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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德尔·卡斯特罗（左一），1948年4月与其他学生摄于“波哥大大暴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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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船“大卫·阿朗哥号”。加西亚·马尔克斯于20世纪40年代乘此船前往波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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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1705515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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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六章 回到海岸区：卡塔赫纳的实习记者 1948—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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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29日，就在弟弟路易斯·安立奎出发的两天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所乘坐的道格拉斯DC-3客机降落于巴兰基亚。路易斯·安立奎留在巴兰基亚开始找工作，很快进入哥伦比亚国家航线航空公司，在那里工作了十八个月。同时，在“波哥大大屠杀”的余波中，哥伦比亚所有的运输系统仍然一片混乱，在加勒比海沿岸的高温下，贾布带着沉重的行李箱和同样厚重的深色西装，坐着邮车朝卡塔赫纳而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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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纳已经光景不再。西班牙人在1533年抵达时，此地成为殖民系统的要塞，连接西班牙、加勒比海和南美洲；不久，旧城摇身一变成为整个新世界运送、贩卖奴隶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虽然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它还是成为（如今依然是）整个拉丁美洲最优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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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世纪自西班牙独立之后，巴兰基亚扩张成为哥伦比亚所需的大型贸易城市，卡塔赫纳的发展则停滞，默默疗养自己的伤口、哀痛，以过去的光荣和被蹂躏的美丽自我安慰。这个颓废的城市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家。他回到加勒比海沿岸，回到这个感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体的美丽、丑陋、脆弱皆以原来的样貌被接受。他从未造访过这个威风的城市，但同时被其堂皇与荒芜所震慑。此处并未完全避开“波哥大大屠杀”的影响，但如同整个海岸地区一般，即使处于围城状态，宵禁，有审查制度，也很快回到了一种不安的正常。这位年轻人直接来到位于仕女街的瑞士旅馆，此地也充当学生宿舍，却发现他富有的朋友何塞·帕伦希亚尚未抵达。主人不愿意在没有预先付款的情况下给他房间，又饥又渴的他被迫在旧城墙内游荡，最后在大广场的板凳上躺下来，希望帕伦希亚很快会出现。然而帕伦希亚并没有如期出现，在板凳上睡着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违反宵禁被两个警察逮捕，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香烟可以贿赂。他在警局牢房的地板上过了一夜。这是他在卡塔赫纳的初体验，不是什么好预兆。第二天，帕伦希亚终于出现，两个年轻人终于得以住进宿舍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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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只有几条街外的大学去，终于说服校方让他继续完成法律系第二年剩下的课程，包括通过他第一年不及格的科目，而校方则在他未来的同学面前为他进行测验。他和帕伦希亚持续着先前在波哥大的生活，喝酒、狂欢，纵使有宵禁，他们的行为还是如帕伦希亚一样闲荡的上层阶级学生一般，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根本无法负担的生活。这样闲静的生活终于在几个星期后结束，帕伦希亚决定另觅他途，加西亚·马尔克斯搬到集体宿舍，一个月食宿加洗衣的费用只要三十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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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命运之神大手介入。正当他在城墙隔壁葛瑟马尼旧奴隶区的恶行大街上闲逛时，遇见前一年在波哥大认识的黑人医生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萨巴塔后来成为哥伦比亚有名的作家兼记者，他一向对朋友乐善好施；第二天萨巴塔带着这位年轻人到天主圣约翰街的《宇宙日报》（El Universal）办公室，就在他学生宿舍的转角，把加西亚·马尔克斯介绍给总编辑克雷门特·马奴耶·萨巴拉。他刚好是艾德华·萨拉梅亚·博尔达的朋友，读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登在《观察家报》的短篇故事，早已经是他的仰慕者。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年轻人很羞怯，但总编辑让他当了专栏作家，并没有讨论薪资待遇内容，只说期待第二天见到他，第三天报纸就刊出了他的第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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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只是把记者这一行当成谋生工具，而且是层次比较低的写作。不过，此时刚过二十一岁生日的他之所以能够被雇用为记者，就是因为他之前得到的文学地位。他马上联系父母，告诉他们现在自己已有能力支付生活费用。既然他有意尽快放弃这些法律课程，而且即使拿到文凭也不打算执业，这些念头让他大大地心安理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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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日报》本身是崭新的报纸，十个星期之前才由贵族的自由党政治人物、曾是省长和外交官的多明戈·洛佩斯·埃斯瓜里亚萨创办。如今，鉴于越来越多的保守党暴力，他决定在海岸区的传播战中打开新的战线。“波哥大大屠杀”发生的一个月前，在这个极度保守党的城市中，从来没有其他自由党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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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认同萨巴拉是报纸的王牌人物。由于这位总编辑的努力和洞察力，虽然办公室并不讨人喜欢，《宇宙日报》却也渐渐成为政治理念连贯性的典范；并且依照当时的标准，也提供相当不错的写作园地。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新进人员而言，所提供的优秀的写作环境来得正是时候。萨巴拉是名纤弱、紧张的男子，五十多岁的他出生在圣哈辛托，有着“印第安人”的特征，头发、肤色黝黑，有一点儿小肚子，总是戴着眼镜，很少见到他手上没有香烟。根据谣传，他是未公开自己性取向的同性恋，把头发染黑对抗老化，一个人住在旅馆的小房间里。他曾经是凯坦的政治伙伴，据说他年轻时曾经是本雅明·艾雷拉将军的私人秘书，也在将军的《民族日报》（El Diario Nacional）工作过。20世纪40年代，他在教育部工作，后来和普利尼奥·门多萨·聂拉的杂志《解放行动》（Acción Liberal）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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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拉把加西亚·马尔克斯介绍给另一位新进人员艾科妥·罗哈斯·赫拉索，这位二十七岁的年轻诗人和画家来自加勒比海港口的妥鲁。他没有认出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实八年前在巴兰基亚的圣何塞学校里，他曾经短暂地当过他的艺术老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中不断地出现此类非比寻常的巧合。罗哈斯·赫拉索自己则注定成为哥伦比亚最优秀的诗人和小说家，也是位颇为受人景仰的画家。[4]他的长相粗犷，威风凛凛，嗓门比较大，体格健硕，有些固执己见，显然也比他的新朋友热情、感情奔放，同时也易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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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记者不受宵禁限制，因此，午夜过后很久，萨巴拉检查、订正过报纸八页的每一篇文章之后，他会邀请两位年轻的徒弟去吃饭。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了新生活，这样的生活形态会维持许多年；他工作整晚，白天大多数的时间在睡觉（如能睡觉的话）。在卡塔赫纳，这样的生活并不容易，因为法律系的课早上七点就开始，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六点钟才到家。晚上唯一营业到深夜的地方是一家餐厅酒吧，外号“洞穴”，位于市场后面的海边，由非常俊美的年轻黑人同志何塞·聂维斯（雪中的乔）所开[5]。在这里，记者和其他的夜猫子可畅快地享用牛排、牛肚、米饭加虾子或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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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拉回到自己的单人房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罗哈斯·赫拉索就开始在港口区游荡，从先烈步道开始，这里有九座雕像纪念1816年对抗西班牙帝国的首批反抗者。[6]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家工作，在这焦虑的几个小时之间，他沉迷于自己的写作、修辞，然后脚步轻盈地给老板看第一个专栏稿。萨巴拉读过后表示写得不错，但还不够好。第一，他的个人性太强、文学性也太强；第二，“你没有注意到我们受到审查制度的限制吗？”萨巴拉拿起桌上一支红色的铅笔修改。几乎从一开始，结合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与生俱来的天分与萨巴拉的专业热情，就制造出了可读性高、令人着迷又明显原创的作品。[7]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宇宙日报》所有的专栏都以“新段落”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受到编辑的注目最多，内容关于宵禁和围城状态，巧妙地伪装成城市的冥想状态。年轻作家预言式地问道，在一个政治暴力和去人性化的年代，如何能期待他这一代成为“善意的人”？显然，这位新手记者因为4月9日的事件突然间言论变得极端。第二篇文章也同样的杰出。[8]如果第一篇是传统上较含蓄地谈论政治，第二篇几乎是文化政治的宣言：捍卫手风琴。卑微的手风琴是乐器中的游牧民族，然而，在海岸区由默默无名的音乐家发展出的音乐形式瓦伽娜多中，却是基本要素；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更是此地区人民与其文化的象征，更别说代表他自己挑战统治阶级成见的欲望。他坚持手风琴不只是游牧民族，而是无产阶级的象征。第一篇文章拒绝来自波哥大的政治，第二篇则拥抱作者新发现的文化根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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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人生中第一次对于未来有一定程度的安心。他不但有工作，而且其他人认为他做得很好，他是个新闻人。他会继续零星、消极地研读法律，但他已经找到逃避法律专业、进入新闻和文学世界之路。他不会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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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二十个月里，他为《宇宙日报》写了四十三篇署名的文章，未署名的则有好几倍。基本上这还是明显老式的新闻业，评论加上文学创作，娱乐意义大于政治改革，的确比较接近每日或每周“记事”，在20世纪20年代的拉丁美洲报界还不算过时。另一方面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任务之一是过滤收到的电报，以选择新闻、提出评论和文学延伸的主题，这点在当时的新闻界是非常重要的。这项每日的磨炼必定让他得到宝贵经验，把每日生活中发生的事物转化成“新闻”，成为“故事”，立即揭开日常现实的面纱，对他最近探索卡夫卡的作品提供有力的纾解。这个时期的新闻界几乎到处都不得不采取美国式事必躬亲、卷起袖子的新闻从业方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就如鱼得水，这也使他成为与当代拉丁美洲作家非常不同的作家；对这些作家而言，他们所遵循的典范仍是法国以及法国式的作风，然而在这个年代，法国本身却一开始就失去了对于现代主义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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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还有许多需要学习之处，这位新专栏作家的原创性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对于雇用他的编辑而言必定是一大惊喜。就在三个月之后，他写到卡塔赫纳的非洲裔哥伦比亚作家豪尔斯·阿特尔时，他含蓄地召唤兼具当地色彩又具大陆色彩的文学作品，足以代表“我们的种族”，并且给大西洋岸“属于自己的认同感”、身为马尔克斯上校的孙子，在二十一岁的年纪就采取这样的立场，相当惊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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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第一年的7月中旬，保守党警察在玻利瓦尔地区的卡门屠杀自由党家庭，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公和法兰希丝卡姑婆长大的地点。卡门有着悠久而光荣的自由党政治传统，刚好也是萨巴拉的出生地圣哈辛托最邻近的大城镇，因此，两个男人对于那里发生的事件特别注意，也都发起运动，以“玻利瓦尔的卡门发生了什么事”作为口号。在每次重新发起运动，却面对政府的否认和迟钝时，总是以此收尾：“毫无疑问，在玻利瓦尔的卡门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是萨巴拉冷酷的笑话。[11]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著名的一段中写到虚构的马孔多时，在关键的香蕉工人屠杀事件发生之后，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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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些方面而言，当时在哥伦比亚当记者实在是最差的时机。1948年4月的事件后，审查制度又马上开始，只是海岸区比较没有内地那么严格。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进入新闻界是因为“暴力事件”，然而，“暴力事件”却严重限制记者可以做的事。接下来的七年间，在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劳雷亚诺·戈麦斯、乌尔达内·阿尔贝埃斯、罗哈斯·皮尼利亚的政权统治下，虽然程度不同，但政府仍然持续实施审查制度。更有意义的是，1948年5月21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事业的第一篇文章中暗示了清楚的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他后来并没有偏离这个主要的立场，但也从来没有在最终状况下（如马克思主义所言）限制或曲解他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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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宇宙日报》上班才两个星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就要求放假一星期，他前往巴兰基亚，上溯马干奎，接着到苏克雷探望家人。他是否在孟波克斯停留去看梅塞德斯一眼，不得而知。他出发的时候，一定已经发现自己的薪水并不如他让父母亲相信的那么多，但他显然不忍心说明白。这不但是他在“波哥大大屠杀”之后第一次回家，也是他在1947年2月前往波哥大就读大学之后首次返家，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因此，自从他外祖母去世之后，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母亲，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幺弟埃利希奥·加夫列尔，如同他自己一样以父亲的名字命名，只是命名的方式更完整。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埃利希奥·加夫列尔大二十岁，他晚年常常开玩笑地说，新生儿如此命名是因为“我母亲失去我，但她想确定家里永远都会有一个加夫列尔”。事实上，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1947年11月亲自接生埃利希奥·加夫列尔，后来家人都叫他伊尤，这位父亲宣布：“这婴儿长得很像我，有别于长得一点儿都不像我的贾布，所以这一个新生儿用我的名字命名，只是反过来——埃利希奥·加夫列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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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卡塔赫纳。虽然他几个星期前就通过面试，但6月17日才正式在大学注册。他的工作很顺利，但经济上，这位年轻作家却正面临灾难。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实际上是全职记者，他的薪水却是按照篇数计酬。他自己从来都不是数学家，对于预算问题也漠不关心，不过，一个朋友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后来计算，不论署名与否，他每篇文章的稿酬是32分，相当于三分之一比索，而其他工作则根本没有薪水，比任何想象得到的最低工资还要低。6月底，他已经被赶出廉价旅社，又开始睡在公园的板凳上，或其他学生的房间里，或是众所皆知的，睡在《宇宙日报》办公室一捆捆的新闻纸上，因为那里永远不关门。一天晚上，他和同事走在世纪公园里，他们常常坐在“勿触摸我”（耶稣复活后见到抹大拉的场景）纪念碑前的台阶上喝东西、抽烟、聊天，另一位记者豪尔斯·佛朗哥·姆内拉问他住宿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加西亚·马尔克斯坦言自己遇到困难。同一天晚上，佛朗哥·姆内拉带他回到自己位于“布告栏角落”烧酒屋街的家，靠近旧城的薪传剧场。这家人拥抱了这位饥饿、无家可归的学生，特别是豪尔斯的母亲卡门·姆内拉·娥兰[13]，其他人的母亲总是很容易喜欢贾布。在卡塔赫纳剩下的日子里，他偶尔会在那里吃饭、睡觉，但尽量吃少一点儿以缓和自己良心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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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个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活比他在波哥大时更加残酷、绝望，他现在根本就已经习惯性地忽略自己的生理需求。即使在这海岸地区，他以自己恐怖的彩色衬衫（他通常一次只拥有一件衬衫）以及格纹外套、下身穿的来自一套旧西装的黑色羊毛长裤、套在脚踝的鲜黄色袜子，以及沾满灰尘、从来不擦的印第安式鹿皮平底鞋而闻名。他一撮撮的胡须并不明显，有些蜷曲，没有整理的黑发鲜少碰到梳子。就算住到佛朗哥·姆内拉的房间之后。他还是一样累了或清晨来临就随处席地而眠。他骨瘦如柴（瘦得像扫把一样），朋友见到他时，他总是永远保持愉快，似乎从来不可怜自己，也不求助，因而受到感动的朋友，白天总是凑钱请他吃饭，晚上则携他一同参加在夜晚的探险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