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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带着详尽而不厌其烦的问题，寻找新的角度，无意中揭露军舰并不是在暴风雨中翻覆，而是因为载有不恰当安置的非法商品而下沉，其安全程序也不尽完善。这篇报道使得《观察家报》和军人政府直接对立，无疑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更加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被认为是政权的敌人、麻烦的制造者。那些经常质疑他的勇气和投入的人应该慎重地回顾他这一时期的人生。无疑，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必是个被标上记号的人，虽然他惯常对当时的危险保持低调，但不难想象他的感受；他深夜必须走过阴森、抑郁的城市回家，不安地漂浮在军事专政的紧张气氛中。他居然毫发无伤地生存下来，这难道不是一种奇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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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之后，这份报道再度出版，名为“一个海上遇难者的故事”（1970）。惊人的是，这本书成为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间售出一千万本。1954到1955年间，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直接挑战过保守派政府，但在一篇又一篇的报道中，他所持的观点完全反驳官方版本，因而使许多比他更高声疾呼的左派同行更有效地挑战统治阶层，指引他的是详尽的调查、反思、沟通国内的现实状况。总的来说，他持久而优异地展现了说故事者艺术的力量、想象力的核心重要性，甚至在创作事实题材之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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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些完全投入和推动性的文章之后，《枯枝败叶》终于在5月底出现于波哥大，由出版商利斯曼·包姆旗下鲜为人知的印刷品牌希巴出版社印制，每本要价五比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画家朋友西西莉亚·波拉斯负责设计封面，描绘一个小男孩儿坐在一张椅子上，双腿摇摆，等待着什么——也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是的那个小男孩儿，在外公去世之前的梦想时代，如今转移到第一本出版的小说里。画家声称印制了四千本，但卖出的不多。[25]相对于他当时强而有力、高知名度的记者地位，这本书的出版是个奇怪的对比，因为它不仅属于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抛在脑后的年代，也是被抛在脑后的叙述方式——同时也是静止，历经时间折磨，宿命论，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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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总算出现一本印制成书的作品。虽然完全没有解除，甚至平息他的执着，但这本书直接取材于他的童年，五年前他和路易莎·圣蒂雅嘉如故事般回到阿拉卡塔卡后，他突然“脱离”《家》而写出的作品。书名是1951年临时想出来的，为了把小说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前的几个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类似序曲或是尾声的文字，标出的日期是“1909”，使标题更有意义，在历史上和神话上都给小说一个角度，同时理清它的社会意义，增加更清楚的颓废、失落和怀旧感。这些元素都由书中一位类似上校的叙事者传达，这个声音哀悼“枯叶垃圾”的来到，哀悼移民工人——而非哀悼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到来——接着不情愿地接受发生在镇上的事是“自然”情况的一部分，人生本身内在上下起伏的循环。此处所见的是一名二十五到二十九岁的男子，以七十岁的声音写作，但只用一点点儿的嘲讽看待他。此书献给赫尔曼·巴尔加斯，哥伦比亚的评论都还不错，不可避免，许多评论都出自于加西亚·马尔克斯亲近的朋友和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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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疲倦，厌倦了波哥大，一篇篇的报道所需要的研究一点一滴地耗费着他的精力，责任感随着期待水涨船高，在使他觉得被掏空，加上其来有自的恐惧，政府也许会对他明显敌意的立场进行报复。因此，可以离开的机会来临时——而且是去欧洲——他很快把握住，虽然后来他反驳并非如此。一如往常，他这趟旅程的理由并不明确。传说他需要离开国内是为了逃避来自政府的威胁，也传言这个解释本身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据称自我戏剧化的直觉行为中的许多例子之一。但不能这么容易的排除政治因素的解释：在许多最具挑衅性的报道之后，他曾经数度到海岸区去避风头；许多《观察家报》的其他记者都受到威胁，或是遭到不具名的人身攻击。这趟旅程也许是伪装在记者任务背后一次短暂的自我放逐，或是伪装在政治动机下一趟自我放逐的游欧旅程。或者，也许只是如同报社所说的：一次短暂的国外任务，从会见“四巨头”开始——在日内瓦开会的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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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开波哥大的公寓，大多数的东西都送人。他在波哥大也存了一小笔钱，虽然卡塔赫纳的家人仍然窘迫，他还是随身带着这笔钱。[26]他显然同意至少去几个月——在某些报道里，他声称自己本来只打算离开“四天”—— 但心知肚明可能会待得更久。[27]然而，连他都无法想象自己会离开两年半。对于这些不同的版本，最不宽厚、但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无法向贫穷的家人或未来的妻子承认，虽然已经在波哥大待了十八个月，如今自己却必须刻意地遗弃他们更长的一段时间。他有很强烈的责任感，但欧洲和未知的诱惑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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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是他在波哥大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基耶尔莫·卡诺家有一场喧闹的送别会，结果，加西亚·马尔克斯因此而错过了第二天早上到巴兰基亚的班机，不过他还是坐上了中午那一班。据说，他的家人非常勉为其难地同意可以暂时不需要他的资助，然而，他们当然完全不知道他到底要离开多久。他一定感到非常的不安和疲累，然而，还有如今芳龄已二十二岁的梅塞德斯要求会面——可是，他又能对她说些什么？当然，他还有在当地的朋友和以前的同事办的另一轮送别会要参加。他的心里“认定”梅塞德斯已经超过十年，但现在终于要决定她是否会成为他的“未婚妻”——也就是说，决定他是否也会成为她“认定”的对象。其实，自从当初在苏克雷他要求她嫁给他，已经过了十年。没有人问过她的生命中是否有其他爱慕的对象——她很明确地告诉我，从来没有过别人——或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什么认为可以拿她的忠诚冒险——或者，拿她的命运冒险。也许，他准备好接受自己害怕拒绝所带来的含义，以及自己并没有物质上的安全感可以提供给她的这个事实，如同《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所想的，不论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得到他心目中的女人，不论她此时做些什么，他们总有一天会在一起，她会属于他。这整段离别以许多方式诉说，覆盖着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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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向梅塞德斯求婚。如同所发生的，也许此事所显示的不只是他的焦虑、恐惧，害怕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以他漫长、非常漫长的方式；但却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害怕自己将失去哥伦比亚，失去未来和哥伦比亚之间的联系。梅塞德斯也来自他自己出身的地区、背景，保证会有人站在他这一边，一辈子了解他的“出处”。简单地说，她所代表的不只是但丁式的柏拉图理想——并不是说他不认为她的外表非常有吸引力——但也是非常实际、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完美的结合。他和但丁不同，他最终得以娶到难以得到的“心目中的女性”[28]，她才九岁时他就选择了她。那么似乎肯定的是，他现在之所以求婚，正是因为他打算离开她一阵子。也许他觉得自己现在是个有名望的记者，带着光鲜的任务要去欧洲，比较能够面对对方的拒绝。也许正因为同样的理由，她比较有可能接受求婚。但事实是，梅塞德斯甚少在回忆录中出现，而他们两位也甚少提供这场惊人恋情的细节。他在1954年离开巴兰基亚前往波哥大之前，他们根本很少有实质的交谈，但他却觉得他们之间存在一股默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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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他200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典型而顽强的以浪漫之姿出现最多的并不是他的一生至爱梅塞德斯，而是另一名女子马丁娜·丰瑟卡，他的初恋，少年十五岁时在巴兰基亚与之有过一段热烈恋情的已婚女性——直到她选择结束。他在波哥大那一章提过她好几次。[30]她真的存在吗？显然是，因为1954年年底的某一天，他在电话里听到她“开朗的声音”，在大陆饭店的酒吧里和她见面，这是十二年来的第一次，她开始显现出“不该有的老年人”迹象，问他是否曾想念她。“那时，我才告诉她实话：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可是她说再见的方式太残酷了，改变了我生命的本质。”她表现得很有风度，但带着一丝怨怼，甚至是恶意；她生了双胞胎，但向他保证不是他的。她说想看看他好不好，所以他问：“那我好不好？”她笑着说：“这一点你永远不会知道。”结束这一段感情时，他逗趣地说，一接到马丁娜的电话，他就很渴望见到她，但又害怕自己也许必须和她共度余生，“那天之后，每当电话铃声响起时，我感受过许多次同样凄凉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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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告白非常的引人遐思，更有意思的是，原意揭露了多少，又是为什么。这是关于他和女人的告白吗？也是对女性未曾言明的态度提供某种正当性？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对梅塞德斯许下承诺之前，马丁娜突然毫无理由地出现这一点，似乎有点奇怪。这是否以某种隐含的方式再次确认，在这样的文化中，男人如果和妓女、仆役或他人的妻子有频繁的性关系，就无法与打算结婚的对象有性关系，因而决定把两种感觉分开，一种是非正式的情圣唐璜，对“疯狂的爱情”敞开怀抱，另一种是正式的丈夫角色，在稳定、某种“安排”的婚姻关系中，终其一生厮守身为“处女”的女性（至少对其他男人是如此），一位忠诚、可靠的妻子，“好的爱情”的对象？[31]如果关于马丁娜·丰瑟卡的逸闻是真的——即使是杜撰，其他女性也曾对他有惩罚性的影响——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在自己的小说和文章里表达对于性爱分离的在意，为什么他许多年来都紧紧抓住这个想法，把自己安排给比他年轻许多的女子，为什么他在回忆录里没有表达对梅塞德斯的感情（这些感情永远可以、必须被视为理所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告诉过我，她（梅塞德斯）“从来没有说过她爱我”，也许这有可能是为什么当我在她的好友南希·维森面前问到她关于他们人生的这一段时，梅塞德斯带着一丝忧郁向我保证（虽然没有一丝苦涩）：“贾布是个非常不寻常的男人，非常不寻常。”[32]对我而言，再要求澄清显然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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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大部分是两个非常坚强、非常讽刺、非常讲究隐私的人之间的游戏。关于他离开之前他们之间的协议，许多年来虽然有许多版本[33]，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回忆录里向我们保证，他前往欧洲之前并没有“见到”他的甜心——除非他真的有在街上的出租车里透过车窗看到她，但没有停下来。因此，在没有见到梅塞德斯的情况下，他不可避免地在“洞穴”参加另一场送别会，已经带到波哥大的宿醉又加重许多。第二天，团员还有办法起床到机场送行。对于三十六小时横跨大西洋到旧世界的旅程而言，他的宿醉是最糟糕的准备。不过，他还是准备好迎接眼前的体验——二十八岁的他是个成功的记者、受尊敬的作家、已经出版首部作品，就这样的旅程而言是很恰当的一刻。欧洲闻名的风华等待着他，但了解他的人可以确定的是，他会以自己努力挣来的角度看待这些风华。不用说，他的回忆录中完全没有提到《尤利西斯》或珀涅罗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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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在1992年及1994年在墨西哥访谈阿尔瓦罗·穆蒂斯。为了本章的内容，我也访谈下列人士何塞·萨卡尔（波哥大，1991；卡塔赫纳，2007），Germán Arciniegas（波哥大，1991），胡安·古斯塔沃·哥布·坡达（波哥大，1991），安娜·玛丽亚·卡诺（波哥大，1991），阿方索及费南多·卡诺（波哥大，1993），Alvaro Castaño（波哥大，1991、1998、2007），南希·维森（墨西哥城，1994），何塞·丰特·卡斯特罗（马德里，1997），雅克·吉拉德（土鲁斯，1999、2004），还有其他许多访谈对象。1993年，Patricia非常专业地带领我参观波哥大市中心所有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关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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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Alfredo Barnechea和José Miguel Oviedo，La historia como estética（interview，Mexico 1974），reproduced in Alvaro Mutis，Poesía y prosa（Bogotá，Instituto Colombiano de Cultura，1982），pp. 576 - 597（p.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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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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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scar Alarcón，《观察家报》1982年10月24日，p.2A。我访谈Oscar Alarcón，他是来自圣玛尔塔的表亲，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2007年在《观察家报》中提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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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自于1991年我与萨卡尔之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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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a reina sola，《观察家报》，1954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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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吉拉德主编，Entre cachacos. 1，pp.16-17。吉拉德的作品再次成为此时期无可取代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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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Sorela，El otro García Márquez，p.88。Sorela，一位曾在西班牙《国家报》担任记者的人士，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报道独具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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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吉拉德主编，Entre cachacos 1，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评的评论特别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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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种一致性、可信度，以及——是的——人性光辉，是他与不朽先驱塞万提斯斩不断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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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鉴于他如此喜欢旁敲侧击，他人生的后期通过电影与新闻“工作室”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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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活着为了讲述生活》，p.450。亦见何塞·丰特·卡斯特罗，Gabo，70 años ：“No quiero homenajes póstumos en vida”，《时代报》，1997年2月23日，作为这个阶段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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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94年及1997年与南希·维森在墨西哥城的访谈。关于路易斯·维森，见E.García Riera，El cine es mejor que la vida（墨西哥城，Cal y Arena，1990），pp.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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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由Fiorillo引用，La Cueva，p.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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