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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卡塔赫纳时，他终于下定决心 , 是该离开的时候了。若要回顾他的文化传承，从巴兰基亚来看更适当。他在卡塔赫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2月22日的派对上，庆祝十七岁的朋友豪尔斯·里·毕斯维尔·科特斯的小说《蓝雾》（Neblina azul）出版。他在《宇宙日报》以些微的赞许、施惠以及藐视的评论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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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艾斯毕里埃亚回忆加西亚·马尔克斯唱着自己宣告为“我所学的第一首瓦伽娜多歌曲”时，第一句是歌词：“我会给你一束勿忘我，让你照着花名做。”[44]这句歌词被卡塔赫纳的作家含蓄地用来暗示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些不公平的“遗忘”——实际上断绝关系的，不只是这个城市被公认为势利、保守的上层社会价值，还有帮助过他的朋友、启发过他的同事，另外还有最重要的，爱他、教导他的编辑克雷门特·马奴耶·萨巴拉。直到1994年《爱情与其他魔鬼》的序曲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公开提过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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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年轻人显然后来对于某个人有不知感恩的情况，针对卡塔赫纳时期对他往后发展贡献良多的人，他也始终如一地轻描淡写。但同样清楚的是，如今卡塔赫纳的作家声称，这城市及其知识分子对这位发迹时期的小说家的影响过于巨大，却低估了他在此地的遭遇让他吃了多少苦。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学校的这七年是个可怜的男孩儿，仰赖奖学金和他人的善举。在波哥大他永远缺钱，在卡塔赫纳——以及后来在巴兰基亚——他根本就是一贫如洗。然而在那些年间，他仍然有办法微笑，几乎总是抱持正面的态度，不论友善或不友善的见证人都证实他真的从来未曾自怜，或要求他人的同情。他如何维持泰然自若，如何保持信心，如何建立自我的决心，如何有办法在如此艰巨的环境下养成、强化他的使命，加上家里有十个弟妹也居住在相对而言贫穷的环境中，也只能用像是勇气、性格、无法动摇的毅力这样的字眼来诠释他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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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304。本章描述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之访谈，包括：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波哥大，1991），卡洛斯·阿雷曼（波哥大，1991），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波哥大，1991），胡安·萨巴塔·欧立维亚（卡塔赫纳，1991），雅克·吉拉德（土鲁斯，1999，2004），艾科妥·罗哈斯·赫拉索（巴兰基亚，1998），以及玛妲·杨恩斯（卡塔赫纳，2007），及其他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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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时期有两部佳作：Gustavo 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 ： García Márquez en “El Universal”（卡塔赫纳，《 宇宙日报 》，1995）及Jorge García Usta，Como aprendió a escribir García Márquez（Medellín，Lealon，1995），此书在2007年出了一部书名较不轰动的修订版：García Márquez en Cartagena ：sus inicios literarios（Bogotá，Planeta，2007）。两者皆表示这个城市对于他发展成为一个作家的影响较证据所显示的更深远，但他们都想修正多数人的观点，一般认为其后于巴兰基亚（1950—1953）的时期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尤其反对法国学者雅克·吉拉德的著述，他在20世纪70年代收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宇宙日报》（卡塔赫纳）、《前锋报》（巴兰基亚）、《观察家报》（波哥大）以及其他报章的所有文章。不管对这个无止境的论战采何种观点，都无损于吉拉德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关研究的贡献，而他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闻作品》系列所著之序言更是不可或缺。自1948年至2008年为止，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发表的一千多篇文章、散文以及短篇文学，只有少数曾以英文发表。针对这个时期的作品请参考Jacques吉拉德主编，Gabriel García Márquez，Obra periodística vol.I：Textos costeños 1（波哥大，黑羊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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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306-316，提供了有关这几个星期的大量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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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profile of Rojas Herazo，《前锋报》（巴兰基亚），1950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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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313-314，pp.320-321。在此书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称他为“何塞·桃乐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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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Un domingo de delirio，《观察家报》，1981年3月8日，其中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卡塔赫纳，提到它的魔力并揭露阿尼玛斯海湾的码头曾是他最喜爱的地方，就在市场以前的位置。亦见Un payasopintado detrás de una puerta，《观察家报》，198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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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卡塔赫纳，一般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因为向他学到很多而正式地向萨巴拉致谢，在1980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对记者Donaldo Bossa Herazo表示“萨巴拉是一位绅士，多亏他造就了现在的我”（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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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两篇文章皆无标题，出现在《宇宙日报》，署名“新段落”，于1948年5月21日及22日发表，距“波哥大大暴动”六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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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些以及其他所有这时期的文章都可在吉拉德主编Textos costeños 1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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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见吉拉德主编，Textos costeños 1，pp.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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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p.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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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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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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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García Usta，Como aprendió a escribir García Márquez，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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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个词在西班牙文中是“tan modosito”（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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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同上，p.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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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Franco Múnera引述同上，p.178。此细节非常重要：在种族主义的哥伦比亚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波哥大，对所有“岸边人”文化及部分黑人文化而言鼓声是种信息代码；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乐器的明确的情感，同时也象征着他对区域文化的情感，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看待卡恰克人观点的藐视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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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宇宙日报》，1948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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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爱伦·坡的文章，刊于《宇宙日报》，1949年10月7日。关于他与伊巴拉·梅拉诺的关系，见哥布·坡达，Cuatro horas de comadreo literario con GGM，op.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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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宇宙日报》，1948年7月4日；见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149。1950年2月16日该文于El Heraldo（巴兰基亚）重新刊出，增加了一个名字：Albani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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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宇宙日报》，1948年7月10日，1950年2月1日于El Heraldo重新刊出，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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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208，p.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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