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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家报》的新闻部编辑是何塞·莫诺·萨卡尔（莫诺是“金发”也是“猴子”之意），一位要求严格、不假辞色的主管，他的口头禅是“新闻、新闻、新闻”[4]。他从小接受报社的雇用，因此所受的教育包括新闻学院和社会大学，因而自成一格。从一开始，他就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声不以为然，深深地质疑他毋庸置疑的文学能力和无可救药的“抒情风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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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几星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两篇关于皇室权力与孤独、神话与现实的文章显现了他的价值：第一篇《克里奥佩特拉》非常有趣，文章殷切地期望一座据说是埃及皇后的新雕像不会改变两千年来男性对她的浪漫印象；第二篇《孤独的皇后》是关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新近丧夫的母亲。这也许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当代特定主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心之作——特别是结合权力、名声和孤独——二十年后在《族长的秋天》中达到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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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已经是祖母的皇太后一生中第一次真正的独自一人。由孤独陪伴着，她漫步在白金汉宫浩瀚的长廊里，想必怀旧地想起那快乐的时光，当时的她从来没有梦想，也没有希望梦想成为皇后，和夫婿与两个女儿住在亲情满溢的房子里……浑然不知神秘的命运之手会把她的孩子和孩子的子嗣变成国王和女王，她成为孤独的皇太后。一位孤独、悲伤过度的家庭主妇，她的家渐渐淡入白金汉宫迷宫般的无边无涯之中，无尽头的长廊，无边际的后院延伸到非洲边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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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诡异的是，萨拉梅亚·博尔达对于年轻的伊丽莎白二世情有独钟，这篇文章特别说服他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准备好迎接更伟大的作品[7]。基耶尔莫·卡诺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的时候，他很自然地必须适应报纸的谨慎以及似乎有些匿名的风格，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作家开始调整自己，配合新人杰出的即兴创作能力，并且起而模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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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得自己坐在办公桌前为报纸的“每一日”专栏写文章，在嘈杂房间的另一头，何塞·萨卡尔或基耶尔莫·卡诺会用大拇指和食指告诉他需要多少字数填补版面。他的新闻写作失去了些许的魔力，更糟的是，波哥大并没有提供他在海岸区随手拈来的重要灵感。2月下旬，他已经无趣到快要掉眼泪的程度，说服管理阶层让他尝试电影评论，于周六刊出。能够每周几次逃避“全世界最抑郁的城市里”独裁下生活的紧张、报社里令人厌倦又有些多余的学徒生活，能够逃到电影的幻想世界里避难，对他而言想必这是非常美好的解脱。而他也算是先锋评论员，因为在此之前，哥伦比亚的报纸并没有记者写过常态性的电影专栏，顶多只是限于提供情节大纲以及报道明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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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他对于电影的观感就是以文学性和人文主义出发，不是针对电影的拍摄手法。[9]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快速进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想必使他的思考能力更加敏锐，使他有机会“教育人民”，也许使他们脱离错误的意识，不再偏好整套包装的好莱坞产品，而是以美学塑造的法国作品，他特别喜欢来自意大利以“美学”构想并执行的作品。不过无论如何，20世纪50年代波哥大的影迷不太可能欣赏电影的前卫评论，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就很执着于从“人民”的角度审视现实，当然他也在进行中修正方向。无疑，他的电影评论所持的是美学上和意识形态上可质疑的“一般常识”立场，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特质之一就是他的“一般常识”不可避免的是“正确判断”，几乎从来不是“无稽之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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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对于自己认为是肤浅的商业片以及好莱坞体系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他抱持敌意的态度——他认为奥森·威尔斯和查理·卓别林是例外——他时常捍卫欧洲电影，希望把他们的制作和道德标准引进哥伦比亚，成为国家电影发展的标准；再加上拉丁美洲的角度，可以在未来的岁月里成为永久坚持的目标。相当意外的是，他很在意技术问题，即剧本、对白、导演、摄影、音效、音乐、剪辑、演技，也许由此可见他后来所称自己文学作品的“工匠”；也就是他从来不愿意完整分享的专业“窍门”，至少关于小说方面是不愿意。[11]他坚持剧本应该精简、前后连贯、流畅，特写和长镜头应该有相等的分量。他从一开始就很关注故事完整性的概念，终其一生都如此执着，这也解释了他对于《一千零一夜》《吸血鬼德古拉》《基督山伯爵》以及《金银岛》持续的尊崇——这些都是以高明的技巧讲述的大众文学作品；在电影中，他也要求这些元素的存在。主导的应该是客观的现实，然而内心世界，即使是幻想世界，也都不该忽略。他特别提到维多里欧·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中，最杰出的特色就是其“人性的真实性”和“如人生的方法”。这些主要的概念主导他接下来几年的观点，距离融合成古典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布尔乔亚和社会写实主义也不远，不过并非前卫。对于当时在巴西、阿根廷或古巴电影中可以找到萌芽中的法国新浪潮，他似乎并无察觉。的确，他12月31日所选出年度电影，无疑显示出对1954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意大利新写实主义才是电影制作的王道。相当讽刺的是，他最喜爱的当代导演德·西卡和无可比拟的剧作家塞萨·柴伐蒂尼从来都没有参与写过像《枯枝败叶》这种情节的电影剧本。这也就是为什么此时此刻，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会再写像《枯枝败叶》这样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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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时间紧张忙碌，一周结束时他参加记者的常态聚会“文化星期五”，《观察家报》和《时代报》的员工碰面一起喝酒，互相辱骂，有时喝到清晨。[12]他也参加波哥大的电影俱乐部，策划人是这位年轻作家多年间所认识，众多精力旺盛的加泰罗尼亚人流亡人士之一路易斯·维森，他曾经和伟大的评论家乔治·萨杜尔一起合作《法国荧幕》（L’Ecran Français），此刻在哥伦比亚卖书为生，并和两位哥伦比亚人——影评人厄南多·萨瑟多和画家安立奎·葛劳一起主持电影俱乐部。聚会之后，他会继续参加在距离报社办公室不远之处，路易斯·维森和他哥伦比亚妻子南希的家里的派对，派对常常举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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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波哥大人”的世界里，这新颖、颇具中产阶级特色的生活形态无法取代海岸区生活中纯粹的玩乐和振奋，更别说兴趣。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居住的早期写信给阿方索·福恩马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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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告诉您我在这里的状况还算不错，现在还是得再加强稳固自己的处境，您高贵父辈的关心也才能更放心。报社里的气氛很好，目前为止我享受和资深员工一样的特权。不过难过的是我在波哥大还是没有家的感觉，虽然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习惯。因为我在这里并没有过着“才智”的生活，对于小说情节的发展有些迷失，因为《尤利西斯》（萨拉梅亚·博尔达），我在这里唯一见到的天才，他总是埋首在大本无法消化的英文小说里。推荐一些翻译给我，我收到一本西班牙文版的《萨托里斯》，但书散掉了，我把它退回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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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的富裕并没有让他偶尔回到巴兰基亚拜访朋友，或知道梅塞德斯在做什么，也没有让他和家人保持联系——当然，还有晒晒太阳，以及光是离开波哥大就能得到的舒坦。不过，他的名字出现在阿尔瓦罗·塞培达不久后所导演的实验性短片《蓝色龙虾》中，显示他拜访海岸区的次数还算合理的频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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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的老朋友已经有了新的聚会场所，巴兰基亚团体的成员不再那么自命不凡，不再是“洞穴里的恶作剧”，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五年后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为他们取的名字。他离开巴兰基亚不久之后，这群人就重新聚集，把活动焦点从旧城中心搬到波斯顿区，距离梅塞德斯·巴尔查住的地方不远。阿方索·福恩马佑尔的表弟爱德华多·维拉·福恩马佑尔是个有其他志向的牙医（梅塞德斯曾是他的病人），他开了一家酒吧，原先的店名是“徘徊”，后来这群人把它改名为“洞穴”（就像卡塔赫纳码头边那家酒吧一样）。虽然主角本人无法经常出现，然而，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关的传说中，此处被赋予名垂千古的地位，如神圣的庙宇一般。店内弥漫着喧闹、大量的饮酒和争吵，维拉最后不得不贴上告示：“在这里，顾客永远都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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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波哥大，1954年6月9日，他在近中午时回到希门内兹·奎萨达大道附近，探视当时正在模范监狱服刑的原来的老板胡利奥·塞萨尔·维耶卡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目睹了新军人政权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他突然听到一阵机关枪的声音，就在惊吓的作家眼前，政府军对着示威的学生开枪，造成严重伤亡，包括多人丧命。这个事件终结了政府和自由党媒体之间不安的停战协定。在《宇宙日报》工作的早期，加西亚·马尔克斯激进的政治观点就很明确，当时正是“波哥大大暴动”的几星期后。但此次第三度住在波哥大，接近波哥大，不只让他决心投入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就是社会主义——而且至少也有几年的时间观察和诠释现实的特定方式，以及特定的表达方式、沟通技巧。这样做的成果就是他的政治新闻报道、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等故事。他已经渴望多年有机会成为记者，但《宇宙日报》和《前锋报》总是仰赖国际电讯，加上他们缺乏资源，更重要的是，在当前政权的审查制度之下，根本无法从事严肃的新闻报道。在许多方面，他们的任务是出版东西，只要不是以往的保守党宣传文宣，什么都可以。《观察家报》的老板是不可动摇的，如今他们手下有这位年轻作家，展现出对于国内不同领域的大众、他们所做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的好奇；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个喜欢故事的人，只要有机会就把自己的人生写成故事，他现在会把握这个机会，把其他人的人生也变成故事，抓住读者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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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哥伦比亚，新闻通常都很可怕。当时是“暴力事件”的高峰，寡头政治野蛮的准军队杀手在乡间持续地屠杀自由党，他们又被称为“煽动低下阶层革命者”或“鸟人”；自由党的游击队则在许多地区努力地拼斗着无望的战役。酷刑、强暴、凌辱尸体皆属稀松平常。罗哈斯·皮尼利亚在3月6日开始新闻审查，在波哥大学生杀戮事件后又更加严格。前任总统洛佩斯·普马雷霍于3月25日提议两党协议治理国家，这个提议在三年后才修成正果，发明所谓的“国家阵线”，但此刻并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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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部分反映了冷战狂热时期外围国家的处境。美国正处于麦卡锡主义的高峰，艾森豪威尔甚至在1954年8月使共产党成为非法，麦卡锡终于在同年12月遭到参议院谴责。同时，共产党集团正致力于1955年5月签署的“华沙条约”。在巴兰基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大多数的朋友和同事更有同情心地聆听共产党员豪尔斯·罗登的喋喋不休。他上次在巴兰基亚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去世后的几个月，哥伦比亚罗哈斯·皮尼利亚政变的几周后，当时一位假装卖表的男人拜访加西亚·马尔克斯，原来是一位共产党员在招募党员，特别是记者，以手上的钟表交换。加西亚·马尔克斯到波哥大就开始和政治革新派的同事一起工作，另一位卖表的推销员随即又出现，不久，加西亚·马尔克斯就联系上了哥伦比亚共产党的总书记西伯尔特·维拉，他秘密地住在距离市中心只有几条街的地方。[16]加西亚·马尔克斯清楚地了解到，共产党从他和塞培达一起在《国民报》共事时就开始关注他，认为他是有前途的人才，但据他所言，他们同意他对共产党最好的用处是撰写严肃的报道，似乎在党提出的条件方面他并没有妥协。在未来的几年间，共产党似乎继续以此观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活动，可能的话支持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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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萨卡尔建议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安堤欧基亚去调查7月12日的泥石流“他妈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搭乘前往梅德茵的飞机，城市东边的“半月”社区在两周前倒塌，死伤惨重。有些存疑者把责任怪在政府的腐败和偷工减料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任务是到现场重现事故经过。这位勇敢的记者后来承认自己对于飞行感到非常紧张，发动阿尔瓦罗·穆蒂斯和他一起旅行安抚他，把他安置在豪华的奴帝巴拉饭店。他独自一人时因为紧张而呕吐，完全被体能上的挑战和道德责任所淹没，差点在到达梅德茵的第一天就辞去报社的工作。镇定下来之后，他发现“半月”社区已经没有人了，因此也没有什么可以补充在他之前其他记者的相关报道。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一场暴风雨更延长了他的痛苦。他再次考虑逃回波哥大，最后，完全的绝望以及碰巧和出租车司机的对话促使他开始行动。他开始思考、真正地思考他在调查的这个事件：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他该去哪里、该做些什么？缓慢但带着越发的兴奋，他发现记者工作中调查这部分的乐趣，对事实的创新探索，某种程度上是发明事实，为数以万计人民塑造甚至改变现实的力量。他了解到“遭逢意外之死”就是他的“观点”，他要求出租车司机马上带他到“埃斯堂西亚斯”，这场灾难中最多死者原先出发之处。他很快地发现了官方疏失的证据，短期和长期都有（这场山崩似乎已经酝酿了六十年！），但也揭露了这场悲剧不可预期以及更具戏剧性的一面，大多数的读者比较不想知道的。许多的死亡是因为城市其他部分的人在没有官方指导或协助的情形下试图进行协助，因而引发第二次山崩。他采访了许多幸存者和目击证人，官方单位则包括当地的政治人物、消防队员和神职人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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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开始写。很有可能一开始是非常海明威式的，但等他写完的时候，已经完全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风格，独特地呈现出人生是一场戏剧，充满恐怖和命运的讽刺，人类的命运注定活在由时间所主宰的未知的力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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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学生胡安·伊格纳希欧·安赫尔站在延伸向下的岩棚上，他的前面还有一名大约十四岁的女孩儿和一名十岁的男孩儿。他的同伴卡洛斯·加夫列尔·欧布雷贡和费南多·卡耶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前者一半被埋起来，窒息而死，后者有气喘，停下来喘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跑不动了！”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和那男孩儿女孩儿一起跑下去的时候，”胡安·伊格纳希欧说，“我来到一个凹洞，我们三个趴在地上。”男孩儿从此没有再起身，安赫尔后来从尸体中辨认出那女孩儿。她起身一会儿但又沉下，看到凹洞里的土又浮起来时，绝望地尖叫着。一阵泥石流崩塌在他们的身上。安赫尔试着再跑，但他的双脚不听使唤。泥土瞬间就到达他的胸部，他挣扎着挣脱右手。他维持这样的姿势，直到雷鸣般的声响停止，他感觉到在浓密无法挣脱的泥沼底部的双脚，那女孩儿一开始用尽力气抓住他的脚踝，朝他爬去，最后，逐渐减弱的载浮载沉之后，她抓住他脚踝的手已经松脱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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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可以肯定副标题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选的，“悲剧始于六十年前”，“梅德茵，自力救济的受害者”，以及“老旧金矿是否加速悲剧发生？”[19]他学到如何把自己的世界观融入一套新闻“角度”之中。他朋友的好朋友“贾布”最近才诞生，但伟大的故事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现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他很乐意把部分责任怪罪在相关单位身上，但也很在意呈现出所有的事实，包括许多怀抱善意前往救援的人，却无意中增加了悲剧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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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前锋报》的新闻报道是一系列关于哥伦比亚被遗忘的地区，位于太平洋岸的丘可省。1954年9月8日，政府决定把未发展、森林密布的丘可省切割之后分给安堤欧基亚、卡尔达斯和瓦耶地区。加西亚·马尔克斯带着摄影师基耶尔莫·参契兹前去报道激烈的抗议与冲突事件。旅程之颠簸、飞机之老旧让人惊讶，他记得“飞机里在下雨”，连飞行员都快吓死了。丘可这个省份的居民大多是非裔哥伦比亚人，立刻就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起阿拉卡塔卡及其周边的环境。对他而言，把丘可地区分割解体的建议就是波哥大冷酷无情心态的表征，虽然其他评论员怪罪的却是具有野心的安堤欧基亚人。他抵达的时候发现示威行动已经逐渐衰落，他就找了朋友安排更多抗议行动！以确保他的任务成功。几天后，随着新闻越滚越大，越来越多的记者过来报道，政府取消了原先重新建构四个省份的计划。[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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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新的学习典范欧内斯特·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正如他迷恋福克纳那段时期所发生的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每一日”笔名写了一段，重复他先前关于诺贝尔奖现象的评论。这一次，对于这个已经颁发给许多“不值得”作者的奖项，他降低了奖项可能的重要性。至于海明威，他猜测对于一位一生中“充满兴奋时刻”的人，想当然这一刻必定比较没有那么令人兴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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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刊出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有名的新闻报道，来自一场非常冗长的采访，每次四个小时，多达十四次，受访者是海军军官路易斯·阿雷翰德罗·委拉斯科。2月下旬，驱逐舰卡尔达斯号从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改装后要回到停靠港卡塔赫纳，据说途中因为暴风雨而失去控制，他是八名掉下船的船员之一。委拉斯科在救生艇上生存了十天，没有食物，可饮用的水很少。他成了全国的英雄，由总统赠勋，受到媒体的致敬，包括新的电视频道，享受一切的光彩，直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采访他……这次采访是基耶尔莫·卡诺的主意，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则认为这个故事已经冷却下来。采访在希门内兹大道的小咖啡座进行[22]，委拉斯科拥有惊人的记忆力，本身又是个叙事高手，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发展出一种能力，可以提出揭露事实的问题，凸显答案的精华或是故事中最人性化的一面。委拉斯科一开始只强调英雄的那一面，和海浪搏斗、控制救生艇的问题、对抗鲨鱼、心灵的挣扎，直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打断他：“你难道没有发现已经过了四天，你都还没有大小便！”[23]每次采访之后，他在傍晚回到办公室，写相关的章节写到很晚。何塞·萨卡尔从他手上接过稿子，有时候不需更改就直接跑到印刷厂。基耶尔莫·卡诺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希望他可以写到五十章。在十四章的系列连载结束之后，《观察家报》于4月28日发行完整故事的特刊，这次声称是“哥伦比亚报纸出版的最大发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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