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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这句话的原文是 “mucha vieja macha”，见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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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Rafael Betancourt Bustillo，García Usta引用，pp.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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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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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但这个世界已经再次发明了称为“魔幻现实”的东西，那些年长他两倍的作家们比如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en of Maize，1949）及阿耶霍·卡彭铁尔（The Kingdom of This World，1949）才刚接触到这个想法，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在和“家”搏斗，在这样一个（即使以当时拉丁美洲的标准来看）小说仍极度落后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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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Vivir para contarla，p.411（作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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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西尔贝”的文章，收录于吉拉德主编Gabriel García Márquez，Obra periodística vol.II ：Textos costeños 2（波哥大，Oveja Negra，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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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见埃利希奥·加西亚，La tercera muerte de Santiago Nasar（波哥大，黑羊出版社，1987），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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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La cándida Eréndira y su abuela Irene Papas’，《观察家报》，1982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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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Fiorillo，La Cueva，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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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在《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350，他说他现在开始 ! 到了p.363，他说那一直都是“半成品”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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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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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243。海梅·安古罗·波萨回忆在卡塔赫纳的日子，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摇对方的左手（同上，p.302）。说来也真讽刺，虽然评论家不断争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在卡塔赫纳或巴兰基亚开始阅读现代小说，他们之中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积极的政治教育无疑就从卡塔赫纳开始，从一开始的萨巴拉直到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政治从来就不是巴兰基亚团体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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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见Juan Gossaín，A Cayetano lo mató todo el pueblo，《观察家报》，1981年5月13日。路易斯·安立奎·加西亚·马尔克斯提道玛丽亚·阿雷罕德莉娜·塞万提斯的非凡事迹，她位于苏克雷的临时妓院“有点像某种办公室，我们都会在假期时在那聚会……我的母亲从不担心贾布很晚都还没回家，因为她知道他在玛丽亚·阿雷罕德莉娜那里。我不晓得人们是否能了解三十年前当时的状况而不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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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宇宙日报》（Viernes），1949年6月24日。这本书对他的重要程度可能有点夸张，他之后认为不论是真实生活或是小说中他所有对于时间的了解，都要归功于《达洛维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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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吉拉德主编，Textos costeños 1，pp.7-10；萨尔迪瓦尔，GM，pp.556-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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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Abelito Villa，Escalona & Cía，《前锋报》，1950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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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Arango，Un ramo de nomeolvides，p.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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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阿朗哥和加西亚·乌斯塔都用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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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七章 巴兰基亚、书商和波希米亚团体 1950—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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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我认为他去巴兰基亚是为了新鲜的空气、更自由、更高的薪水。”[1]四十多年后，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如此解释朋友的决定，他为何从卡塔赫纳这个历史城市往东八十英里去到热闹的海港城市巴兰基亚。1949年12月底，加西亚·马尔克斯离开卡塔赫纳时，已经又开始实施宵禁，在傍晚宵禁开始前抵达巴兰基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口袋里揣着路易莎偷塞给他的两百比索，另外，一位大学教授马里奥·阿拉里欧·菲利伯则不知道塞了多少钱给他。在波哥大搜查来的皮箱里放着《家》的手稿，一如往常，他比较担心弄丢的是手稿而不是钱。虽然他再次独自一人度过圣诞假期，却仍然非常兴奋；毕竟，如同一位喜好卡塔赫纳的人后来所承认：“在那个年代，来到巴兰基亚就像回到现实世界，真正的行动中枢。”[2]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向加西亚·马尔克斯保证，自己会动用一切关系帮他在《前锋报》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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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兰基亚这个地方几乎没有历史，也没有杰出的建筑，却很现代，积极进取，充满活力而友善，而且距离糟蹋哥伦比亚内在的“暴力事件”非常遥远。此处人口接近五十万。“是巴兰基亚使我得以成为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93年这样告诉我：“这里有哥伦比亚最高的移民率——阿拉伯人、中国人等，如同中古世纪的科尔瓦多，是一座开放的城市，里头满是聪明但一点儿也不在乎自己是否很聪明的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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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以“巴兰基亚团体”[4]知名的精神创立人是加泰罗尼亚人拉蒙·维耶斯，他注定要成为《百年孤独》中有智慧的卡泰隆老书商。他于1882年出生于山村贝尔加，在巴塞罗那长大，在西班牙小有名声，后来才于1913年移民至谢纳加。巴兰基亚的谣言至今仍传说他是同性恋，这似乎其来有自。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加勒比海时期两位重要的导师萨巴拉和维耶斯似乎都是同性恋。加西亚·马尔克斯认识他时（只有非常短暂的时间），维耶斯已经六十多岁了。他身材稍微粗壮，满头白发，额头上的头发像鹦鹉一样不受控制。他有办法让人同时感觉既害怕又友善，他虽然酒喝得不多，但很会聊天，有着非常细腻但尖酸的幽默感，偶尔也有非常残酷的坦白。[5]他在团体中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知道自己不是伟大的作家，但他广泛阅读，对于文学的观点开阔而精辟。他从来不曾富有，但总是轻松以对。维耶斯使这个团体的成员凝聚在一起，让他们有信心相信即使身处一个默默无名、显然没有文化的城市，没有历史，没有大学，没有有教养的统治阶级，但他们还是有可能受教育，而且很容易走在时代的前沿。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忘记他说过的一句话：“如果福克纳住在巴兰基亚，他会坐在此处。”[6]这一点也许是真的。早在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的概念之前，他就已经以此为自己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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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出生于1917年，是名作家何塞·菲利克斯·福恩马佑尔之子。他是团体中最安静的，也许是年轻团员中最认真的一位，但也是最关键的人物。首先是由于他和上一代有直接的关联，其次是因为他借由自己先前的关系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最后则是他首先建议加西亚·马尔克斯应该换到《前锋报》，福恩马佑尔自己工作了二十六年的地方。他广泛地阅读西班牙文、英文和法文作品，表面上缺乏远见，安静，谨慎，但如同其他人一般是经验老到的酒客，对于整个团体的和谐来说如同坚定的润滑剂。他有严重的口吃，但朗姆酒或威士忌常有舒缓之效。他强烈偏好古典文学和字典，无疑是此团体中真正博学、最广泛阅读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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