兵当晚如果不服从命令，就当场枪决。[41]当局早上六点钟才开始处理尸体，官方的说法是九死三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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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死了多少人？四十年后在《百年孤独》一书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发明了三千人这个数字，他的许多读者都信以为真。1929年5月19日，波哥大的《观察家报》则说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同样地，美国驻波哥大代表杰佛逊·卡菲利在写于1929年1月15日，但许多年后才公开的一封信里写到，根据联合水果公司的总经理汤玛士·布莱德科说，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1955年，联合水果公司当时的副董事长告诉研究人员，这场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是四百一十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死亡人数则超过一千人。[42]）至今，这个数据仍在被讨论以及受到激烈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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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当时在巴兰基亚工作，无法与家人联系，不过阿拉卡塔卡的报务员告诉他大家都平安无事。路易莎才刚生下路易斯·安立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正计划把他们带回巴兰基亚。他总是站在政府估计的死伤人数这一边，甚至为科特斯·巴尔加斯道歉，说谢纳加一个贾布的姨夫告诉他，不可能有多少人死伤，因为“没有人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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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在大屠杀之后立刻遭到处决。联合水果公司的职员带领一小队军队在阿拉卡塔卡“到处开枪，格杀勿论”[43]。在阿拉卡塔卡，某一个晚上就有一百二十个工人失踪[44]，教区的安卡利达神父第二天晚上整晚没睡，努力确保另外七十名犯人不被处决[45]。大屠杀之后的三个月间，官方和阿拉卡塔卡的居民领袖，包括出纳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和他的药师朋友阿夫列多·巴尔波萨，放逐的委内瑞拉人马可·夫列特斯将军，以及整个议会，都被说服写信宣告围城期间军队的行为毫无不当之处，并且是为了社区的福祉。[46]此举必定掺杂了非常痛苦的道德逆转和几乎无法承受的羞辱感。接下来的围城维持了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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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罢工和痛苦的收场对此地区造成不可磨灭的创伤，并成为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事件之一。1929年，二十六岁的豪尔斯·艾列瑟·凯坦成为全国性的领袖，他发起强烈的国会游说对抗政府、军队和联合水果公司，而这位政治人物的遇刺也激发了短暂但惊人的暴动，史称“波哥大大暴动”。他拜访了大屠杀的现场，和数十人谈过之后，于1929年9月花了4天的时间向波哥大的众议院报告。他所提出最具戏剧性的证据是一块儿童的头骨碎片，以及安卡利达神父的一封控诉信[47]，正是这位神父在几个月后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施洗。由于凯坦的惊人证词，谢纳加工人的刑期都被撤销。虽然自由党依然软弱，全国性的组织力也不强，但受到激发继而行动，开始在政治上得到优势。开始起而夺权，于1930年执政，但在1948年4月凯坦被暗杀后画上句号，这起暗杀是哥伦比亚20世纪历史上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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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水果公司及其员工关系的破灭，香蕉区大屠杀的影响突然遭逢变化，大萧条不但吞噬了整个地区，也吞噬了全球的贸易系统。这惊人的衰败使得公司严格管制人事，高层和行政人员离开，阿拉卡塔卡开始漫长而无法停止的衰落，而这段时期也正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童年，他外公生命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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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多萨，《番石榴飘香》，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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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John Archer所著Revelling in the fantastic，刊于《 周日泰晤士报 》（伦敦，1981年2月8日）： “他们让我在夜里安静的办法之一是告诉我如果我乱动的话，死人会从每个房间里跑出来。所以当夜色暗了。我会吓得半死。”以及German Castro Caycedo所著 “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观察家报》，1977年3月23日：“我不怕黑，我怕大房子，因为死人只会从大房子里跑出来……我只买小房子，因为死人不会从那里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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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艾妲·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99 ：“所以外孙在我外公外婆家住了下来。”在一次面谈时，贾布告诉一个记者，“我父母把我当作礼物给了外公外婆以取悦他们”，这个版本能够协调其他数个彼此矛盾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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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路易斯·安立奎·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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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32-36，其中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那栋房子的回忆。我的叙述是根据仔细比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忆录，引用于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的建筑师分析及2008年负责重建的建筑师所确立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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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上，p.34，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到那个房间刻有“1925”，也就是它完工的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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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玛格丽妲·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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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枯枝败叶》及《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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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稍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想起来”乌里韦·乌利贝曾拜访过他，尽管这位将军在他出生的十四年前已经遭到刺杀。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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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如《枯枝败叶》中以他为基础的角色，尼古拉斯总是在那房子里晃荡，找寻一些零碎的小工作，像是上紧螺丝、补补漆之类的。后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慢慢让自己适应这些活动，当作写作之间的一种排遣；那段时期他都是穿着工人工作裤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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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见《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 》，p.33，pp.73-74 ：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她是“我外公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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