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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作为药师和自然疗法师最成功的一段时期。他不但自力更生，还和当地的诊所有联系。对于当时这样的春风得意，站在保守党这边有很大帮助，因为有别于阿拉卡塔卡，苏克雷是个保守党居多的城镇，同时，暴力永远随时会爆发。海梅受洗的那一天，当地的号兵在正要吹到最高音、最奔放的音符时被割喉。有些人说血喷了三公尺远。路易斯·安立奎马上听说了这件事，赶快跑去看。不过等他到场的时候，那不幸的男人尸体还在抽搐，但血已流尽。[14]这样戏剧性的事件没有再公开发生，直到一位家族朋友卡耶塔诺·贞提尔——他们的隔壁邻居——1951年1月在整个镇的人眼前被谋杀，他们的生活都无法回头地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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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贾布而言，声名狼藉的父亲为家族带来了震撼性的改变。20世纪40年代末，贾布回到苏克雷，从汽艇上走下来时，被一个活泼的年轻女性抱住，说自己是他的姐姐卡门·罗莎，同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还有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阿维拉多也在镇上当裁缝。阿维拉多的出现一定使他非常的震惊。贾布和这个几乎不认识的家庭在一起唯一的安慰就是自己是老大，如今，这个唯一的安慰也被夺走了：他不是父亲的长子，只是母亲的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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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事业挫折和对专业的自卑情结是他和贾布之间问题的一部分，因为贾布总是以外人的眼光看待他。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大多数的孩子对他的医药专长和成就的故事信以为真。[15]而贾布已经见过世面，比起弟弟妹妹无疑是抱持存疑的态度。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显然读得很多，懂得很多，但也厚颜无耻，当他毅然决然地听从自己的直觉时，他的病人只能跟着冒险。他在巴兰基亚时是合格的自然疗法医生，在那里当药师的时候，辛苦地在卡塔赫纳大学学习，希望得到完整的医生资格。最后，在漫长的协调之后，他被赋予“自然科学博士”的学位，但他在那之前许久就已经自称为“医生”。[16]贾布不太可能认真看待他父亲假冒的头衔，而且无疑地，他比较喜欢“上校”这个头衔。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常常夸耀自己的技术一点儿也不传统：“我去看病人的时候，他的心跳告诉我他怎么了，我会很认真地听，‘这是肝脏的问题，’心脏会如何如何地对我说，‘这个男人会死于说话。’ 然后我告诉他的亲戚，‘这个男人会死于说话’，结果这个男人就死于说话。不过后来我失去了这个本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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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外，特瓜（tegua，意谓“术士”，是轻蔑的字眼，指介于西方庸医和印第安药草师之间的所有医疗人员）以及所有的自然疗法医生，在当时的哥伦比亚都有着性行为放荡的名声。他们毕竟是旅行的专家，和经过的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关联，接触异性的机会无人能及，对于任何令人警觉的行为都有合理的解释。附近一个村落的女人雇了一个律师指控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麻醉时强暴她，虽然他否认较严重的强暴行为，但承认他是她小孩儿的父亲。[18]和病人发生性行为是刑事犯罪，但他成功地从这也许是事业中最危险的一刻脱身，才免于失去一切。后来，另一位女人出现说自己的孙女也被加西亚医生弄怀孕了，她没办法照顾她。在不可避免地争执和责怪之后，路易莎和她的母亲一样，接受了丈夫的后代也是她的子女。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提道：“她非常愤怒，然而她接纳这些孩子，我真地听到她说：‘我不希望家族的血亲在世界各地流浪。’”[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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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放年假时，贾布不但必须学习接受阿维拉多和卡门·罗莎的出现，还得忍受关于其他的私生子的黑暗私语，此外还有一个创伤的体验等待着他。他带着父亲给的一张字条，结果去的地方是名为“时光”的妓院。女人打开门上上下下打量他，然后说：“喔，当然，这边走。”她带他进到一间昏暗的房间，脱下他的衣服，然后——以他第一次公开谈论时说的用语——她“强暴他”。他后来回忆道：“那是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事，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非常确定自己快死了。”[20]雪上加霜的是，那妓女很残忍地告诉贾布，他应该请显然已经是常客的弟弟给他上一课。他一定把这个下流、恐惧、羞辱的经历怪罪在父亲身上。的确，在拉丁美洲的悠久传统下，巴西人惯称为“派小男孩儿去买糖”，这很有可能出自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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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何塞的第二年正如第一年一样开始。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初中的文学之星，低调地广受欢迎。他写了一篇游记，是关于1941年3月到海边的校外旅行，这是一篇令人享受的文章，充满幽默、少年的热情，才华洋溢：“在车上扎迪瓦尔神父要我们唱一首歌献给圣女，我们照做了，虽然有些男孩儿提议唱波罗民谣[21]（哥伦比亚的黑人音乐歌曲）如《老母牛》或是《无毛母鸡》。”这篇游记的结尾是“想知道是谁写这些‘愚蠢幻想’的人应该写信给贾布。”他是用功的那一个，对运动和打架避之唯恐不及，休息时间别人在踢足球的时候，他常常坐在阴影下看书。不过，如同许多其他好学又不爱运动的学生一样，他学说笑话，用口才保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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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眼前这神秘少年可不是代表全部的他。贾布正盛开的受教育的时光在1941年中断，由于5月发生情绪失控的事件，长期缺席，他错过了下半学年的功课。就在儿子成名之后，一向不会守口如瓶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1969年的采访中谈道：“他好像有精神分裂症，会突然发脾气之类的。有一次他对着神父丢墨水瓶，那是一位很有名的耶稣会修士。因此他们写信给我，认为我应该把他带离学校，我就这么做了。”[22]家族传说则认为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打算在儿子头上——“意识和记忆所在之处”——凿洞，只因为路易莎威胁公开这件事才使他作罢。[23]不难想象，这样的计划对于原本已经对家庭医生没有信心的小男孩儿有什么样的效果，想到父亲真正进到他的脑袋里，他一定非常的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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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贾布回到苏克雷时，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阿维拉多直言他需要的是“好好爽一下”，当圣何塞的其他男孩儿还在忙着向圣女祷告时，他提供了一连串乐意配合的年轻女性，想给他最早的性经验。当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身处一个非常具备男子气概的社会里，觉得自己比其他男人没有男子气概，这些太早熟的探险让他觉得在性这件事上和他们站在同一国，不论他经历什么其他复杂的情节，这种感觉一直没有离开他，并且支撑他面对其他各式各样的焦虑与挫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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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候，一个神秘的角色何塞·帕伦希亚出现，他是当地地主的儿子。正如贾布的弟弟路易斯·安立奎一般，帕伦希亚是位有才华的音乐家，也是个花天酒地的能手（喝酒、唱歌、诱惑女性）。他和贾布成为好朋友，一直到波哥大时期仍是。他也很英俊，很会跳舞，这是很会唱歌的贾布并不拿手的。帕伦希亚后来成为许多流浪汉冒险小说的主角，甚至是几年间夸张逸事的主角，直到他过早却非意料之外的去世。对于成长中的少年而言，得到这样的朋友无疑是另一个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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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回到学校时，年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受到师生温暖的欢迎。虽然在回忆录里对这个经历只有轻描淡写，但他一定对于自己缺席以及必须编谎话解释而感到尴尬与羞辱。对于他的“治愈”，他的父亲得到很多赞颂。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不和何塞·马利亚与他的妻子欧登希雅·韦德伯朗奎兹住在一起，因为他们现在有两个小孩儿。如今他和父亲的叔叔艾列瑟·加西亚·帕特尼那住在一起，他是银行员，以正直和慷慨闻名，热衷英语。艾列瑟的女儿瓦伦蒂娜和贾布一样很爱读书，带他参加当地“沙与天空”的诗人聚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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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在其中一个诗人家等候时，一个“倒进混血模子的白种女人”来访。她的名字是马丁娜·丰瑟卡，她嫁给一名约一米八二高的黑人河川领航员。贾布只有十五岁，以他的年龄而言身材算矮小。他和她聊了几个小时，一边等诗人到来。后来，他又看见她默默在等他，据他表示，他们在“圣灰礼仪日”从教堂出来时她就在公园的凳子上等待着。她邀他一起回家，开始了一段激烈的艳遇——如野火一般燃烧的秘密之爱——维持了整个学年。领航员常常一次离家十二天，同时间的星期六贾布必须在八点之前回到艾列瑟叔叔家，假装去看星期六下午国王电影院的演出。不过几个月之后，马丁娜说她认为他最好去别的地方读书，因为“这样你就会了解我们之间不可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26]。他泪眼婆娑地离开，一回苏克雷就宣布他再也不要回圣何塞或是巴兰基亚。根据他的版本，他的母亲说：“那么你必须去波哥大。”他的父亲说没有钱让他去，贾布突然了解到自己还是想继续读书，脱口而出说：“有奖学金。”几天后薪水来了，“赶快准备，”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说，“你要去波哥大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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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布于1943年1月前往首都碰运气。对这个家庭而言，此举是极大的冒险，波哥大的旅程是昂贵的投资，小男孩儿的入学考试却多半可能会失败。波哥大几乎等于另一个国家，这段旅程既漫长又令人却步。他的母亲修改了父亲的黑色旧西装，全家人都前往登船甲板送行。从来不轻易放过旅行机会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贾布一起坐上小汽艇，他们沿着莫哈纳河和圣豪尔斯河，下行大马格达莱纳到马干奎市。贾布在那里和父亲说再见，坐上江轮大卫·阿朗哥号往南到萨卡尔港。这段航程通常需时一周，但如果河水较浅或轮船搁浅时则可能需要三周。虽然他第一个晚上哭了，原本看来似乎令人担忧的前途却成了意想不到的旅程[28]。船上满是其他年轻人，如他一般充满希望地第一次申请奖学金，也有一些更幸运的学生和已经注册在长假之后回学校的大学生。在他的记忆中，这趟旅程仿佛浮动的节日一般，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唱着波丽露、瓦伽娜多（哥伦比亚民族音乐）以及昆比亚音乐自娱，一方面也赚了一点儿钱，在那“行驶的木制明轮船，在这赤道支流弥漫栀子花的香味和腐朽的蝾螈中留下钢琴圆舞曲的琴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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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贾布在旅程尾声告别这群较有经验的旅伴，他们嘲笑母亲强迫他携带的行李 —— 一块棕榈叶睡垫、纤维做的吊床、粗毛毯、紧急用的尿壶——并从他手上抢走，丢到河里。这条河流记录着进入可伦丘文明（Corroncho），“岸边人”对于波哥大的鄙称，暗示他们所有人都粗鲁而无知，无法分辨好坏。[30]看来身在那些邪恶而傲慢的卡恰克人之中，他所知道或拥有的一切在波哥大都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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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安第斯山脉山脚下的萨卡尔港，乘客搭上前往波哥大的火车。蒸汽火车爬上安第斯山脉时，“岸边人”的心情改变了。铁路每转一个弯，空气就变得更冷冽，更稀薄，使得呼吸越来越困难。[31]他们大多数人开始发抖、头痛。在八千英尺的高原上，火车开始朝首都城市加速前进，越过波哥大的萨巴纳，这片长三百英里、宽五十英里的高原在终年阴雨下是一片灰暗的深绿色，然而，安第斯山的太阳高高地自深蓝色的天空照耀时，这片高原则呈现亮丽的祖母绿。萨巴纳散布着小小的印第安村落，有灰色泥砖黏土的小屋、茅草屋顶、柳树和桉树，连最低下的小屋都装饰着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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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于下午四点钟抵达首都。加西亚·马尔克斯常说那是他生命中最糟的一刻。他来自阳光、海洋、热带的繁茂之地，那儿有着悠闲的社会习惯，相对也是一个对着装要求和偏见都不多的世界。在萨巴纳，大家都紧紧包着哥伦比亚式的披风；而在多雨阴沉的波哥大，后方的安第斯山脉高达八千六百六十英尺，似乎比萨巴纳还要寒冷，街上满是穿着深色西装、马甲、风衣的男子，就像伦敦的金融区一般，不见女性的人影。这个很不情愿的小男孩儿发自内心地叹了一口气，戴上据说在波哥大大家都戴的黑色软毡帽，下了火车，把沉重的金属行李箱拖到月台上。[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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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在等着接他。身边随处都是陌生的煤灰味，他几乎无法呼吸。车站和外面的人群渐渐消失时，贾布为他抛在身后的世界哭泣。他是个孤儿，他没有家人，没有阳光，不知道该怎么办。终于，一位远亲到来，带他坐上出租车到靠近市中心的一间房子里。在街上大家都穿黑色衣服，在室内他们则都穿披风和浴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第一天晚上上床之后马上又跳下床，大叫有人把他的床弄湿了。“不是有人把你的床弄湿，”他们告诉他，“波哥大就是这样，你要习惯。”他整晚没睡，为自己所失去的世界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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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的一大早，他站在希门内兹·奎萨达教育部外面排队，这条大道以纪念征服哥伦比亚的西班牙征服者而命名，是他建立了波哥大。[33]排队的人从教育部三楼开始，沿着希门内兹大道延伸两条街，似乎没有尽头，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就站在接近尽头之处。随着早晨的时光逝去，他愈见绝望。中午过后，他感觉有人拍他的肩膀，是他在马干奎的轮船上认识的律师阿多尔夫·戈麦斯·塔马拉，来自海岸区的他整趟旅程都在读书，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和富尼耶的《美丽的约定》。戈麦斯·塔马拉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歌唱能力印象深刻，要求他写下其中一首波丽露的歌词，他要唱给自己在波哥大的爱人听，作为回报的是他自己的那本《双重人格》。正发抖的年轻人脱口而出自己也许没有希望拿到奖学金。不可思议的是，原来这高雅的律师不是别人，正是负责掌管全国教育奖学金的主任，他马上把这位疲倦不堪的申请人带到队伍前面，进入一间大办公室，接受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申请。他在旧波哥大的圣巴托勒梅学校接受考试，从殖民地时期，哥伦比亚的上层阶级就在这里受教育。他通过了考试，得以在三十英里外锡帕基拉的新学校国立男子学校入学。加西亚·马尔克斯希望在比较有名的波哥大圣巴托勒梅注册，因而难掩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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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回家和骄傲兴奋的家人一起庆祝。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锡帕基拉，不过还是直接前往，于1943年3月8日坐火车抵达，正好在他十六岁生日的两天之后。锡帕基拉是个小型的殖民地城市，典型的安第斯风情，气候如同波哥大一般。这里曾经是奇布查族印第安人帝国的经济中心，以盐矿作为根据地，至今仍是吸引游客的主要景点。主要广场围绕着巨大的、堂皇壮观的殖民地房子，蓝色的阳台，沉重、悬挑的红砖屋顶，前方则是苍白如教堂般的拱门加上双塔，对于当时其实只是个大村子的地方而言，似乎太大了。锡帕基拉满是小型工作室，黑色烟囱用来蒸发处理盐，再将产品卖回给政府。盐矿分子如灰尘般飘浮在整个社区之上。对于一个来自海岸区的男孩而言，此处的气候和环境都很寒冷、黯淡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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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刚成立的，但位于一栋旧的殖民地建筑里。这里曾经是圣路易斯·贡札卡学校，一栋俭朴的两层楼建筑，可回溯到17世纪。校内有一座内院，周围是殖民式拱门。[34]校园包括校长的书房和私人空间、秘书室、绝佳的图书室、六间教室、一间实验室、一间储藏室、一间厨房、一间餐厅、厕所和淋浴室，八十名左右的寄宿生睡在一楼的大宿舍。他后来会说，得到奖学金去锡帕基拉像“抽奖抽到一只老虎”。学校是“惩罚”，这“冰冷的镇是不公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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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并不喜欢学校，却从哥伦比亚历史独特的两个情境中得益。保守党在1927年放弃了国立中学教育，交与私营，基本上就是教会；然而，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在1934年当选总统时，宣布“进步革命”。政府决定团结这个国家，使其民主化，建造新型的公民社会。这个转变其中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拥有真正的国家教育体系，第一个成立的“国立学院”正是锡帕基拉国立学院。此时，全哥伦比亚只有四万名中学生，那一年只有不到六千人毕业（只有十九名女性）。大多数的哥伦比亚人对于自己国家地域的复杂性只有很模糊的概念，但在锡帕基拉，来自四方的学生都共处一室。[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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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帕基拉的老师非常优秀，许多老师因为革新派的立场被其他学校拒绝，但他们大多是非常努力的理想主义者、激进自由派，被派到锡帕基拉是为了防止他们污染波哥大上层阶级孩子的心灵。他们都是自己研究领域的专家，大多有在哥伦比亚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岸边人”精神科医师何塞·法兰西斯科·索卡拉斯所领导的高等师范学院的学习经历，索卡拉斯是马尔克斯上校旧时战友的亲戚，也是上校妻子特兰基利娜的亲戚。[37]他相信哥伦比亚的年轻人应该接触各种想法，不要排除社会主义的潮流。此地的许多老师都刚毕业，和学生之间建立了非常轻松且友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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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课程很紧凑。起床铃声六点钟响起，六点半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洗了冷水浴、穿好衣服、擦好鞋、修理指甲、铺好床。学校没有制服，不过大部分的学生穿蓝色西装外套、灰色长裤、黑皮鞋。加西亚·马尔克斯只能尽量利用父亲的旧衣服，接下来几年都因为磨损不堪的旧西装外套和特别长的袖子而尴尬不已，不过在没有暖气的学校里，这套旧西装至少可以帮他保暖。晚上九点钟，学校的一日活动和家庭作业完成之后，男孩儿们回到宿舍，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来此之后，学校也开始了一项值得纪念的传统。宿舍有一个小隔间给老师坐着打盹儿，到熄灯之前有一个老师会坐在那里，从窗口读书给男孩儿们听，等他们睡着。他通常尝试读些古典文学名著，如《铁面人》，但有时也读更沉重的《魔山》。[38]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说法，他首先朗读的作品来自马克·吐温，在他的回忆中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对于他而言，马克·吐温的文学就是一片沃土，是自己国家的象征，为民族幽默感下定义，撰写地域及中央之间关联的年代记。宿舍有铁床，上面铺着木板，这些木板常常是男孩儿互相窃取的对象。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常常半夜做噩梦，尖叫吵醒整个宿舍而变得有名。他承袭了母亲路易莎的倾向，他最糟的噩梦“不是发生在最糟的背景，而是在欢乐的气氛里，和平常人或是在一些寻常的地方，然后马上借由不经意的一瞥，发现一些不详的信息”[39]。他最近刚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对此应该毫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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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上课上到中午，下午六点前他们可以到镇上自由活动，去看电影或安排舞会——幸运的话在当地女孩子的家里。星期六他们可以踢足球，不过“岸边人”比较喜欢打棒球。星期天到六点以前完全自由，学校虽然有神父的宗教教学，但并不需要每天做礼拜，而且星期天上教堂也不是强迫性的——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前会出席，也许如此一来就不用在写给母亲的信里说谎。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哥伦比亚而言，这样的自由是非常不寻常的。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回想起来，每天三餐好饭，比家里更多的自由—— 一种“监督下的自治”——锡帕基拉的生活毕竟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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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永远感谢学校帮他在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历史所打下的基础。然而，文学不可避免的还是他的最爱，涉猎范围从希腊和罗马文学到近代的西班牙和哥伦比亚文学。他当时的拼写和现在一样意外的古怪（虽然没有他悲惨的数学那么差劲），他安慰自己，听说伟大的玻利瓦尔拼写也很差。他后来说，自己最好的拼写老师是他的母亲路易莎，他读书的时候，她都会纠正信上的拼写错误，之后再寄回去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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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他通常打球，在学校和朋友一起踢足球，上电影院，在街上或是锡帕基拉高地草原的桉树下散步。有时候，星期天他会坐火车到三十英里外的波哥大，拜访同是“岸边人”的亲戚，在一次这样的场合里，一位朋友在街上介绍他认识一位远亲贡萨罗·冈萨雷斯，他在《观察家报》工作。冈萨雷斯也在阿拉卡塔卡出生，对当时年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有着鲜有的印象：“他大概十七岁左右，体重不超过五十公斤。他一直没有跟我打招呼，我说话前他不会先说话，我马上猜想这孩子是个有条不紊、细心、有纪律的人。他没有从所在的地方走开，很旧但很干净的鞋子一只踩在人行道上，另一只踩在波哥大十六街的第七大道柏油路上。也许他是个胆小的人，不表现自己的恐惧。他态度谨慎，几乎有点悲伤，非常的孤独，不为人知。然而一开始的保留与拘谨解除之后，他开始沟通，表现出一种有节制的唠叨，我后来听他说那是他的‘好人表演’。一两分钟之后他就开始谈到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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