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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死了多少人？四十年后在《百年孤独》一书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发明了三千人这个数字，他的许多读者都信以为真。1929年5月19日，波哥大的《观察家报》则说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同样地，美国驻波哥大代表杰佛逊·卡菲利在写于1929年1月15日，但许多年后才公开的一封信里写到，根据联合水果公司的总经理汤玛士·布莱德科说，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1955年，联合水果公司当时的副董事长告诉研究人员，这场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是四百一十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死亡人数则超过一千人。[42]）至今，这个数据仍在被讨论以及受到激烈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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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当时在巴兰基亚工作，无法与家人联系，不过阿拉卡塔卡的报务员告诉他大家都平安无事。路易莎才刚生下路易斯·安立奎，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正计划把他们带回巴兰基亚。他总是站在政府估计的死伤人数这一边，甚至为科特斯·巴尔加斯道歉，说谢纳加一个贾布的姨夫告诉他，不可能有多少人死伤，因为“没有人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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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在大屠杀之后立刻遭到处决。联合水果公司的职员带领一小队军队在阿拉卡塔卡“到处开枪，格杀勿论”[43]。在阿拉卡塔卡，某一个晚上就有一百二十个工人失踪[44]，教区的安卡利达神父第二天晚上整晚没睡，努力确保另外七十名犯人不被处决[45]。大屠杀之后的三个月间，官方和阿拉卡塔卡的居民领袖，包括出纳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和他的药师朋友阿夫列多·巴尔波萨，放逐的委内瑞拉人马可·夫列特斯将军，以及整个议会，都被说服写信宣告围城期间军队的行为毫无不当之处，并且是为了社区的福祉。[46]此举必定掺杂了非常痛苦的道德逆转和几乎无法承受的羞辱感。接下来的围城维持了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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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罢工和痛苦的收场对此地区造成不可磨灭的创伤，并成为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事件之一。1929年，二十六岁的豪尔斯·艾列瑟·凯坦成为全国性的领袖，他发起强烈的国会游说对抗政府、军队和联合水果公司，而这位政治人物的遇刺也激发了短暂但惊人的暴动，史称“波哥大大暴动”。他拜访了大屠杀的现场，和数十人谈过之后，于1929年9月花了4天的时间向波哥大的众议院报告。他所提出最具戏剧性的证据是一块儿童的头骨碎片，以及安卡利达神父的一封控诉信[47]，正是这位神父在几个月后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施洗。由于凯坦的惊人证词，谢纳加工人的刑期都被撤销。虽然自由党依然软弱，全国性的组织力也不强，但受到激发继而行动，开始在政治上得到优势。开始起而夺权，于1930年执政，但在1948年4月凯坦被暗杀后画上句号，这起暗杀是哥伦比亚20世纪历史上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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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水果公司及其员工关系的破灭，香蕉区大屠杀的影响突然遭逢变化，大萧条不但吞噬了整个地区，也吞噬了全球的贸易系统。这惊人的衰败使得公司严格管制人事，高层和行政人员离开，阿拉卡塔卡开始漫长而无法停止的衰落，而这段时期也正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童年，他外公生命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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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多萨，《番石榴飘香》，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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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John Archer所著Revelling in the fantastic，刊于《 周日泰晤士报 》（伦敦，1981年2月8日）： “他们让我在夜里安静的办法之一是告诉我如果我乱动的话，死人会从每个房间里跑出来。所以当夜色暗了。我会吓得半死。”以及German Castro Caycedo所著 “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观察家报》，1977年3月23日：“我不怕黑，我怕大房子，因为死人只会从大房子里跑出来……我只买小房子，因为死人不会从那里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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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艾妲·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99 ：“所以外孙在我外公外婆家住了下来。”在一次面谈时，贾布告诉一个记者，“我父母把我当作礼物给了外公外婆以取悦他们”，这个版本能够协调其他数个彼此矛盾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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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路易斯·安立奎·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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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32-36，其中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那栋房子的回忆。我的叙述是根据仔细比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忆录，引用于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的建筑师分析及2008年负责重建的建筑师所确立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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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上，p.34，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到那个房间刻有“1925”，也就是它完工的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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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玛格丽妲·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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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枯枝败叶》及《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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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稍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想起来”乌里韦·乌利贝曾拜访过他，尽管这位将军在他出生的十四年前已经遭到刺杀。见《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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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如《枯枝败叶》中以他为基础的角色，尼古拉斯总是在那房子里晃荡，找寻一些零碎的小工作，像是上紧螺丝、补补漆之类的。后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慢慢让自己适应这些活动，当作写作之间的一种排遣；那段时期他都是穿着工人工作裤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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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见《 活着为了讲述生活 》，p.33，pp.73-74 ：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她是“我外公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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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Watching the Rain in Galicia，The Best of Granta Travel（London，Granta/Penguin，1991）pp.1-5，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形容特兰基利娜料理面包和火腿的方式，他一直没机会再尝到类似的味道，直到去拜访西班牙的加利西亚自治区；尽管他在20世纪60年代在巴塞罗那已经吃过类似的东西（猪前肘）足以让他回顾当时的愉悦，但更多的是童年时的焦虑与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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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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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著Vuelta a la semilla，《观察家报》，1983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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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见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二台制作《 在马孔多长大：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家与地方 》（Growing Up in Macondo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Writers and Places），于1981年2月12日播出，制作人John 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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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见Germán Castro Caycedo，“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 6，《观察家报》，1977年3月23日，关于无法动弹的小孩儿的影像，充满恐惧，以及他的作品中对于葬礼的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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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在马孔多长大》：“家里每个人都是加勒比海人，而每个加勒比海人都迷信。我母亲到今天都还是，有许多非洲及印度的信仰系统仍在天主教势力内活动……我自己相信心灵感应、预兆，以及我们至今仍无法了解的梦境的力量……我是在那个世界长大的，至今依然非常的迷信，而且我仍会去解自己的梦，并经常跟随直觉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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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从我与玛歌·韦德伯朗奎兹根据她的回忆录及家族照片所作的讨论；亦见萨尔迪瓦尔所著《回归本源》，pp.96-97，根据莎拉·艾蜜莉亚·马尔克斯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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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在马孔多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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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Recuerdos de la maestra de GM，《观察家报》，1982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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